普朗克认为新的科学真理往往要等老一代科学家死去才得以传播。但是从达尔文主义的传播来看，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普朗克原理

普朗克自传中写道：“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靠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看到光明而获胜，而主要因为反对者终于死去了，熟悉这一真理的新的一代成长了。”

如果普朗克是对的，那么理由、论点、论据在科学变革中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每一代科学家都是在某种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旦灌输进某种观点，就很难改变了。科学家的死亡率对科学变革的速度规定了一个上限。人们可能认为，科学家会发现这种观点使人反感，但又的确可以一再发现某些科学家对其它科学家、尤其是对老科学家的无能进行冷嘲热讽的评论，以期改变他们的思想。例如拉瓦锡在他的《对燃素的见解》一文中最后写道：

我并不指望我的观点马上被人们接受。人的思想会成为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在大部分经历中都是根据某种观点观察自然界的人，很难接受新的观点。因此只有时间的流逝才'能确证或者摧毁我提出的见解。同时，我很满意地看到年轻人开始毫无偏见地研究科学，还看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以崭新的思想认识到化学真理——而不再相信斯塔尔所谓的燃素了。

在《物种起源》—书结尾，达尔文也做了同样说明：

虽然我完全相信本卷里以摘要形式给出的各种观点的真实性，但我绝不期望能说服那些有经验的自然学者们，他们头脑里充满了长期以来以直接与我对立的观点所看到的大量事实。用“创造计划”、“统一设计”之类的辞句来掩盖我们的无知，并把仅仅是复述事实说成是解释，那是很容易的。任何人如果喜欢强调尚未解释的困难，而不喜欢解释大量的事实，都会反对我的理论。只有少数头脑比较灵活、并对物种不变已开始怀疑的自然学者们，才可能会受到本书的影响；但我仍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寄希望于新生的自然学者们，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

T. H. 赫胥黎深信老科学家们无力改变自己的思想，甚至宣布科学家到了六十岁就应该绞死，“以免年龄使他们僵化，不肯接受新的真理，成为前进的障碍，更坏的是，他们所获声望越高，对进步的障碍就越大”。不用说，当赫胥黎开这个值得注意的玩笑时，他自己已年过六旬了。

可以看到，今天很多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一致认为，年龄造成了科学家转变思想的快慢不同。例如库恩和费耶本德都引用了普朗克原理支持他们的观点：从根本上看，科学革命是非理性事件。尽管库恩也注意到像这样的事实需要重新进行评价，但他相信对这些事实“人们太熟悉了，无须再加以强调了。”J. Cole和S. Cole都把普朗克原理，联系到“老行家逐渐被那些具有本学科基础方面的新观念的年轻人所取代的过程”。虽然G. N. Cantor也承认有反例，但他仍然断言：“不可比拟性倾向于证实普朗克的说法。”H. Bondi发现普朗克原理是一种“令人难过的说法，但也许并没有全错。”B. Barber在讨论阻碍科学变革的社会、文化根源时，也提到普朗克原理，但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像Barber评价得那样不偏不倚，使人得到一个总的印象是科学家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坦率。R. K. Merton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不仅科学家阻挠变革，这种阻力还在科学变革中起积极的作用。没有阻力，科学将被浮浅的思想所淹没。

许多作者还具体评论了年轻科学家在达尔文理论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老科学家的沉默。例如A. E. Gunther阐明“老一代科学家都沉浸于圣经之中，他们不胜震惊地拒绝这一理论。”H. W. Paul还注意到意大利教会知识界要坚持古老的科学教义是多么困难啊！“因为反达尔文'主义的一代科学家已经死去，新的生物学共同体已越来越多地批判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教义。”B. Loewenberg说：“达尔文特有的敏锐性，再也没有他对科学界反应的预言表现得更清楚了。”老科学家们几乎都不可能转变。只有年轻科学家们才有足够的思想灵活性理解和接受进化论。虽然W. O. Hagstrom告诫说：“毫无疑问地接受达尔文和普朗克的说法当然是不明智的，正像接受另一种革命中罗伯斯庇尔和列宁对他们对手的说法一样”，但他认为对这一现象提出这样一种解释就够了：

年轻的科学家可能觉得他们比老科学家更容易接受新观点，后者可能更顽固地信奉原来的观点。年轻科学家虽然也一直受到一种教育，只向他们灌输被公认的理论，很少给予他们相反的论证，但是这种信念还是很浮浅的。只有用这种理论说明了以前所难以说明的问题，只有感受到这种理论的威力和理论受检验的困难，才能对这一理论坚信不疑。只要出现危机和变革，老一代科学家就可能坚信新理论和已有理论调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年轻科学家们则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变革和现行理论显然是不相容的。

当然，认为知识渊博的人要比头脑简单的人更难于改变思想：这似乎是很有道理的。成熟的科学家应比刚刚开始科学生涯两年轻科学家更信奉已有观点。但很少经验证据可以说明这种现象的存在。对科学非认识影响的主张，很少受到经验的检验。普朗克原理好的一方面是它可以检验。要了解十九世纪科学家的生卒年月很容易，但要知道他们在什么时间开始对科学问题采取什么态度，然后将二者加以比较，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却困难得多。如果本节所列举的作者说得都对，那么1859年初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应当最容易改信物种进化论，而乖僻的老家伙们都不肯让步。

