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878和1882年间，美国科学界的一些关键人物在促成托马斯 · 阿尔瓦 · 爱迪生的电气照明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对他的才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科学家开始把他看作同人，而爱迪生也自以为是科学家。但是，爱迪生在科学家和美国公众中享有崇高声望和他自命为科学家，今激怒了美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H. A. 罗兰。于是，罗兰在1883年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替纯粹科学请命”。
在1979年即电气照明—百周年纪念的时候，围绕T. A. 爱迪生的发明以及他在美国技术史上的地位出版了不少论著，开了大量会议。但是关于在他研制照明系统的那些关键的年代里他与美国科学界的关系，却被人们忽视了。这种关系和爱迪生的科学概念不仅对于理解爱迪生成功发展电气照明技术，而且对于了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美国科学状况都是攸关重要的。
美国科学界的一学关键人物在促成爱迪生的电气照明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对爱迪生的才能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科学家开始把他看作同人。这样，尽管以前与科学家们有不愉快的分歧，爱迪生也开始自以为是一个“科学家”。但是爱迪生博得美国科学界名流的青睐（更不用说美国公众把爱迪生当作英雄崇拜）以及自命为科学家，激怒了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实验物理学家H. A. 罗兰。1883年他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作了著名的“替纯粹科学请命”的报告，痛斥了“爱迪生时代”。
虽然纯粹科学的观念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在美国出现，但是罗兰的演说使这种观念突显出来，纳入占支配地位的科学和功利的观念之中。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科学史家长期来一直把罗兰的“替纯粹科学请命”看作是十九世纪关于纯粹科学的最高赞词。罗兰争辩说：“美国的科学是将来的，而不是现在的或者过幸的事情……”。他接着又说：
根据我的观点，一个人的正确方针是考虑应该做些什么，以便在美国建立物理科学，而不是去把电报、电灯等电气装置叫做科学。我不想贬低所有这些东西的价值；世界的进步要依靠它们，而且成功地研制了这些电气装置的他应该受到尊重。为进餐者发明了新的可口食品的厨师同样地在一定程度上造福于世界；然而，我们不会授予他化学家的称号。然而，把科学的应用和纯粹科学混淆起来的事例现在屡见不鲜，尤其在美国的报纸上。有个卑微的美国人剽窃过去某个伟人的思想，通过把这些思想付诸家庭应用而自己发财致富。可是，他常被人捧得高于提出这些思想的那个伟人，而这伟人可能已经提出过几百种这样的应用，从而使得他的思想必不可免地带有粗俗的成分。
罗兰甚至提出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这样的科学学会，应对美国科学这种状况负责：当〔科学〕学会的一般格调低下，最高荣誉给予平庸之辈，三流人物被奉为楷模，微不足道的发明夸大为科学发现的时候，这种学会的影响是有害的。出席这样一个学会的会议的一个年轻科学家很快就会思想走上歧途。在他看来，一个鼹鼠窝是一座山岳，而这座山岳也是一个鼹鼠窝。小小的发明家或者地方名流在他的心目中比某异乡的伟大的科学领袖还要伟大。他以鼹鼠窝来度量自己而心满意足；殊不知与山岳相比他只是一粒原子而已。或许他到晚年才明白过来，但是已经为时已晚。然而，如果当初他就看到山岳的雄姿，那么这个年轻科学家至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长进。
罗兰这番话所表现出来的怨气，只有从爱迪生与这位物理学家的关系（如他们两人的幸存的通信所反映出来的）和他与美国科学界别的关键人物的关系的背景中才能充分理解。了解了这些关系，就会明白爱迪生为什么特别激起罗兰攻击，以及一般的纯粹科学为什么在十九世纪呼声提高。因此，虽然爱迪生的发明和他办的雏形工业研究和发展实验室引起美国技术发生巨大进步，但他与美国科学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的冲突促使形成一股导致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一分为二的强大的阻碍进步的思潮。
