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日本昨天注重的是质量的话，那么它今天孜孜以求的是创造力。日本目前虽在技术革新上赶上了西方，同时它却又担忧今日在科学领域里播下的种子将来有可能长出芜杂的庄稼。

国外的竞争者最好还是想一想日本今天为什么大惊小怪。日本已痛改前非，在研究和发展上增加了投资，并在把这笔钱变成更现代化、机械化以及价格更富竞争性的产品上取得独一无二的成功。它的经济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日本的汽车、照相机、声像设备以及各种供消费用的小玩意支配着世界市场。对这样一个成功的公式，日本又有何理由为之担扰呢？

日本过去的成功应归功于日本人注重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一是注重迎合顾客的需要。二是强调在设计产品中避免一切技术上的缺点及不必要的耗费。日本人魔术般的生产线本身就反映出日本人乐意在机器上投资，并舍得花钱去培养工人，以便有效地使用机器。

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已增长了30倍，在过去二十年中，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2%，而西德和美国同期分别只有5.5%和3.3%。但是日本在迅速及时采用并改造国外新技术上，同其他一些先进国家一样出色。

然而日本人认为这个方面正是他们的症结所在。收买国外技术，已证明是最少破费的好办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已花费九十亿美元购买国外的技术诀窍，以用于自己的造船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以及电子工业，其目的就是使这些工业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是这场廉价的赶超运动在六十年代后期大部分已告结束。目前日本在研究与发展（R&D）上投资约一年为二百五十亿美元。

占国民总产值的2.4%，这一比例使日本同美国、英国以及西德位于同一行列。不过西方政府一般会批准研究与发展提案中所需资金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而日本政府一般只同意其中的四分之一。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日本仅把一个零头钱用于国防研究，二是日本在所有经济发达国家中，是唯一一个由私人工业公司从自己利润中支付研究费用的国家。美国私人公司可从政府那里得到35%的研究与发展费用。英国私人公司也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价值30%的补贴。

这种情况促使日本人集中精力进行技术革新，以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并迅速从产品中得到收益。在日本，产品每二至三年就得升级换代，而在西方，产品的生命周期一般在七、八年以上。日本人每进行一次革新，产品上就会增加一些新的特征，而价格却每每下跌。这种产品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人眼中，国家在研究与发展上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是一个弱点，其症结就是：日本从事实验室研究工作的七十万人中的大多数，在致力于增殖的技术革新，而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导致新概念产生的研究——却遭到忽视。

大多数基础理论研究在日本都由国家大学中的学术部门进行。这些研究者被视为政府文职人员。尽管在最近的政府公共开支紧缩中，科研的遭遇还不算坏，但科研人员仍不得不节约开支。与之相反的是：从事占70%的应用科研项目的私人公司，却得到税收上的优待和用于技术革新上的贴补。结果一些有庞大的科研基地的公司、如三菱（Mitsubishi）、日立（Hitachi）、松下（Matsushita）、日本电气公司（NEC）和富士通（Fujitsu）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些出类拔萃的大学毕业生引来为之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大批大学里的科学新秀被它们争夺过去。

外国政府常常但愿自己也有碰到此类问题的运气，在西方，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一般都流向学术机关，同工业界的严酷现实从不发生瓜葛。美国研究生和大学生的比率为一比九，即研究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在英国，这一比率则高达19%，而法国竟占22%。日本的这一比率只有3%。根据这种情况来看，日本企业由于偏向于自己来培养工程师，喜欢当大学生头脑尚未完全成熟、易误入歧途之际，把他们招来工作，而不让他们继续在校深造，这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

虽然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生产出世界为之瞩目的产品，但作为生命线的科学界却因之不得温饱，所以说西方政府为自己国家在把创见见诸于产品上屡遭失败而担忧，那么日本政府忧心忡忡的，是它产生不出未来产品所需的新概念。日本政府一直假设这些创见必须在家里发明出来。

