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然》（Nature）杂志1984年6月7 ~ 13日刊载了欧洲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个特殊小国组成的一个微观欧洲的代表所反映出的当代问题，该文出自该杂志总编之手，是迄今介绍欧洲低地国家较科学概况系统、全面的科学文章；也是本刊继去年7月份刊出的《日本科学面面观》后又一组系列文章，现摘其主要内容译出，以供读者参考。
——编者
一、同中见异
人口密度很高的欧洲，其令人称道的特点就是多样性。而低地国家（法语对莱茵河三角洲地区国家的总称）又体现出一个微观上的欧洲。无论从社会还是从政治上看，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代表着欧洲大陆的一切特征。这些特征被有案可稽的二千三百年历史打下了无数印记。自从北欧签订了罗马和平条约后，这个拥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具有了一种特殊而不为人羡慕的地位。它曾是欧洲大战的活动舞台，战争的伤痕至今在重建的市场区仍历历在目，依稀可见。众多的历史的遗产又呈现出另一种奇观：天主教堂的塔尖在远处熠熠发光，雄视着被海洋分割着的农庄平原；积数十世纪之功的艺术宝库以及一种不可动摇的世界主义信念一从这些北部的低洼地的后院可通向欧洲的任何一隅。
下列章节将显示出低地国家作为欧洲微观上的代表所反映出的当代问题。这些一度高度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已不像从前那样势盛。在比利时，以语言和宗教划线的社会各区域、集团间矛盾激化，导致一个小国分裂成若干个自治区。在激进的荷兰，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及北约在国内布置核导弹问题所进行的激烈争论激起了人民极大的愤怒。比利时和荷兰还必须摆脱欧洲国家所陷入的困境，即如何在加入新技术革命的同时，把公共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
荷兰和比利时所面临的问题各有不同，欧洲人并不会以此为怪。从现实的角度看，两国除了地理位置相同外，其他地方均有很大的差异（卢森堡也别具特色）。从历史角度看，荷兰是最早认识到南欧文艺复兴深远意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荷兰人有资格获得人们的称道。爱拉斯摩斯就是当时的杰出代表。他半是个哲学家，半是个牛顿学派的物理学家。在十七世纪，冯 · 卢文奥克对显微镜作出的贡献，堪与伽利略对望远镜所作出的贡献相提并论。他使一块块简单的玻璃的潜在效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使光传播作为一种媒介形成机械学一分支的海根斯也是荷兰人。更有奇迹意味的是，雷登大学至今犹是十九世纪物理学同近代物理学之间的一座桥梁，后者的集大成者是H. A. 劳伦兹及其以克拉默为杰出代表的继承者。荷兰当局在引进国外新方法指导大学的研究工作时都持极为审慎的态度。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年来大学里的工作几乎好得无懈可击。
工业上，荷、比两国的差别也很大。欧洲大陆对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所做出的反应在这两个北部小国里产生了全然不同的结果。荷兰、比利时均靠勤奋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所表现出的方式却迥然不同。荷兰人似乎早就认识到，单为自己国家生产灯泡是不经济的，所以菲利浦公司为半个欧洲提供了灯泡，荷兰其他一些大公司如谢尔和尤尼莱佛公司在经商上都颇具天赋，它们会自觉地将科研运用于热门商品的生产中。今日荷兰人仍乐于出国同人打交道以及大学里所体现出的实力都是上述倾向的一种延续。比利时的工业界则另辟蹊径，其对北欧的作用恰如伯明翰之于英格兰。比利时直到前不久还以生产各种金属（包括钻石）为主。现在它也有了国际性的医药公司，以及外国的一些多国公司，如美国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比利时对大学并不抱有奢望，政府认为大学对工业作不出什么大贡献，至少在近几年前是如此。
这些问题常促成种种过于简单的回答。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荷兰与比利时在国外的殖民地早就分崩离析。这样荷、比两国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有竞争性的欧洲大企业联盟的一员。无怪乎荷、比、卢三国经济联盟后来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先导。这一联盟今日给人的印象是在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等待着国际经济局势的好转。荷兰人向来善于把高深的学术研究同国际性大企业的生产发展挂起钩来，这在天文学上最为出色。比利时由于语言差异，形成了区域自治的局面，这对比利时各大学产生了一种钳制作用，最终导致了科学的发展缓慢。瓦隆人和佛兰芒人之间的相互怀疑造成了上述后果。