在整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联结爱迪生与美国科学界的关键人物是G. F. 巴克，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物理教授、《美国科学杂志》的副主编、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1879年主席。在爱迪生1878年决定献身于发展电气照明技术中，巴克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爱迪生是在应巴克之邀和他进行了一次旅行，到怀俄明与其他科学家一起观测了日全食后，作出这个决定的。在这次旅行中，他们详细讨论了电气照明的问题，当他们两人回到东部时，巴克安排爱迪生观看了一架由摩西 · 法默和威廉 · 华莱士制造的发电机和弧光灯。这位物理学家还陪同这位发明家参观了华莱士在康涅狄格的工厂。
爱迪生和巴克大约从1874年就已相识了，那时巴克是富兰克林学院管理会成员。那年爱迪生在富兰克林学院展出了一个电气装置，引起了巴克的注意。巴克遂邀请爱迪生到巴克所说的美国最高科学机构国家科学院演示他的发明。国家科学院那年在费城开会，于是爱迪生第一次出席了会议。
及至1877年，巴克和爱迪生显然已经建立了一种诚挚的关系，巴克经常写信给爱迪生，要求这位发明家为他讲课“替他配备”各种发明。在讲课方面，巴克不止一次求助于爱迪生（但是不清楚爱迪生是否应允）。1878年3月，巴克写信给爱迪生的业务助手E. H. 约翰逊，说他和爱迪生已经“通过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到门洛帕克的电话交谈了一整天”，次肥克在国家科学院华盛顿会议上宣读论文支持爱迪生的工作。爱迪生聆听了这篇文章，因为他又受国家科学院邀请（或许是由于巴克鼓动）到会演示他的最新发明留声机。这次会议前夕，爱迪生曾携带他的留声机到史密森学院，应美国科学的老资格活动家、该学院的首席干事J. 亨利的邀请向一群杰出的科学家演示这留声机。
虽然爱迪生当时正受到科学界的赞扬，但在此之前他却是批判的对象。1875年，爱迪生认为他已发现了一种新的力，他称之为以太力。他在他的实验室笔记本中描述了他的发现：“我把一根斯塔布斯钢杆一端固定，再用一块磁铁使之振动。当用这振动磁铁做实验时我惊讶地发现，从这磁铁芯中发出特别明亮的闪烁的火花。”爱迪生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实验并立即得出结论：他发现了“一种真正未知的力”。爱迪生不是深入探究这种现象，同有名望的科学家们商量，然后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他的发现，而是立即通过纽约的日报向世界透露他所发现的新的力。
爱迪生的行动表明，他不知道美国科学界的一个惯例：科学和科学争论不诉诸报章。但是爱迪生毕生都感情冲动地求助于报纸记者。间或他会再向另一个科学团体宣读他在报上发表的声明。即以以太力来说，爱迪生曾在纽约的一个准科学组织这样露过面。这个演说显然惹起了一场祸患。这位发明家在报上作的宣布使全世界为之哗然，有些科学家争辩说，这个所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是电磁波发射，可以用已知的科学原理来解释。M. 约瑟夫逊提出，这场争论，尤其是他在该纽约组织露面促使爱迪生表现出公开“蔑视所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这样，当爱迪生由于这个创伤而回避任何称他为科学家的人时，巴克仍对他友好相待，试图使他同科学界结成牢固联系。1878年，巴克为爱迪生准备了一篇关于炭精送话器的论文，邀请他在那年8月美国科学促进会圣路易斯会议上宣读这篇论文、会议期间，他甚至说服爱迪生加入美国科学促进会。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1879年主席，巴克在说服爱迪生和他的助手F. R. 厄普顿到纽约萨拉托加的年会上宣读关于他们在电气照明方面工作论文一事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巴克愿为爱迪生撰写一篇关于电话的论文供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发表，并鼓励他向下一次会议递交一篇关于电气照明的论文这两件事表明，这位物理学家自己也倾向把电话或者电灯称为科学。作为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巴克一定相信会员们也会看到电照明技术的科学价值。最重要的是，巴克必定使爱迪生相信，电照明技术也是科学。