有两个在独创性上获得成功的数字为证：其一，诺贝尔奖，日本人迄今为止，只得过四次。其二，科学家著作被其他研究者引用的次数。由美国科学情报机关编制的一份引用索引表明，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最多的全世界一千个科学家中，日本只占十九人，而在这十九人中的半数在美国的实验室工作。日本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所最近发表了在脱氧核糖核酸及计算机技术上十五项重大发现的一览表，在这些重大突破上，日本只占两项，而美国占了九项，英国和荷兰各占四项。

历史的羁绊

涉及到资源（包括才源和财源）即以工业界和大学为各一方的平衡，日本人一直在为实业与知识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历史上知识分子创造力贫乏等问题而争论不休。有些观点尚有道理，有些则纯属无稽之谈。

日本的知识分子常常把兴趣集中在佛教和基督教的分歧上。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教诲有泾渭分明的善恶观，而佛教的教义使世上万物混为同一，因而西方人在表达上清晰、透彻，在观念上也更易引起冲突，这一切都有助于科学争辩，而日本人却爱接受事物的现状。日本科学家羡慕西方同事在辩论中提出自己观点的果敢精神。在日本的实验室里几乎没有追求独创性的紧张气氛。日本生物学教授江桥（Setsuro Ebashi）说：在日本，最成功的人就是指那些最善于折中妥协的人。他指出，日本人早年就被训练成对他人极为敏感，善于守拙。但在日本，互为敌手的研究小组间的竞争同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激烈尖锐，有时甚至把科学家批评得一蹶不振也在所不惜。

日本科学家常常感到自己的科研活动在用军事战役方式来进行。闻名世界的日本物理学家正户光志（Masatshi Koshiba）说：从事一项如研制原子粉碎机（Atom Smasher）的工作常需要多年的时间，以及一支二百个物理学家组成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研究，与其说需要个人的独特天赋，还不如说需要汗牛充栋的教科书。东京大学颇富创见的生物物理学教授和田秋吉（Akiyoshi Wada）用一个军事上的事例来显示日本人在科研中所取的“单向性思维方式”。他回忆说：当太平洋战争时期同盟国的战舰上装丁十四英寸口径大炮时，日本人赶忙去建造十六甚至十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结果却忽视了航空母舰，潜艇以及雷达的决定性作用。在生物工艺学上情况也是如此。和田说：很多日本研究部门由于具有发酵技术上的广泛经验（专用来敝豆腐和豆浆），就把对生物工艺学的研究局限于发酵原理上、谁也没有注意到物理化学在揭开生物工艺学之谜上的关键作用。

所有这些都足以发人深省。日本在科学的创造性上，如作出根本性的发现，形成新的理论，以及推翻为人广为接受的常识，都表现平庸。这些可能归因于下列因素：

一、现代科学的传统在日本仅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而在西方的各个科研中心，探讨科学的传统植根于文艺复兴运动，甚至可以回溯到阿拉伯、古希腊、印度的高度文明时期。即使在新大陆，如擅长孕育创造力的哈佛大学在滋育自由探索的学术空气上，也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当务之急，是让人民重新就业，让人民通过出口来赢得果腹的食物，而不是去赢得诺贝尔奖。大学的任务纯粹是培养造就工业上的突击队。这种现象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三、中世纪的日本在科学上已积累了可观的知识，但并非为社会所需。在仁川德康（Tokugawa）独裁时期（1603 ~ 1868），日本人一直生活在和平之中，所以在制造军事器件以及工事构筑学上几乎是一块空白。日本每年1800毫米的年平均降雨量（欧洲只有600毫米）使农业繁荣兴旺，从而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必要了解进而预见季节气候的变化，也毋需研究水利学和掌握植物生长的周期规律。

然而日本也有过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学者们最近开始对一些佛教教义发生兴趣。这些教义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勾画出现代物理学上一些概念的大致轮廓。海森堡在量子物理学上的不确定定律早就反映在佛教的一个教义中，即所有的物体都受感觉它的这一行为的影响。爱因斯坦关于能量与质量的等式也出现在另一个佛教概念之中，这一教义说，超自然的虚空同世界的物质没有差异。