在近在眉睫的几年内，低地国家将处于一种关键时刻。欧洲统一的进程是否会给这三个国家集中智慧、专心致志地发展科研的机会，或使它们在从事较小目标时不至于忽视更为重要的活动，这都是些疑问。从欧洲诸国在科学技术上所处的困境上看，这类问题在荷、比、卢要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尖锐突出。荷兰由于同国际间的密切联系，其所处地位优于比利时，后者目前正全力以赴实行金属工业现代化。然而两国先要更多地同欧洲其他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合作，其收益必然会很大。实际上，荷兰、比利时今日面临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孕育着丰富成果的领域的突破口，这一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共同体而日趋重要，但这点却为欧洲的政治家们所忽视。荷、比两国的困难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欧洲其他国家对北欧智力资源的使用不足，本来它们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智力资源的。
[Nature，1984年6月、491页]
二、狭小的地域，巨大的工业
低地国家在欧洲只能称些小国家。荷兰的人口为一千三百万，比利时为九百九十万，卢森堡仅有三十六万五千，三者之和略过二千四百万，还不到英、法、德、意各国人口的半数，或者说只有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这三个国家的平均人口密度则三倍于毗邻的法国。三国人民在弹丸之地中体现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若按每平方公里面积计算国民总产值的话，荷兰将居世界之首，其每平方公里的国民总产值高达240万英镑。
在欧洲这个小大陆中，荷兰堪称是个恪守中庸之道的国家。它在政治上既不尾随大国也不欺凌小国，而只是追求自身的既定目标。较小的比利时则呈一分为二的局面，在操荷兰语的佛兰德人和讲法语的瓦隆人之间摩擦持续不断。卢森堡在现代欧洲中只能说是个古老的小国。
从地理上看，荷兰的大部与比利时的北部正好被莱茵河、缪斯河、爱斯考特河围成一个三角洲。荷兰近一半的土地低于海平面，而其过半数以上的人口在那里生息。所以荷兰的风牢从来就是为抽水服务而不像别处那样用来磨粉。荷兰、比利时两国的农业因而特别发达，尤其是荷兰，它向来就以农牧业科学的发达而著称于世。
荷兰的威根宁根大学就专事农业研究。此外荷兰还拥有九所综合性大学和三所技术（工程）学院。其中三所大学同教会有联系，它们是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尼麦根天主教大学和提柏格天主教大学。
除了重视农业和深受加尔文教派的影响外，荷兰人还以航海贸易闻名（荷兰人在这方面同英国并驾齐驱），他们精于经商又善于生产的天赋也深为人们所知晓。事实上，美国通用摩托公司的很多钢材都是荷兰人提供的。荷兰人在海运上收费极为低廉。钢从荷兰运至底特律以至圣 · 劳伦斯，运费之便宜，按荷兰人所说“几乎是等于免费运输”。荷兰还有一个值得夸耀的地方，它是一些闻名世界的多国公司的所在地。这些公司中除最有名望的菲利浦公司外，还有谢尔公司和尤民来佛公司。另外，荷兰在发酵工业和医药工业上也具有较强的优势。自从六十年代，它又从北部的格洛宁根获得了丰富的天然气供应。不过也有人非议，认为开发天然气有损国家的经济结构，也有悖于荷兰的传统精神。
比利时的瓦隆尼亚盛产煤，因此它在那里建立了钢铁和化工基地，其中以索尔维公司影响最大。佛兰德人则专事纺织业，长期来原料的一半是来自英国的羊毛，比利时的饰带在世界上也有口皆碑。比利时还拥有近乎独立的贝尔电话公司的分公司。目前在佛兰德地区的国外投资异常活跃，新工业应运而生，整个地区发展的步伐超过了瓦隆地区的重工业发展。这一形势已成为两个地区摩擦的主要因素。
比利时拥有六所大学，三所使用佛兰芒语，另三所采用法语，另外它还拥有十一所地方院校。大学中有两所属于天主教会，两所是自由大学。所谓自由大学，就是那些既不受政府控制又无宗教势力影响的大学。如布鲁塞尔的佛兰芒自由大学和法国语自由大学就是。
卢森堡位于这一区域的南部，处在多山的地段。它以生产钢铁及其他金属为主，十年前卢森堡的从业人口中有半数从事炼钢工业。随着近年来钢铁业的萧条，这一人数正在下降。除钢铁业外，卢森堡还生产橡胶，它是丰盛年欧洲实验室的所在地。它的银行业也不错，对富庶的比利时人来说，抵得上一个小瑞士。目前一些新工业也正在脱颖而出。大学则在初兴之际，一个能从事医学研究的医院也正在兴建之中。
[Nature, 1984年6月、492页]
上述数字说明，从人均收入上看，低地国家中的比利时弱于荷兰和卢森堡，但从整个区域看仍强于英国。表2也证明，从政府预算所占GNP比重看比利时较弱，而其GNP本身也低于荷兰。由于荷、比两国在政府预算中用于国防研究的部分较小，所以它们的发展研究预算比一般发达国家要高。比利时略低于荷兰。卢森堡没有官方公布的研究发展预算。据非官方的估计，政府下拨的科研发展预算仅占GNP的0.1%，而极大部分的科研都是应用性的，资金均由钢铁、橡胶业的大公司提供。
表3反映出荷兰政府对工业界的资助不大，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上荷、比两国都较英国重视。在荷兰，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得到政府、各行政部门以及政治家们的热烈支持，并得到直接的领导。这些研究为制定国家政策服务，荷兰之所以对工业界的研究发展关心较小，是因为荷兰最出名的五大工业公司，包括菲利浦、谢尔 · 尤尼来佛，实力极为雄厚，工业界中发展与研究资金中的70%由五大公司提供。所以政府认为这五大公司足以照看好自己。但一些中小型企业却因之而受损，政府已经在逐步改变这种分配比例不平衡的状况。