爱迪生和厄普顿的合作加强了这种论点。根据他的资助人的建议，爱迪生在1878年底雇用厄普顿来帮助发展电气照明技术。厄普顿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物理学硕士的学位，还已在柏林大学的H. V. 赫尔姆霍兹实验室工作了一年，从而具备了作为美国物理学家所必需的资格。厄普顿在到爱迪生的门洛岵克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之前，曾在波士顿和纽约研究了文献，正如他给他父亲的信所说，“因为一切东西……都可能包含对电灯的暗示”。在电气照明的研究工作中，爱迪生非常倚重厄普顿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科学才能。
人们可能感到奇怪，是什么东西驱使一位受过学术训练的物理学家投身一位跃跃欲试的发明家的实验室。然而，当时的科学文献的研究表明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前半期，电气照明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时新的——科学课题。如从厄普顿在这期间给其父亲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问题无疑是令人神往的。厄普顿反复告诉他父亲，从爱迪生和电气照明技术中，他学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物理知识。而且，一次让世界共享他和爱迪生两人的知识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厄普顿受到鼓舞：他到达门洛帕克后不久，爱迪生就鼓励他写关于爱迪生电气照明工作的（科学的、技术的，甚至通俗的）论文，而厄普顿很快就完成了这一任务。
巴克邀请厄普顿和爱迪生在美国科学促进会1879年的会议上宣读论文，这是厄普顿第一次有机会同一个科学机构介绍他们关于电气照明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爱迪生出席了部分会议，但是由厄普顿宣读了（或许还是他撰写的）爱迪生的论文《论用电流在真空中加热金属的现象》。厄普顿也宣读了他自己的论文《检验法拉第机器的方法》。他原先计划在这篇文章中披露爱迪生研究小组在门洛帕克最近所研制出的新颖直流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和效率的测试结果。实际上，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所说，他原来还计划在那次会议之前就发表他的测试结果。但是当厄普顿实际宣读他的文章时，他发现，“爱迪生先生的〔直流〕发电机器没有做过测试，因为爱迪生不希望公布他所知道的实验结果材料”。这样，厄普顿和爱迪生又违反了一条科学行动的准则。如丹'尼尔斯所表明的，这条准则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在美国确立：“要充分而又自由地交换知识，而丝毫不夹带任何个人的考虑”。按照这个标准，商业化的技术绝不能真正看作是不严重违反科学规范的科学。巴克显然对此毫不介怀，他继续鼓励爱迪生认为自己在做性质属于纯粹科学的工作。
几乎从爱迪生最初提出电气照明这个问题时开始，他就不断地在大众媒介上发表报道，介绍他在这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每个成功以及他的电气照明系统的各个部件的性能。这些见解屡屡招致各种人的非议，这些人几乎全都用尖锐的措辞指出，爱迪生简直不懂得他的科学，他所说的东西是众所周知的物理原理所不允许的。整个1878年和18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爱迪生的论断常常越过他无懈可击的成果。但是，当他的直流发电机在1879年秋达到关键性的完成阶段，门洛帕克实验小组完全消除了白炽灯的缺陷时，这些装置的性能就一下子与所发表的论断名实相符了。然而，爱迪生仍旧由于言过其实和缺乏科学修养而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当厄普顿在一篇关于爱迪生直流发电机的整版篇幅的文章中声称这种发电机已达到90%的效率时，至少有三个作家援用“科学”事实批评了爱迪生（和厄普顿）。爱迪生先后在纽约《信使》（1879年11月21号）和《科学美国人》（1880年1月10日）上发表的关于他的完美电灯的报道也激起了用科学名义作的同样的甚至更为严重的怀疑和指责。
