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是当前最重要的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个概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分析了人类与其居住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之后才提出来的。为了揭示现代生态状况的根源、它的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就必须搞清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综合联系。

1. 现代生态状况的起源

整个人类文明的发生、发展史，同自然环境及其在人类的具体活动影响下的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分析人类早期改造其居住环境的起源，可以为有预见性地研究各种因素（自然的、人为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提供综合素材。这里，我们只能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自然历史和历史哲学方面。

原始时代，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同生物性的消费相比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时期”自然界的天然资源和劳动资料只能参与到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去。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就是优先占有“自然界的现成品”的时代。但是，为了满足起码的生物需要，原始人类扩大了同自然环境的特有的交往，从而，导致了生态矛盾的发生。

现代的考古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全部综合资料正在揭示自然环境、物质文化和Homo Sapiens（智人）进化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且，根据人类起源的生态学观点，为进一步说明人类的起源同其周围环境显著变化之间的密切相关找到了不少实际材料。人所共知的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能够对动物界物种的相互关系给以根本性的影响。但是，直观地看，那时，我们的祖先还不得不依附于一定的生态制约。

在生态方面，史前期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同自然界的大规模变化有关，这些变化都影响到人类的迁移及其生命活动的兴起和发展。历史学家把我们星球出现人类以后的这一段历史划分为十多个重大的气候变化时期，而其中某些时期对人类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这就涉及到诸如一系列古代文明的消失和撒哈拉大沙漠形成的现代认识）。不过，这种大规模破坏性生态过程的发展同人类起源的联系，只有细心观察才能发现。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人类的起源和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破坏性的生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人类活动的伴随现象。

公元初，覆盖希腊城的森林被砍伐了；扩大生产的需要引起了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木炭被用于冶金，建筑材料被用于造船等等。森林的砍伐，首先破坏了生态环境的有序性。但这并不是说，在古罗马、希腊的文化中就找不到合理利用自然的成分。按照普卢塔克的考证，在索罗人的治理下，人类已经注意到了保护水源的必要性，注意到了正确地管理农业生产；塔西陀得到的有趣资料，反映了古罗马人改良自然条件以及其他活动的组织的周密性，等等。

中世纪由于城市发展的结果，人类同其居住的都市环境的关系尖锐化了。历史记载，中世纪的城市，其生态状况是相当恶劣的：肮脏、流行病蔓延，等等。正在出现的工厂生产，污染了城市的空气。尤其是十六到十九世纪，铁矿的冶炼使大批欧洲森林被消灭。

甚至随便注意一下生态问题的自然历史也会发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某种形式和程度上，都涉及到了生态问题。同时，生态状况的加剧，作为人类历史每一个重大时期的组成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和社会文化水准的进步，促进了该历史阶段人类和自然关系危机的“消除”（将石炭作为燃料代替木材，不仅增加了社会的能源潜力，而且制止了欧洲森林的灭绝）。

而完全合乎规律的是，生态状况起源的自然历史解释同它的历史哲学分析，应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和自然相互关系的问题，在社会的文化观点和居于重要地位的哲学理论中得到了本质的反映，人和自然协调一致的观念是古代哲学的特点，在这种观念中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多半是以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的。那时整个世界已进入统一的“氏族公社”；希腊的自然科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这个观念大概可以说是同样涉及到西方和东方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但是，如果说这种人类和自然界协调一致的观念在“东方意识”的水准上后来仍然没有失去自己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在“西方意识”中，由于对客观现实提出了特殊的解释，而逐渐放弃了这种总体观念。

在古代的哲学体系中，与人类同其居住环境的历史协调性观念并存的，还发展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在满足主观的物质需要中，自然界原则上是有限的。自然环境注定“完结”论的拥护者的顽固立场，歪曲了在评价人类和自然界一致性时的人类学观点。

中世纪、古希腊、罗马时代固有的研究人和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神化哲学观点，已经被宗教哲学理论所代替：即反映人和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圣经》出现了。按照犹太基督教义，上帝不仅创造了原始人类，而且除了为人类及其目的服务外，对于别的“东西和生物”是没有任何用途的。