表4中我们计算出人均受教学生的研究基金数（为学术研究支付的薪金也计算在内）这一数字是衡量大学中教学与科研比例的一个尺度。表4说明，荷兰在人均研究基金上几乎比比利时高出一倍，所以比利时的大学看上去很穷。荷兰的学术界都承认他们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大学之一。还请注意其他几个令人感兴趣的数字：荷兰通过研究委员会（Council）所得的基金比例很小，这是分配中的相对平均主义造成的；荷、比两国大学研究基金在整个研究与发展预算中占的比例较大，大约比英国高出一倍。上述数字来自最新出版的《科学与技术指南》（1984）（OECD），说明的是1979年的情况。英国大学从研究委员会所得基金比例46.2%，这是指81/82年的情况。
[Nature，1984年6月、493页]
三、雄视世界的天文学研究
荷兰雷登大学的天文学系主任冯 · 德兰教授说，荷兰人身处弹丸之地，所以不得不通过合作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世界上的每个地方。荷兰的天文学研究如此闻名，尤其在美国享誉极高，不外乎是上述这个道理。在美国，很多重大的天文学设施均由荷兰人主管，如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的巴拉莫山望远镜，又如美国的海洋观察站。再推而广之，耶鲁、哈佛两校的天文学系主任也是荷兰人。这些荷兰人大多数出自荷兰的雷登大学，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奥图，他曾任雷登观察所主任，是他创立了欧洲太空组织。
但是荷兰在天文学研究上的支出却少于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无论按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或按人口比例计算情况都是如此。按全国人口中天文学家所占比例计算，荷兰少于英国而类似于法国和联邦德国。荷兰取得成功的原因，如冯 · 德兰所说，是因为荷兰造就了一批伟大的天文学家并由他们创立了闻名于世的荷兰学派。在这些人中德兰提到了三位，他们是凯帕台思，明纳特和奥图。德兰说，荷兰的天文学家发现荷兰已不够他们施展才华，所以向全世界扩展，最后在世界上占有了主导地位，为荷兰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在国际间的天文学合作研究中，荷兰天文学家—向坚持他们所得的收益应按他们研究的质量而不能按投资的比例分配。因为就荷兰的国力而言，后者肯定不会大。荷兰正同英国在肯那利岛合造巴马天文台，同美国在夏威夷合作建造一个大天文台，荷兰在建造各种光纤和微波望远镜上出资五分之一，但它争辩说，要是荷兰所得收益也是这个比例的话是不应该的。
冯 · 德兰说，荷兰同英国目前在天文学上的合作进行得很顺利，这一动态把荷兰除雷登以外的大学的工作注意力也吸引过来。目前荷兰的大学都在通力合作为巴马天文台制造精密仪器设备。然而这些大学从前是习惯于各自为政的。
冯 · 德兰认为欧洲空间组织（英国不在内）之所以起步缓慢，一则是因为主要的观察站设在遥远的智利，二则因为欧洲这么多国家在一起工作所引起的麻烦。德兰对设在智利的观察站的工作很满意，认为这些工作使人们对天文学研究的期待如愿以偿。欧洲空间组织诞生之地是在雷登。当年奥图把欧洲的一些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丑集到雷登共商天文学上的合作计划，成果就是这一组织的建立。
冯 · 德兰希望加强同英国和空间组织的合作，并希望在九十年代看到英国同空间组织的合作，共同来研制下一代的望远镜。这种望远镜估计要耗资50-100万美元，将作为太空望远镜的辅助设备，不过要比太空望远镜低廉得多。太空望远镜目前的造价为十三亿美元。今后安装在地面上的新一代望远镜仅为其十分之一。这两者的结合将产生很好的效果。德兰又说，荷兰既然是英国及欧洲空间组织的伙伴，希望能成为它们之间合作的媒介。
[Nature，1984年6月、4981]
四、闻名遐迩的菲利浦公司
荷兰最大的研究机构并不为政府所拥有，相反却属于私人企业。菲利浦电子设备多国公司拥有二千多个实验中心，另外还有一个激光研究中心。它属下的二千多个研究人员遍布英、法、美、联邦德国、比利时等国。
菲利浦公司的科研预算为五亿荷兰盾，比荷兰国家研究委员会（ZWO）的研究预算高出一倍多。菲利浦的发展预算为十五亿荷兰盾，产品系列从灯泡到各种电子产品，只有电力工程设备除外。菲利浦是荷兰最大的雇主，公司中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来自荷兰本土。但公司在荷兰的销售额仅占7%。十二个分公司中有十一个将总部设在荷兰。公司的总裁把公司看作是全欧性的，因为公司在欧洲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四分之一；半数以上的工厂设在欧洲，三分之二的雇员在欧洲工作。
菲利浦公司在材料研究上最占优势。菲利浦公司的副总裁潘恩伯格说，菲利浦最初对灯泡的研制就是始于对极端条件下材料的研究。从这一研究出发菲利浦发明了铁盐酸材料，然后在晶体管上起飞，目前正致力于瓷性材料。金属材料、玻璃、荧光、半导体材料的研究。事实上，菲利浦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研究领域的广阔，从激光照排的平版印刷设备到精密仪器光纤技术、伺服技术以至塑料材料，几乎无所不包。尽管如此，菲利浦目前仍在扩大其研究范围。它目前正与美国的电讯业巨人电话电报公司在数字转换器上进行合资经营，其首要的目标市场就是欧洲，最终的目的是在发展这项技术中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