鉴于对他的电气照明系统的科学价值发生这样广泛的争论，同时还出于尽可能快地把他的电气照明系统商品化的强烈愿望，爱迪生整理了杰出科学家们提出的支持他的论断的专业证据。爱迪生与巴克的关系证明对这种努力之最终取得成功起了关键的作用。虽然不清楚巴克究竟是自愿效劳还是应爱迪生的请求。但巴克与H. 罗兰合作测试了爱迪生的装置，由此从科学上证实了爱迪生关于他的照明系统的效率的断言显然，巴克确信爱迪生的论断会得到证实。在巴克和罗兰进行这项测试之前不久，他不带偏见地对一个来访者说，他欣赏爱迪生的“不仅是他的发明天才，而且还有他的科学才能”。并且，他还承认，他“没有足够的科学造诣能发现爱迪生是微不足道的。”总之，巴克对进行测试一定是很热心的，并且他的编辑职位无疑还促使这些证明爱迪生正确的结果得以迅速发表。巴克还设法使另一项（由两位普林斯顿物理学家进行的）“独立地”对爱迪生装置进行的研究发表在该杂志的下一期上、这项研究再次证实了爱迪生的断言。
这些仅仅是说明巴克愿意把这种最新技术看作是科学的两个例子。但是，巴克还不是唯一为电气照明所倾倒的美国科学家。从例如巴克、罗兰和H. 德雷珀（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等科学家和例如爱迪生和法默等发明家的通信可以看出，美国科学界同巴克一样都对电话和电灯倾注很大的热情。
1880年底美国科学院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会议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德雷珀的著名实验室举行的这次会议的最后规划会上，耶鲁大学的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O. C. 马奇告诉德雷珀，“[威廉 · B.]罗杰斯写信告诉我，要我务必负责这次纽约会议，因为他不能出席。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物色一些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物理学家。你不能把爱迪生也请来吗？”暗示爱迪生出席美国科学院的会议将保证会议取得成功，并给物理学带来“福音”。
德雷珀深明此理。马奇的主张也受到巴克的支持，于是德雷珀认为美国科学院应当请爱迪生光临，至少要有他的新的出色的科学发明在场。因此他通过巴克要求爱迪生用这位发明家最新的电灯来“照亮”他的新实验室。由于电灯的研制发生问题，因此爱迪生耽搁了巴克的要求，直到很晚才向德雷珀提供了这种必需的设备。巴克为此大发脾气，如果我们相信爱迪生的话。后来巴克向纽约《邮报》的一位记者发表了一通评论，把爱迪生的电灯与H. 马克沁和J. 斯旺发明的电灯做了比较。这篇根据采访写成的文章表明，巴克认为爱迪生的白炽灯与斯旺的灯相似，而后者早在20年以前就已发明。此外，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马克沁的灯给巴克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克甚至认为这种灯优于爱迪生的灯，纯属新创。（在美国科学院会议上展示的正是马克沁的灯）。
爱迪生大发雷霆，写信问巴克，《邮报》上所载他的谈话是否确实。巴克回信作答，爱迪生称这封信“拙劣地企图规避”。巴克争辩说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没有新闻报道价值的又一个例子”，并自己重新作出解释道：
〔1880年11月〕19号星期五，在科学院〔会议〕闭幕以后，《邮报》的一个记者请我就马克沁先生所发明的灯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回答说，我认为马克沁先生对碳精棒的改进是一个重大进展。我和爱迪生先生的友谊令我感到遗憾：他没有发现这个新方法。德雷珀 · 莫顿教授和我自己已经测试了这种灯，都感到满意，而且测出一个碳精圈的照度为Ε50烛光。我相信这就是我告诉他的要旨。他没有记笔记。故显然根据记忆写出那篇文章。而这记忆很差。
显然，巴克对在大众媒介中作出这样的报道的性质不提出质疑。然而，他完全清楚报界动辄进行歪曲、错误引用或者传讹。以前，他曾提请爱迪生注意报界报道发明家的做法：“对不起，我的确认为，由于你允许他们写文章赞扬你的那些人的愚蠢，'你的名誉正在受到损害”。巴克现在试图向爱迪生解释《邮报》的那篇文章时，很可能又重复了这番话。
爱迪生却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发泄他对巴克的愤恨。他给H. 罗兰寄去了《邮报》的那篇文章和一封信，信中他告诉这位物理学家说：该文章“显示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而“那些叙述……一般说来绝顶荒谬”。或许爱迪生是在说，真正的科学精神不是机会主义，就是卖国主义。
