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本文的标题在不久前，确切地说也不过是在八、九年前，曾被人们认为是离奇的。这一概念之所以形成，是由于人们把“自然保护”这个词领会成为对自然资源原封不动地保存和维持的同义词。由此产生了一个不自觉的结论：自然资源不参与经济周转，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经济效果。经济效果只能在对自然资源开发和使用过程中才会产生。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然界与人类劳动一样，都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在自然界与劳动之间，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有直接的联系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相同性。维护劳动资源，及其再生产和发展，犹如合理使用和保护人——生产者的健康一样，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效果，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反映。这种概念早已形成，并在经济规律中体现出来。如果不把保护自然资源作为发展生产的前提，那么再生产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也就成为无本之木了。自然保护始终是有益的，不能只图眼前利益，应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要看到未来的前景。这个道理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石，但目前尚未被人们广泛地认识。
自然界是生产发展的源泉
任何社会生产，按其实质，不外是把自然资源改造成为人们所需的财富。如果不去开发自然资源，想要满足人类的需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目前苏联在石油、煤炭、铁矿、钢、焦炭、水泥、化肥、木材等生产上，在土地开垦的面积上，在水利建设上，以及其他开发自然资源有关的设施上，都居世界首位，但苏联国民收入的总额只有美国的67%。从两国的生产和国民收入总额的明显对比中，可以看出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对提高利用自然资源的效率还有很大的潜力。
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和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的特点为粗糙利用和加工自然富源的方法逐步向精细加工方法——资源储备少损耗和无损耗工艺法过渡而提供必要的条件。在利用自然资源中这种过渡之所以成为必要的，是因为掌握少损耗和无损耗工艺法与有效解决自然环境保护的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这些客观可能性却不能如愿实现。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却耗费了大量珍贵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一些无法复兴的资源。
特别要指出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利的倾向至今还存在着。如1971至1978年间，工业产品的总量飞跃上升，大大地突破了原定的国民收入。这种明显被否定的倾向使农业发展速度更加缓慢，而引起人们严重的不满。
苏联基本建设投资的飞快速度到年按年度的投资总额已与美国相等，而后又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但是1978年苏联的工业总产量仍旧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
苏联经济中的资金耗费量是巨大的，主要是由于资源开发部门的低偿还所造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20%用于农业生产，30%用于A组工业生产，而其中最大的一份是用于开采部门的。然而这些开采部门投资的低偿还又是由于低效率利用自然资源所决定的。仅在冶金工业部门，每年要排出1亿吨矿渣，似乎其中还包括大量对国民经济必需的贵重组成物，尤其是有色金属。类似这样的消耗必定要转嫁到最终的产品身上，成为资金巨大的消耗率。杜绝这些消耗就得要求从根本上完善有计划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全部过程。
自然界与社会公共财富
目前苏联经济中还有一种很少研究的现象——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的效果、程度和性质之间的密切依赖关系。在某种情况下，某一部门的劳动紧张化突然在整个经济总体内成为社会经济的损失。例如，谁都知道，使用矿物肥料有很高的经济效果，但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爱用杀虫剂。在苏联南方不用杀虫剂就不能获得水稻的丰收。种稻是农业生产中最有前途的农作物。但在北高加索的疗养区。化肥已逐渐地渗透到医用淤泥的某些成分中去了。出现了“淤泥污染”的现象，已不能再用于医疗了、水稻的丰收只能付清传统的经济核算，但不能恢复需要淤泥医疗的人们健康。疗养事业的破坏引起了社会经济损失的连锁反应。这里只需指出两项已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例就足够了。第一，那些未能得到医疗的人无法劳动，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第二，疗养事业本身的经济价值下降，因为国家和企业投了大量的资金，本来它们可能作出实际的经济效益。结果社会损失非常明显：需要医疗的那些人由于淤泥伤害了他们的健康而造成劳动力的缺乏。这一损失未必能从水稻大丰收中得到社会经济补偿吧！