在电讯产品上，菲利浦并不拥有广大的市场，菲利浦在荷兰的市场上占统治地位。潘恩伯格说，菲利浦在沙特阿拉伯的成就最大，在沙特的每棵棕榈树上都能看到一个菲利浦公司造的电话机。在荷兰的旧殖民地印度尼西亚，菲利浦也有较大的影响力。它还在秘鲁占有一定的地位。伯格说，要是菲利浦再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话，它就无法承担成本费用。所幸的是美国的电话电讯公司填补了这一空缺，而菲利浦现只需当当配角就可以了。美国的电话电讯公司在本国拥有市场，菲利浦占优势的地方在于它的产品是按国际标准（CCITT）生产的，而这一点正是美国市场先前可以忽视的。
菲利浦欧洲其他公司合作的进展则较为缓慢。不过在信息科学上步子还是很大的。在学术性合作上菲利浦完全独立于荷兰的各大学。但它也向大学招募研究人员，这些人员先得在实验室里干上5—10年，然后派到生产部门去工作。在菲利浦属下的恩德诃文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正在上升，但是菲利浦有一条严格的政策，那就是科研人员的不断流动，以便每年能从大学招募到200个毕业生。
然而菲利浦不愿同大学进行契约性合作研究，对荷兰以外的实验中心也是如此。在1968 ~ 1969年荷兰的大学革命发生前，菲利浦曾同大学有较多的联系，从那时起菲利浦就退出了合作，同时大学也怕商业化太重而中断了同菲利浦的联系。以后这两方面分得越来越远。现在大学里倒有了想合作的气氛，但菲利浦公司副总裁潘恩伯格认为，荷兰大学目前的科研水平虽然不错，但远非出类拔萃。1968 ~ 1969年的大学改革给国家带来了一股平均主义的浪潮，结果造成了荷兰在择优建立各种研究中心上显得很勉强。因此菲利浦几乎不想同荷兰的任何部门进行合作。相反，菲利浦却同荷兰毗邻的比利时卢旺——佛兰芒大学就计算机辅助设计进行密切而富实效的合作。
尽管菲利浦公司在研究上的水准是世界级的，据此它有理由小视荷兰的大学，但它的利润水平却低得难以令人接受。这个问题与其归因于菲利浦公司的经营不善，倒不如说是保守、缺乏冒险精神的欧洲消费者造成的，潘恩伯格说，假如菲利浦能在欧洲市场打开局面，那它就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但在欧洲，菲利浦缺乏的是具有先锋精神的消费者，所以日子很不好过。潘恩伯格强调说，美国硅谷的力量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水平很高的制造厂，而是因为硅谷处于一个计算机工业、军火工业、自动化工业云集的地方，正是这些工业部分吸收了它的产品。这同欧洲的情况适成对照，欧洲的买主，无论是集团还是个人，在购物上极为谨慎，保守倾向很重，对新产品老是持观望态度，潘恩伯格说，若撇开欧洲不论的话，菲利浦的成就还是很大的，今天它几乎击败了所有的竞争者。
但在成就后面也存在着问题，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自身的结构问题，具体表现就是科研与生产的分离。批评者认为这种分离使研究工作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菲利浦声称它已通过加强两方面的合作解决了这一问题。菲利浦公司内部的一些人则认为，公司的销售水平跟不上研究水平，公司应加强销售策略的研究。菲在销售上的失策是有过教训的，当可翻录的录像带问世后，它属下的激光研究中心还在生产不能重录的录像带，无论自认为这种录像带的技术如何了得，消费者是不会对这种价高功能差的东西发生兴趣的。菲利浦现正在研制家用录像设备，不过在录像质量上还存在着稳定性问题。目前菲利浦所取的销售策略是缩小市场，把重点放在一些职业性消费者身上。菲利浦只要对其正存在的市场多加注意和研究，同时少抱怨欧洲人在消费上的冥顽不化，其前景仍是光明远大的。
[Nature，1984年6月、501页]
五、优先发展的生物技术
荷兰计划在未来的几年内在生物技术上有重大建树。这一雄心壮志自有其根基，因为荷兰的生物技术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遗传工程疫苗的制造者。该疫苗用于防治猪牛的腹泻。
荷兰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第一个制造了遗传工程疫苗，也不是因为他们发明了单克隆诊断物，而是因为整个荷兰目前在生物技术的各个领域里已处于一种先行地位。
这一现状均可见诸于荷兰在生物技术研究上的深度与广度。荷兰的生物技术研究在一种灵活、富有条理和想象力的策略指导下进行，受政治的干扰也最小。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生物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已有了坚实的基础。荷兰由于历史与地理上的原因，共同合作已成为荷兰人的一种天性，所以在生物技术的发展上具有一种把整个荷兰变成一个生物技术大公司的良好机会。而在一些更大的国家里，一项规模浩大的生物技术研究计划常常会因范围过大以及与工业界隔绝而告夭折。而荷兰则不同，重大策略的决定者是由一些生物学家和企业家联合组成的国家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长期来一直直接向内阁委员会提出建议。主席是齐尔帕诺特。他是雷登大学的植物遗传学家，被人认为是学术界中最少学究气的人。他说，委员会将在1985年解散，届时将完成其历史使命。在今后一两年内第一代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生物技术产品将问世，其中一项重要产品将是废水处理技术。