三个星期以后，爱迪生还在发怒。他又写了一封信给罗兰，生动地详述了巴克叙述的谬误所在以及巴克完全不理解他的电气照明系统。他补充说：“巴克现在已加入马克沁公司，我只能期待他说深怀敌意的话”。
爱迪生虽不对他所说巴克现在是马克沁公司的成员作证，但是，关于巴克曲解他的电气照明系统的指责，爱迪生倒作了虽然文理不通但很细致的解释：你们知道，为了使由于许多原因只允许多弧系统的电灯可以作商业上的细分，为了使之可供应市售，这种灯必须有高电阻。在铜上化的投资直接取决于电灯的电阻，因此除了必须建造低电阻的直流发电机站电器和进户电线外，我还尽最大努力研制电阻极高的电灯，它在这种电阻下寿命也最长。高电阻电灯必然要求高的电动势，这使之成为一件非常可怕的工作，但是我仍坚持工作，最后我研制出160欧姆的灯，其寿命平均达到300小时。这时来了巴克……他宣布马克沁已取得了电气照明技术上的最大进展，因为他展示了……电阻5欧姆、照度2和300烛光的小电灯，而不知整个事情是一个电动势的问题。爱迪生还提出了另一个根据来证实他所认为的巴克对电气照明技术一无所知。
爱迪生在信结束时有一大段附言，这是他自认为是科学家的唯一最明显不过的自白：近来你是否注意到，专业报纸在评价科学工作时，丝毫不注意“以前有过的还是第一次发表和公开展出的”〔？〕。英国出现了一个名叫斯旺的人，他制成了一只电阻100欧姆的放在真空玻泡中的碳箔电灯，其形状和每个细节上都与我的灯极其相仿，据称20年前就已制成。他已在电话工程师学会作了讲演，因对电灯的细分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备受赞颂。几乎所有的专业报纸都声称这灯是英国人发明的，只有一家报纸指出，有趣的是要知道斯旺先生的工作究竟可以在我发表和展出之前的哪个印刷品中看到。但是这家日报又说，斯旺仅仅展出了我的灯。如果一个科学家先前发表和展出的科学成果不足信的话，那么对他就没有什么保护可言了。
无疑爱迪生在他生涯的这个时刻已自认为是一个科学家，尽管以前他蔑视科学和搞科学的人。这无疑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爱迪生在1880年开始出版版本刊的前身、名为《科学》的周刊。
现在还不清楚罗兰对爱迪生的信的反应怎样。或许他感到巴克的事件和爱迪生以科学家自居很可笑；或许他完全同情这位发明家。罗兰可能对巴克卷入这样一场争论和对爱迪生自以为在做科学工作都嗤之以鼻。然而，在罗兰1883年发表他的“替纯粹科学请命”的报告之前，产生了其他一些涉及巴克和爱迪生的因素。
一个因素可能起因于爱迪生想为罗兰谋求直流发电机转子的专利。1880年通过与罗兰的谈话，爱迪生了解到这位物理学家数年前制造了一架“发电机”。当W. 西门子1880年为这种直流发电机申请美国专利时，爱迪生（他自己的直流发电机深受西门子的启发）千方百计想争夺西门子的优先权。他写信给罗兰：“我击败他的专利申请的根据是，或者他不是第一个发明者，或者在他申请之前〔它已经〕应用了两年。”爱迪生还说，如果罗兰给他一个他的发电机的模型或一份说明书，那么他将替这位物理学家提出申请，支付一切有关费用，并给罗兰一半这项专利的利润。爱迪生实质上只是要求罗兰签个名。
最初罗兰对爱迪生的建议怀有希望，因为正如他写给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的信所说，他认为这“至少是击败西门子，确立自己是这种机器的第一个发明者的权利”的一个机会。而且，他还想有机会借此专利获得一笔钱，足以让他“建造我自己的实验室”。尽管开始时，罗兰欣予合作，但后来终于对这个主意产生敌意，尤其因为爱迪生声名日隆，逐渐被人目为英雄。1883年初，在罗兰放弃原先的申请之后，爱迪生企图击败西门子专利申请的策略就破产了。这位物理学家不愿意签署一项说明自己发明的精确日期的誓约，不想参与专利诉讼。他似乎已经感到，在美国一个纯粹科学家不应该为了成功而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更重要的可能致使罗兰盛怒的原因与1881年巴黎国际电气展览会有关。爱迪生和他的同事把这次展览会看作是爱迪生系统迈向商品化的重要一步，因为专家们在巴黎的评判基本上决定了谁将在抢占市场的斗争中获胜。结果爱迪生如愿以偿，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未得到罗兰的支持。