社会经济收益甚少和经济损失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说，对利用自然资源的竞争是被迫的。
对于生态平衡问题有必要作若干特殊的注解，因它是当前争论的焦点。争论的起因是由于对“生态平衡”这一词的本身缺乏了解。自然平衡或生态平衡经常被不公正的与静止的、完全停顿的现象视为同一。正如某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所谓“零的增长”。以这一解释，生态平衡与有计划改造自然，与有益人类的生态发展就完全对立起来了。这种论调至少起到双重错误的作用：第一，自然和生态过程中的平衡绝非静止阶段，而仅是动态保持平衡的现象。第二，生态平衡与“零的增长”毫无关系，因“零的增长”完全是指另一种经济范畴的现象。
不平衡的自然分类是不可能发展的，它们注定要灭亡的。因此，没有保持生态平衡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生态发展”，相反只有生态的崩溃。例如七十年代初在萨哈林岛的南部地区，由于严重的干旱导致发生了一场地区性的大灾难，使“生态发展”遭到完全破坏。河流干枯，土地龟裂，人畜死亡。这场灾难的深刻根源与社会经济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措施在无计划的状况下转变为一场悲剧。
根据苏联和国外的专家对自然资源合理使用的研究，可归纳为下列三点明确的结论。
第一，任何一个利用自然资源的部门最终总是成为另一些利用自然资源部门的竞争者。如果要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经济效果，就必须合理地制定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全面的、完整的开发自然资源的规划。
第二，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在现今世界已形成为一个如此紧密的统一体，若把它们视为互相隔离的部分是不适宜。人们丧失健康，劳动生产率下降和乱伐自然资源，其总消耗可能达到如此大的社会损失，甚至会吃掉整个社会已得的经济收益。因此，保护自然和保护劳动力应是并列的任务。
第三，改造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应该看作是有益的和合理的。因此，改造自然无论在近期或在较远的未来都不能造成生态和经济的崩溃。
自然保护就是国家保护社会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推动社会前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成为“旨在”发展社会的“国家政策”了。但目前对自然保护还没有更有效的措施。综合生态学家认为，近十多年来最尖锐的问题是林荒和地荒，总之是乱砍乱伐树木森林，以及与其有关的环境气候和综合能源等问题。
现在必须强调指出，氧气资源有耗尽的可能性。碳酸气在地球大气中集聚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因为制造温室效应的碳酸气加上工业能源的排泄物和污染物有可能引起反常的恶劣气候。然而这些反常现象的真正调节者却是森林。目前除苏联境内的森林有足够的能力抵偿工业所耗费的氧气资源外，美国只能抵偿60%，瑞士只能抵偿25%。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很快将要出现“氧气荒”的危机。
目前地球大气中碳酸气的集聚不仅与化学燃料的燃烧有关，同时与乱伐森林更有紧密联系。据专家统计，覆盖地球的森林若被毁灭，要比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在大气中的集聚量大上两倍。因此，“保护森林”具有新的政治意义，然而这个道理并非所有的人都懂得。森林本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调节资源，它首先是地球空气的清洁工，氧气的供给者和过剩碳酸气的消费者。
由此可见，应该把自然保护看作是一种管理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性艺术。
管理的第一条线是按照专业部门的系统来进行，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要涉及到每一个经济部门。
管理的第二条线应该把一个生产部门与另一个部门贯串起来。如某一生产部门排出的废物有可能成为另一辅助工业部门的生产原料，那么这些废物就是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而不是损耗。
管理的第三条线应从狭隘的、区域性的观点中解放出来。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环境污染控制在最低的限度，任务之二，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制止各生产部门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出现互相竞争而造成的损失。
自然保护措施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易逝也会有下降的趋势。如果这些措施实行得越早，贯彻得越得力，它的收益和成效就越大。如果我们非常熟练地解决自然保护中的一切问题，我们就能更顺利地、更经济地和更有效地达到预计的目标。问题的实质在于对自然过程管理上所积累的知识太缺乏了。因此有必要及早地设立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庞大的和专业化的综合性机构来研究现代生态学和自然保护的问题。在这个研究中心的领导下，应设置各种研究所、实验站和试验点。如果这些研究单位设立得越迟，我们所得的收益就越少，自然资源在利用中所消耗的损失就越大，自然保护措施的社会经济效果就越差。今天看来可以节省几百万，但明天将会失去数百这种损失越是往后就越大。