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已设法掌握荷兰一些从事生物技术的大公司（如谢尔、吉斯特、尤尼莱佛）在研究与生产上的动向。委员会主席齐尔帕诺特说，所有公司都显示出对生物技术的浓厚兴趣，但都不希望公开自己研究的目标，因为这些都是些极为敏感的问题。在他的帮助下，通过个人的直接交往，委员会终于了解到了这些大公司在开发生物技术上的大致轮廓，并同它们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一协定使制订全国规模的生物技术发展策略成为现实。法国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尽管社会党政府也发出过这类加强与工业界合作的呼吁，但工业界大多以拒绝合作的态度相迎。
荷兰过去在生物技术项目的责权划分上一直存在着一个毛病，这就是支配这一项目的是科学家而不是参与实施的工程技术人员，现在这一倾向有了改变的趋势。改变的方法是让大学与国家研究机构的工作方向朝市场需求进一步靠拢。齐尔帕诺特说，大学里的研究可以如科学家们所愿，是基础理论性质的，但这不应同工业上的研究对立起来，我们需要的是成果与人才的双丰收。
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并不想建立一个生物技术的研究中心，它认为这种中心常会变得昏昏欲睡，不过委员会在某些专题上还是建立了一些中心，目的是让这些组织为获得更多的预算资金而竞争。从某种程度上说，生物技术委员会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从名义上说，生物技术项目应是国家实用研究组织（简称TNO）的工作目标。TNO过去曾从生物技术委员会那里获得过一大笔预算，也成功地促进了后者在生物技术上的研究。但TNO要获得更多的资金，就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但从现状看，委员会认为TNO过于注重生物技术的商业价值了。
在同国际间的生物技术合作上，荷兰的生物技术委员会持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欧洲人态度。如齐尔帕诺特所说，荷兰喜欢在自己占优势的领域同别国合作。因此荷兰选择了这三个领域：农业、废水处理、污染控制。从弱者的立场同他国合作是毫无意义的。不能否认，荷兰的这种立场带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荷兰只有站在优势地位同他人合作，荷兰才能强大起来。假如它老是在落后领域同人合作，就永远成不了一个强国。这是荷兰给欧洲的一种信息。目前同荷兰有双边合作计划的只有瑞士与联邦德国。同法、英两国的合作尚在探讨之中。
从国内研究的现状看，政府对大学研究基金的削减会影响大学对生物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但迄今尽管资金削减了很多，大学里仍保持着成功的势头。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对大学的资助可以说竭尽全力。今年它已花费了八千万荷兰盾，它还通过一个优先发展项目委员会得到一笔七千万荷兰盾的资金。因此总的说来，荷兰在生物技术领域里的基础研究并没有因为资金紧张而受阻。
齐尔帕诺特个人对荷兰的生物技术发展项目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十分宽视。他认为，荷兰的生物技术发展原则是大力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须有良好的组织与高超的水平。不然研究工作肯定会落伍。同样重要的是要把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们的创造才能激发出来，因为在这一研究中谁也不能预测他们会发现些什么，我们只能说为什么不可以在有机物质的研究中，研究一下同Ecoli略微不同的有机物，看看其结果会如何。
委员会认为大学在研究上的职责范围需要明确，一方面它们要同教育部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只能在得到工业界优先发展项目的资助下展开这些项目的研究。它还认为，大学间毋需相互保密。基础理论研究应是一项公开的研究。谁也无权使大学在原则上或实验上签订某种秘密协定。假如大学这样做了，它将自食其果。从现实角度讲，大学也无法保守秘密。唯在政府的应用研究中心可以例外，因为它不存在保密问题。所以工业界得以把大学中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获得成功的项目交付应用研究中心去发展研制。现在生物技术委员会打算自己建立一些小公司以避免在实验阶段中的错误。一些地处国外的小公司对市场研究一直很薄弱，它们往往在没找到买主时就投入生产，最终却因之而不得不关闭。
荷兰的生物技术热是在生物技术的首次浪潮中形成。荷兰以此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优势。委员会主席齐尔帕诺特说，目前世界上还有很多市场有待开发，在这方面大公司能居主导地位。荷兰的大公司为此已作好了充分准备。它们耗资甚巨，在进行规模宏大的生物技术开发活动。如谢尔和吉斯特公司已同巴西一家公司联合建立了一个价值为三亿荷兰盾的生物技术实验室。所有这一切，加上同大学的密切合作，将使荷兰成为一个生物技术的大公司。生物技术委员会今后的努力目标是促成一个持久而富有现实意义的交流活动。