在科学里最富创造性的哲学语言——数学领域里，日本即便在闭关时期也很繁荣。光吉义田（Mitsuyoshi Yoshida）在1627年写的数学论文《神户纪》（Jinkoki）涉及了今日日本初中所学的全部数学概念。日本在代数上的等式原是从中国传入，但日本后来用类似字母的表意符号代替了中国人计算用的小木棒，从而日本数学家得以发现许多新而便利的计算方法。1674年数学家高积（Takakatu Seki）提出了他的循环论，通过这一理论又建立了后来成为微积分理论基础的无限系列理论。但是高积的数学方法仅适用于计算一些具体问题，如体积和面积，在效用上远不如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日本的数学家当时也毫无意识到欧洲十七世纪的数学成就在商业和工业上的作用。日本人在丰腴富足的岛国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自然科学里内在的和谐在他们眼里无异于一首俳句里的韵律。当然他们也不会注意到比实用价值更多的东西。

日本大学的人才培养

无论日本的思想家把自己的历史归因于人民的创造力还是缺乏创造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同意日本目前的教育体制是不健全的。因发现钙离子在控制肌肉上的作用而被认为有可能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江桥教授，先前曾担任过东京大学药物学系主任，因为他是个从事药物出身的教育家，所以对大学里学生的精华了如指掌。他说：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法对以后医学及工程上运用很有价值，但它无助于科学研究。

在日本，京都大学之于东京大学好比英国的剑桥之于牛津。自明治（Meiji times）以来（1868 ~ 1912），东京大学一直是国家最重要的大学，日本政界及工业界的领袖几乎全出于此。京都大学却为国家贡献出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这些人避开仕途而潜心于对人类心灵的探索，他们注目于太空中的群星，探究原子和灵魂的奥秘。

日本四个获诺贝尔科学奖中的三个都毕业于京都大学，另一也曾就读于京都大学文学艺术系的前身，此系后来并入东京大学。为纪念1949年诺贝尔物理获奖者、已故的汤川秀树而在京都大学创立的基础物理研究所现正通过打破清规戒律和“代沟”的隔阂来鼓励人们的离经叛道精神。它是日本唯一的一个真正开放性研究中心，全日本很多的物理学家都荟萃于此。

日本人一般崇尚抽象的科学理论，尤其是外来的理论，甚于基于常识的实用科学，但颇为有趣的是日本1981年诺贝尔化学获奖者见智福才杙（Kenichi Fukui）教授却逆流而行，见智福代教授因其在边缘电子上的研究而获奖，他发现：边缘电子围绕分子活动并决定了一个化合物在化学上对其它物质的反应程度。他的这一发现完全来源于观察，得到了国外一些化学家的高度评价，但在国内的同行中并无热烈的反响。

日本战后科学界的先驱汤川秀树对理论家也颇有微词。他曾在1949年因发现介子而获诺贝尔物理奖。尽管他本人就是个理论家，但也担心科学理论因过于抽象复杂而会流于诡辩。他曾评论说：“研究者在表达自己的理论时，往往采用极为抽象的数学联系，这样他们就使自己同自然界完全分离。”

但是谁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日本人在同等的机会下，其科学上的才能低于其它民族。近治今西（Kinji Imanishi）教授在生物聚合群上分离的成功、实小田（Minoru Oda）教授在X射线光谱上的研究，狄吉和田（Aklyoshi Wada）教授脱氧核糖核酸自动定序器（automatic DNA sequencer）的发明，以及日本科学家正在筑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研制的粒子加速器（particle acceleretor），都表明日本人在科学的最新领域里驾驭自如的才华，对那些仍持有日本在科学上将永远依附于西方思想的人，上述事实将是一种警告。

[Economist，198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