有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家这样说：“管理是一切艺术中最富于创造性的艺术。这是一种艺术的艺术，因它是一种组织才能的艺术”。生态学的才能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完全被运用，因为还没有看到它的社会经济效果。正是这种论调束缚了生态学家的主动性和妨碍了他们进行广泛的研究。我们早已指出，这种生态学的研究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它本身亦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高效的经济性。可以把这位美国政治家的箴言引申为：“自然资源利用和自然保护的管理是一切艺术中最富于创造性的艺术，这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保护生命的、人类全面发展的、创造人类幸福的艺术”。
证明自然保护具有很高社会经济效果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自然界与人类的健康
在评价自然保护措施的经济效果时，曾出现过很多有趣的、原则性的问题、专家们将其归纳为下列三大类。
第一类是正确对待自然保护，保证了生态资源的稳定，以及保证生态资源在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相对增长。从而使臭氧屏、大气中的氧气和碳酸气开始正常工作，生态系统的清洁能力和水分调节功能开始上升，扩大了增殖的能力和减少了由于不平衡和污染而造成的损失，改善了人们总的“生活质量”。这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经济效果啊！
这种经济效果首先来自森林的附加增殖和农业的增产，其次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整个生活环境生态的优越化能使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3%。据法国专家估计，城市噪声会使体力劳动的生产率降低30炙，使脑力劳动的生产率降低60%。保加利亚的专家估计，当噪声达到25分贝时，劳动生产率将下降25%，废品率将增加12.5%。在法国五个精神病人中就有一个患者是由于噪声应力而发疯的。如果对这种严重的现象掉以轻心，就不可能使劳动生产率再提高3%，那么一年将要损失大约120亿卢布。
既然综合生态资源是人们生活和保护人们健康所必需的，那么自然保护措施就不仅具有经济的，而且还带有社会的色彩了。因此，依据这一类的评价，自然保护应占有最优先的地位，而且其社会经济效果也应达到最高的高度。
第二类是自然资源使用者——业务派专家的评价。他们从严格的经济估价出发来看待部分自然资源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投入生产周转。这种评价单从经济观点来看是可取的，但从生态、社会、经济的观点来看，显然有明显的缺陷。可举一个用煤发电的例子来说明：根据美国《未来资源开发公司》的统计，用煤发电生产2万亿千瓦小时的电力，会造成空气污染而导致1万至1百万个小孩患上严重的呼吸道疾病，6万至6百万人患上支气管呼吸道疾病，然而要损失60万至6千万个人工作日。此外还得荒废4 ～ 8万公顷的土地。向天空排出16亿吨碳酸气，使地面空气层的温度上升0.001°。随之而来的是，空气介质的发射性增加了，使生物遗传上的反常现象不断出现，而达到较高的频率。
最后是第三类的专家观点（包括国外的工业家和少数农业家）。他们认为，自然保护措施不仅没有经济收益，而且会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减慢10 ～ 11%。有趣的是，他们还断言，自然保护会降低在业率。
第三类评价显然是绝对错误的。其祸根在于不懂得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和长期性的规律。自然保护措施可与固定资本的革新相提并论。改造时期总是把现代的经济发展制止在某一时期内，然后才能猛冲向前。那些尚未经过生态的“固定资本”改造的国家将处于经济发展的危险境地。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它们国家的生态资源将破坏得更加厉害。
下面例子可以说明三类不同的评价得到三种不同的结局：一座城市的绿化只占居民点总面积的1 ～ 2%，其居民的平均寿命大概要比生活在绿化占50%面积的城市中居民的寿命短30 ～ 50%。简单地讲，森林和树木可以保证人的寿命延长一倍。目前我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4岁，粗俗地讲，要活到这个年龄，只有第二类的拥护者才“有权”。第一类的专家们“应该活到”上百岁，而第三类的辩护者“已做好准备”活到32岁就死，他们实在也不“应该”活到高龄。
由此可见，自然保护与人的健康何等紧密相关！
从广义上来说，自然保护是一个高收入的经济部门，同时还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性。因为自然保护是一种有积极作用的人道主义。倘若没有受保护的自然界，也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生命。我们紧急呼吁，务必全力以赴，使自然保护事业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占据绝对优先的地位。
[Прuроòα，198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