[Nature，1984年6月、500页]
六、培养应用人才的成功途径
比利时的工农业研究促进委员会（简称IRSIA）所从事的活动同它名称很不一致。同人们的估计相反，IRSIA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仍起很大的作用。这种情况同比利时的现状颇相抵触，从政治上看比利时向来更看重应用科学的研究。
比利时的大学依靠IRSIA提供研究奖学金（Research Studentship），即便对从事最本质性的基础科学研究的也不例外。IRSIA对科学一字的理解可以说是最广义性的，这同英语指的科学差不多e IRSIA每年授予这类奖学金六百份，奖励的方法是通过面试来看申请人的能力，而国家基础研究委员（简称FNRS）会每年授予的奖学金只有一百个份额，而且授奖原则完全基于申请人各科大考的分数，不消说不是出类拔萃者是不能得到这笔研究奖金的。
IRSIA每年在布鲁塞尔的中心进行九百场这类的面试，它除了给大学助教提供少量研究资金外，还为80 ~ 90%的攻读哲学博士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为什么这样一个从事应用性研究的组织会承担这项工作呢7 IRSIA从战后成立以来，目标一直是为工业界提供善于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人才。在它看来，科学研究要求人们达到相当的智能水平，掌握一些研究方法，而这一切要求学生在从事应用性研究以前就掌握。
在比利时，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需要的资助不一定来自IRSIA或FNRS，工业界也会提供资金。但是IRSIA的主席冯 · 克缪伦说，这绝非上策，因为你受雇于工业界，就不得不为应用性成果努力。哲学博士同这种成果是两码事，它意味着一种教育。
当一个教授推荐一个学生给IRSIA时，IRSIA要求该教授保证这个奖学金申请人所研究的项目具有授予博士学位的水平JRSIA声称它对哲学博士生研究的课题不加任何干预。这样做的前提是在面试时对申请人的真才实学要充分掌握。克缪伦说，我们有时也自问这些博士毕业后能干什么，事实上普列高理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学生们在毕业后没有一个失业的，尽管他们从事的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他们受到一种良好的训练，这同普列高涅教授和其同事创造的一种良好科学环境分不开。我不是说研究课题是无关紧要的，它可能在第二阶段的研究中发挥重大作用。环境也十分重要，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往往给人以某种训练。
然而IRSIA的这套制度之所以能坚持下来，还因为它是大学研究工作的指示器。通过这&奖学金，IRSIA了解了大学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且这部分资金仅占IRSIA预算的十分之一，其他部分都以各种形式资助工农业研究，但是这部分资金又通过合作项目回到大学的研究中去。这些奖学金还帮助IRSIA掌握大学的研究动向及其领导人物。
IRSIA的这套制度的形成也有历史渊源。克缪伦说，大学的博士学位奖学金一开始就依赖IRSIA，因为当IKSIA从FNRS分立出来时，后者主要的任务是资助教授的工作，所以由IRSIA授予奖学金，因为工农业研究中需要大量人才。比利时在研究与发展中是比较落后的，为此IRSIA设想通过它掌握的大学为工业界造就人才。这一历史使命看来越来越重大。克缪伦还补充说，FNRS从来就不做这类工作，他们要的是杰出人才、诺贝尔奖的提名人。这同我们的宗旨迥异。我们要的是良材，能在工业上派得上用处的人。
[Nature，1984年6月、503页]
七、分而治之的科学管理
比利时的基础理论研究委员会（FRNS）—分为二，这种分裂几乎是彻头彻尾。当走进设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大楼时，人们会发现两个妇女穿着一样的制服并排坐着，每个人的上面各挂着一块指示牌，分别用法语和佛兰芒语写着“接待处”。来访者自己务须确准要找的接待员，因为她们各司其职，一个会把你引到理论委员会的瓦隆尼亚部，另一个则带你去佛兰芒部。研究基金的分配原则是54%归佛兰芒地区，46%属操法语的瓦隆地区。
这也许有些近乎疯狂吧，FRNS的前任主席工程学教授朱莫特却并不如此看待。他认为这样做好就好在把政治及地区间的冲突逐出科学讨论之外，要不然就会在预算的分配上引起纠纷。只有在分而治之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讨论研究质量问题而不引起许多复杂的问题。不过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某些研究上的重复，这种缺陷总比大混乱要好。
佛兰芒派的FRNS人士也支持分治，他们认为分治会产生不依赖他人的科学决策人员。目前佛兰芒派和瓦隆尼亚派的决策人员在FRNS中各占五个，他们作为一个决策机构中的成员却使用两种预算。因此当讨论一个佛兰芒人的提案项目时，瓦隆尼亚派的五个成员完全独立于外，反之亦然。
佛兰芒派的人士说得很乐观，区域分治不会把比利时的事情搞得更糟，相反，对找出一个解决方法却不无小补。因为从地理上说，比利时对欧洲北方来说是南方，对南方来说又是北方，所以在这样一个交集处两种思想力量相互碰撞，反映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国就是盎格鲁 · 萨克逊传统和拉丁传统在思想上的互相砥砺与促进。