G. 巴克作为美国政府的特派员参加了这个展览会，而罗兰则作为美国的代表出席了国际电学家大会。然而，罗兰在展览会也待了一段时间，他一定同巴克有过接触。他也可能了解巴克在巴黎的全部活动；或许爱迪生的华尔街掮客G. P. 洛雷随时向他报告情况，洛雷主要负责使爱迪生和巴克重修旧好。洛雷很了解巴克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因此试图让巴克和爱迪生在巴黎言归于好。洛雷找巴克这位物理学家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后来他写信告诉爱迪生：他〔巴克〕基本上使我满意；有一二个地方还不十分满意，但是这解释使我无法提出异议。经过前天我与他的一次谈话，我已肯定拉住了他，一俟他的陪审员职务期满，他就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支持爱迪生，而反对所有的人。当他回国时，将付给他一笔律师费，而他将给你带去许多非常有用的关于这次展览会一切事情的资料和情报。我在英国与约翰逊和我们的律师磋商了几天，在这里将付给他100英镑。贝利也为了一份报告付给他一小笔钱。因为他期望从我们这里获得大生意，所以总的说来他不会再对我们怎么样。
明白地说，洛雷收买了巴克。从1889年的档案来看，巴克确实这样做了。他每年收到500英镑律师费，并且作为顾问（至少当了一百天）还保证每天收入50英镑。这样，由于“支持”爱迪生，巴克获得每年约为550英镑的收入，这或许比他大学薪水还多。
洛雷的信反映了他还曾劝说其他科学家，尤其是英国科学家也支持爱迪生的系统。像洛雷对形势所认识的那样，争取W. 汤姆逊爵士最为关键，虽然他承认爱迪生应当作出某种让步。W. 普利斯和W. 克鲁克斯问题不大。洛雷的结论是：“我发现，这些英国科学家密切合作犹如一个公司，打得如胶似漆。这部分的是出于感情，部分的是由于彼此害怕。”然而，他感到，当他离开欧洲时，他已使得英国科学技术界讴歌爱迪生系统。
当洛雷在展览会为爱迪生争取科学支持者而游说时，他很可能遇见罗兰。他不是也可能请罗兰当律师吗？而且罗兰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巴克已突然从马克沁的灯的支持者摇身变为爱迪生系统的热烈鼓吹者。这一切带有机会主义的味道，而这正是纯粹科学的拥护者所憎恶的。
罗兰在巴黎国际电气展览会上所展出的电气设备中没有发现什么纯粹科学。相反，他只发现缺乏试为实现科学威力所必需的理论科学。罗兰也许举出巴黎展览会上的发电设备的电的或者磁的设计是只有实践而没有理论的突出例子。后来这位物理学家指出，一个具有正确理论观点的人“应该能够在他尝试进行一个实验以前，自己设想出一种完善的直流发电机，或者任何别的这种机器”。爱迪生在这次展览会上取得的成就是博得公众和科学家们盛赞这可能使罗兰对目前科学活动所优先考虑的事情提出疑问。很难不把洛雷的话：“现在没有一个人怀疑爱迪生是个伟人”与罗兰1883年所提出的“那个剽窃昔日某个伟人的思想，通过把这些思想付诸家庭应用而自己发财致富。可是他常被人捧得高于提出这些思想的那个伟人”这个论点联系起来。
因此，罗兰之“替纯粹科学请命”主要是对该时代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尤其是对爱迪生在电气照明方面的活动的反应。在这个时期里，电灯不仅被公众而且还被科学机构中的要人看作是科学。因此，罗兰痛斥的不仅是美国公众，而且还针对他的同事。爱迪生的英雄地位，他自命为科学家，他利用科学家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一贯通过报界向公众宣传他的事业，他与科学界的友谊（科学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培育了这种友谊），如此种种导致罗兰得出结论爱迪生之流的活动是庸俗的、机会主义的，甚至是残酷的，并且已经与纯粹科学的工作混淆在一起。
罗兰是蔑视1878到1883年这个时期即D. 克维尔斯所正确地称谓的“爱迪生时代”的极少几个人之一。爱迪生的同行都称这位发明家为科学家、因为爱迪生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证明了他能够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美国科学界人士大都愿意授予爱迪生的电气照明工作以科学功勋，因为他们被有关的现象和他们关心的那些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虽然爱迪生自己可能不遵循既有的科学规范，但是美国科学界却张开双臂欢迎他，我相信他们使爱迪生确信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在爱迪生发展电气照明系统中，科学起了关键的作用。互惠主义在起作用，因为爱迪生的工作向美国公众表明，科学能够使人得益，即使某些科学家，尤其是罗兰都得出一种新的搅乱人心的认识：美国的科学不是纯粹的。
[Science，207卷，198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