达尔文主义的洪流

在达尔文时代，公众舆论认为，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十年内，达尔文取得了胜利。1863年C. Kingsley评论说：“科学精神是极其古怪的；达尔文仅仅依靠真理和事实的力量，就可以像洪水一样战无不胜，冲进各个领域。”1870年A. W. Bennett指出：“最近几年内，达尔文迷人的假说已完全抓住了我国和德国的科学精神，科学界几乎所有的年轻—代都属于这一学派。”1877年英国科学促进学会主席A. Thomas所作演说中的评论是有代表性的。他说：“仅在十年或十二年的相当短的时间内，达尔文主义就得到科学界的大部分人的普遍赞成。”选择这十年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这正是理查德 · 欧文所规定的进化论的让位时间，这是一个十分激怒达尔文的预言。欧文一方面反对达尔文的观点，一方面却又声称是他最先提出这些观点，这样，他进一步激怒了达尔文。

十年为期的说法，也为近代达尔文主义革命的评论家们所接受，例如G. Himmelfarb断言：“事实上，达尔文并不是一生而只是在这十年的光景才看到了他的思想上的胜利。”C. D. Darlington同意这个说法：“然而，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知识界实际上都转变到起初叫做遂化论而现在称作达尔文主义的达尔文观点方面来了。”A. Ellegard——他是实际上用广泛的抽样来支持这一主张的少数作者之一——也断言；至少在大不列颠，“在《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的头十年末，进化论观点实际上已在知识阶层确立了。”

'进化论在科学家中比在有文化的群众中更受欢迎吗？在科学家中，受过某学科训练的科学家比其它方面的科学家更强烈地倾向于进化论观点吗？达尔文的观点是否全部受到同样的欢迎？达尔文主义的命运是否也同样遍及整个科学界？目前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未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Ellegard对英国通俗出版物上的各种反应的研究，却是个例外。另一个例外是T. Glick所构思和编辑的一部书，书中大约有十二名历史学家对全世界接受达尔文主义的情况做了比较。这些作者发现，在多数国家里，达尔文主义的胜利是迅速而又全面的。例如H. W. Paul很快发现，“意大利的科学团体几乎普遍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 W. Montgomery说：“尽管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反对者仍很活跃，但在德国持续十年的反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基本失败了。”I. Bulhof注意到：“尤其是在年轻的科学家中间，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的地位很快改变了，它从大胆的假设而一下变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向达尔文主义世界观的转变是迅速的，“唯独在1859年荷兰的科学理论状况还不能解释这种速度的原因。”

在美国，不顾宗教和路易斯 · 阿加西斯的极力反对，进化论的胜利也像在意大利、德国和荷兰那样迅速而彻底。虽然阿加西斯至死都坚决反对进化论，但那时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威的博物学家J. D. 戴纳在1874年也不再反对进化论了。在美国虽然没有一个最好的学校校长允许在他们的课堂上讲授进化论，但在1880年《科普月刊》提出异议的时候，《长老会观察家》发现只有一位美国博物学家公开的否认进化论。不管西班牙天主教会的势力多大，T. Glick断言：就是在西班牙，“进化论思想的传播也非常广泛，以致天主教复仇主义也不能击退这股洪流”。在沙皇俄国和在法国，变革既不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彻底。在俄国，颇有声望的科学家们都顽固地坚持其传统信念，而拥护进化论的年轻人只好另找出路。当时世界各国都需要一个科学传统，只有法国是最不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

调查一下在1859年已20岁和至少活到1869年的英国科学家，通过对他们公开发表的声明或私人通信的研究，我们试图估价达尔文是怎样成功地使英国的科学团体相信物种进化论的，并估价年龄在改变他们对物种进化论的观点中的作用。当然，英国科学家的反应也可能有特殊性。我们已指出，看来普朗克原理很适用于俄国的情况。在俄国很少有著名科学家改变观点。但由于相反的原因，普朗克原理却不适用于法国。法国科学家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看来都不受达尔文去义魅力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对科学进程的直观知识并不完全可靠。达尔文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十年内，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接受了物种进化论。他们还认为，年轻的科学家以其较为“易受影响”的头脑比老科学家更容易转变观点。后来的评论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期时，也得到了相同的印象。诚然，那些在1869年以后仍然反对物种进化的科学家，比那些赶浪头的科学家年纪大。然而，年龄只能解释接受进化论中不到百分之十的变化，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变化还有待解释。还值得注意的是，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科学家直到1869年仍未被说服，而且这段时间中接受进化论的科学家年龄与其思想转变所花时间相比较，其间未发现任何重要关系。

显然，新科学思想的传播很少能引起科学家死亡。科学家死亡是否能促进新科学思想的传播？这仍是一个问题。我们的研究没有表明达尔文“仅仅依靠真理和事实的力量”征服了所有地方，但表明：年龄与接受新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却不像普朗克所声称的那么重要。

〔摘译自美国《科学》杂志，1978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