不过，一个瓦隆地区的生物学家对此仍有微词，他感到FNRS生物部分配下来的资金由于一分为二就显得太单薄了，本来可以提掖具有优势的项目研究，现在不得不做同一项研究。而佛兰芒的人士对此却持论适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
FRNS给佛兰芒与瓦隆两区域的预算，即54%对46%，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按两地区大学毕业生人数划分的。现在的趋势有利于佛兰芒人。在比利时18 ~ 30岁的人中55%的人讲佛兰芒语，45%的人讲法语。在佛兰芒人地区，大学的入学人数正在增加，而在瓦隆地区这一人数正在固定下来。天平越来越倾向佛兰芒人一边。最终的比例将会在60%40%处固定下来。
这种倾向还是新近发生的事。十年前，瓦隆地区常居上风，有很长一段时间科学家们都讲法语，甚至包括佛兰芒人科学家，两次大战结束前几乎没有佛兰芒人的科学家，因此佛兰芒人要求FNRS下拨的资金也小。甚至在1970年，佛兰芒人在比利时的物理学研究中只占用30%的经费，尽管其人口已占60%。但这仅是一种反常现象，到七十年代时，比利时的总理提奥 · 雷费佛决定对佛兰芒人地区的基础研究增加基金，同时仍保持瓦隆地区拥有的原来水准。最后这两部分终于达到了平衡。但这项行动仅成功了一半。一方面政府确立了一种制度，使佛兰芒人受到合理的待遇，但另一方面产生了预算危机，使FNRS的预算陷于冻结之中。由于拿不出钱来继续支助佛兰芒人，按这种制度行事，政府不得不削减瓦隆地区的经费支援佛兰芒人。这时瓦隆尼亚人说无疑是个灾难。
以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为例，这两项基础研究的资金来自FRNS的有关基金。瓦隆地区自1977 ~ 1983年经费减少了20%，而佛兰芒人同期却增加了24%，在其他项目的FRNS基金预算上，瓦隆地区自1977 ~ 1982年来净减少了11.5%，但佛兰芒人方面却增加了1%。
瓦隆地区的人士还批评了在应用性研究项目上这种类似的趋势。在五十年代，应用研究促进委员会主要的目标是增加比利时的大学研究员人数，因为比利时在战前和战后哲学博士的人数非常之少，但在1977—1982年间，该组织在培养工业和农业研究人才人数上有了显著增加，前者为28%，后者为13%，而同时却减少了6%的研究员人数。瓦隆的这位人士说，当了解了所有这些数字时就不难发现比利时的症结所在。
[Nature，1984年6月、505 ~ 506页]
八、硅谷向比利时转移
二十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冯 · 奥伏斯特拉登教授在他的家乡比利时也建立起一个不同凡响的微电子实验中心。这一实验中心现在完全可以靠同工业界的契约性研究而存在下去，政府对它的资助已占总经费的20%。
不过这一比例现在有改变的趋势。佛兰芒地方当局正投资23亿比利时法郎，再加上年度预算10亿比利时法郎，来扩大奥伏斯特拉登的实验中心，使之成为佛兰芒大学校标微电子研究中心（The Inter Flemish-University Microelectronics Centre简称IMEC）。在比利时今天开支紧缩的情况下IMEC仍能招来大笔投资，难怪有人称它为“超级实验室”。
IMEC今后的科研核心将是奥伏斯特拉登实验室目前从事研究的四大系列：电子学、系统化、自动化以及工艺学。奥氏实验室在这四大领域享有盛名。根据以荷兰为基地的菲利浦多国公司副总经理的说法，奥氏实验室在这四方面的工作仅次于加利福尼亚的伯克来硅谷。奥氏实验中心已成功地在美国和欧洲繁殖出一批小公司，向它咨询技术的也趋之若鹜。
奥氏实验室的起步是缓慢的，在1970年初建时仅有八个工作人员。奥伏斯特拉登说，这就是实验室的起点，但后来证明了我们有能力在比利时微电子研究方面作出创造性的成就。正因为此，实验室获得了提奥 · 雷费伏首相下拨的第一批援助基金，首相希望通过这类资金援助改善比利时一些一流研究组织的金融和竞争地位。此举后来果然获得了成功。
很多比利时科学家都认为，这种专门扶植有优势的团体的资金有很重大的意义。以奥氏实验室为例，其改善的幅度相当明显。在1975年它仅有60个研究人员，以后它同另一个实验室合并后增加到85个人。现在的人数已达150人，这个数字对实验室的场地及设备来说都达到了饱和的程度。因此成立一个“超级实验室”势在必行。
奥氏实验室在三个领域从事研究。最重要的是集成体系，它涉及集成电路的所有技术，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实验室实力雄厚的计算机设计小组。另两个小组分别研究集成块生产的物理和化学问题。奥伏斯特拉登说，我们现在已掌握了CMOS技术和Sum CMOS技术，并已转让给工业部门。一个大学的实验室能同工业界合作到这一步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奥伏斯特拉登还说，我们从事这项技术的研究部分是因为比利时还没有一个工厂能生产集成块。我们要证明比利时人也能生产它们。现在比利时已拥有五个集成块生产工厂，其中一些厂由奥氏实验室人员领导。
奥伏斯特拉登的雄心大志是全国范围性的，要不然他为什么从美国的硅谷回到比利时。他之所以在大学中而不是在工业部门创办实验室，是因为他认为教育和训练是极为重要的，直到今天训练仍是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实验室每年培养出一百名从事集成块研制的电子工程师。未来的超级实验室会两倍或三倍于这个人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自行设计集成电路。
奥氏认为，一个实验室的工作应介乎于大学与工业界之间。典型的大学实验室和工业部门实验室都不是理想的实验室。1985年10月比利时的佛兰芒当局同贝尔——安特卫普多国公司将合资生产定制的集成块，要没有奥氏实验室培养的专业人才，从事这项生产是不可能的。
奥氏实验室还致力于系统和信号处理。奥伏斯特拉登相信这一领域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定制集成电路（custom integrated circuit）。信号研究的部门内容属于密码学中的基础性数学研究。因为每个密码的设置都需要一套特定的集成电路。这类结合现在是越来越难分开。一个数学家发明的东西，要付诸实现恐怕二十年也做不到，不过在6—10年的范围内可以解决数码问题。
奥氏实验室的第三大研究领域是光电技术，这一技术类似于集成电路技术，实验室研究出一种网屏印刷技术来生产太阳能电池。这一处理使原有材料发挥出很高的效能。现在有了一个专门运用这项技术生产的公司，而且日子过得挺不错。
奥伏斯特拉登承认比利时也有研究水平类似于他实验室的研究机构，但没有一个同工业部门结合在一起。比利时同美国不同，在斯坦福或伯克来附近有成群的工厂，而在奥氏实验室周围却一个也没有。奥氏实验室同国际上的工业界有合作联系，这些工业部门包括美国、瑞士、西德、荷兰、法国以及英国的。这种现象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实验室仍需政府的资助，因为实验室80%的资金来自同工业界的合作项目，20%来自政府的固定资助和大学，这就使发展受阻，因为单购买电子光束仪器就耗资三百万美元。
资助奥氏实验室的有国家的优先发展项目基金，有共同体，IRSIA，FNRS以及好几个政府部门。大学也提供25份薪金。奥氏认为大学开放是最重要的，但实验室并不在乎它们提供的就职机会和薪金，因为工业界会为实验室提供资金，在实验室工作的任何人不愁在工业部门找不到一份工作。
现在“超级实验室”（IMEC）行将代替旧的实验中心。它将拥有150个固定科研人员和100个工人从事各个项目的设计和工艺研究，它拥有的预算资金将是现在的实验中心的三倍。在实验室里将全部安装闭路电视，这样在IMEC召开的研讨会和讲座可以传播到其他中心，同时又通过音频反馈收集各种问题。IMEC将是一种新模式的实验机构，它既是大学校际的研究中心，又同工业界密切联系。
[Nature，1984年6月、510页]
九、发展中的卢森堡
卢森堡的科研情况如何？从历史上看卢森堡在很久前也曾有过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77年它开始扩大研究范围，但规模仍很小。政府属下的科研机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只有12人。这12个人的工作只是名义上独立的，实际上完全依赖于同国外机构的合作。据非官方的统计数字，卢森堡用于基础科研和应用科研的预算仅为全国国民总产值的0.1%。
卢森堡的人口仅为英国一个自治郡的人数，总共366，000人，现虽有大学生三千人，但大多在国外受教育。卢森堡盛产煤和铁矿专，这就构成了一个重大的钢铁工业，十年前卢森堡人口中的半数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作，现在已下降到四分之一。阿贝德钢铁公司自己拥有一个30 ~ 40人组成的科研实验室。另外卢森堡还是欧洲丰盛年轮胎公司实验室的所在地。其他一些小公司也在金属和材料上自己从事研究工作。
但是卢森堡还应从事更大量的科研工作，这是随柄铁业而来的许多新工业项目的需要。1977年，当时社会党联合政府的科学文化事务部长罗伯特 · 克里帕思发起了一场朝这一方向前进的运动。他发动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机构，其中之一就是科研决策顾问委员会，以化学家皮埃尔 · 赛克为首。赛克带来的一项改革是创立了一个能从事医学教学和科研的医院。克里帕思还创立了一个技术学院以专门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
卢森堡尽管拥有三千名大学生，但却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唯一具有的一所大学是十年前创建的中央大学，但它只有一年级的学生，卢森堡就是通过这一年的教育对学生进行基础理论的训练。中央大学一年级的师生此例是1：2。但它的教材内容得到联邦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的普遍承认。
假如中央大学的教师想进行某项研究，他们就不得不同国外的小组合作。目前它所感兴趣的合作项目主要是以下这些：同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合作研究昆虫体外类固醇，现已在蚯蚓身上找到了这种类固醇、同麦兹、海德堡、卢旺等大学合作研究杂环和有机金属的化合物；同中央医院共同研究在医学领域里如何利用电子信号来发现疾病。
上述均说明卢森堡正在同周围的国家合作进行研究，同时它又无意把研究扩大到国家的能力不能企及的地方。它的科学研究存在着的唯一障碍是工业界同官方和私人的研究机构合作太少，恰如一幅未完成的画。1983年科研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求政府授予更大的权力以促进合作和资助国家的科研活动。但是右翼的基督教社会党执政政府对这一要求并不理会，甚至称之为“讹诈”，同时政府也无法重新任命新的顾问委员会班子。卢森堡未来的轮廓并不清晰，赛克教授希望在6月的大选后出现新的发展趋势。
[Nature，1984年6月、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