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它的早期，在主客观之间相互作用过程的解释方面，人文主义的人类学观点占了主导地位，这就在客观上发展了人类和自然界统一的古希腊观念。不过，这种统一是建筑在泛神论和美学人文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例如，在空想的生态图景中，城市风景的美学观点应该符合人类美的物理和精神标准。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把完整的自然界，科学地“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机械论世界图景的特征，与其说是想在描述自然规律中应用数学方法，不如说是竭力把自然界完全神化，竭力把有价值的宇宙组成部分排除在科学图景之外，因为起源于毕哥达拉斯派的知识的数学化、绝没有割断同其符号价值内容的联系。在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方面，特别是用资产阶级的认识水平看，这个时期是同人类及其居住环境方面的危机性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中，关于主客观相互关系的解释反映出一系列矛盾：一方面，在这种解释中，除了人与自然相对抗的观念外，又发展了建立在二者相统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古罗马的观点；另一方面，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领域，我们都能找到人和自然相统一的概念。而如果说，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在分析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过程中，是根据在人类学原则中具有逻辑完备性的人类学本体论的认识（费尔巴哈）的话，那么，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们，则是把自然界作为某种理性综合（康德）或者表示人和自然结合的“一般宗教思想”形式（黑格尔）来看待的。

在黑格尔“历史现实主义”基础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概念中，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最基本的范畴是把劳动作为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中介。而且，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过程中人类处在同自然界的相互联系中，因为人类影响着而且曾经依赖过自然力的“协助”。社会的进步包括两种辩证地相互联系的趋势：一种是同能够满足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相联系的积极趋势；另一种是包括造成对自然界施加“压力”在内的消极趋势。任何一种趋势的形成，都是由社会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阶级性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而且还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危机性生态现象和过程加剧的根源。

正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关于社会生态研究理论成果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开始注意到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概念和生态学概念的某种一致性。况且，社会和自然界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不仅阐明了现代生态状况危机的根源，指出了战胜这种危机的现实道路，而且论证了生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些问题的解决同实现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文明发展是分不开的。

2. 生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七十年代，在西方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人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建立比较完善的工艺规程，这种规程有时被看作是战胜人和自然关系危机的灵丹妙药。八十年代，这种认识的局限性似乎已经明显地暴露出了，即单纯的工程手段只是一种治表的办法。而现在，西方研究“节制性工业社会”综合发展问题的总体纲领，正在广泛现实的基础上研究“生态抉择”，企图摸清各种抉择控制生态进程的不同情况。

科学思维在分析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概念和认识，可以揭示某些已经证实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就有利于进一步论证生态问题的全球性论点。

生态问题的概念论同割裂某些产生于人和环境关系方面变化着的理论方法论论据有关。我们应该注意关于发展概念的变化。如果说在社会进步的最初阶段，人和自然的统一是建立在自然占优势的基础上，那么后来人类就表现为主导力量。“消除”他们之间预料中的矛盾，只有恢复了自然界的主体地位才有可能。但是，这就必须以新的高度来理解人类同其生活环境相互关系的特点。

西方的学者们企图改变对发展的传统理解，他们不仅从经济指标，例如总的国民产品的水平上考察发展，而且还从实际上在以前的理论提纲中也没有应用过的“非经济性指标”的统计中来考察这个问题。从七十年代开始，“非经济性指标”越来越扩大了同期望克服西方生态危机的发展原则的联系。如果说在最初的构想，譬如“动态平衡”或“有机增殖”中，全球性过程的社会中性解释仍为某些人念念不忘，那么以后的构想，包括经济发展构想在内，则建议对这些传统的观点加以选择。这里已经考虑到世界性社会经济进程的特点，考虑到“人类的目标”和社会、自然、文化因素的相互联系以及“革新性社会教育”的可能性。

生态问题的环境论是以社会生产活动对固有的自然系统不断扩大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人类后果的影响为根据的。譬如气候学家们就特别害怕人类起源时的那种全球性的变化。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现代城市条件下环境恶化的规模。如果认为人类皆有几种素养（“文化的”、“美学的”、“交际的”等等），那么，在自然环境方面反映人类要求的“生态素养”在资产阶级都市化的过程中就越来越成为一种缺陷。类似人类起源时代的那种自然环境的退化，正在给动植物界造成根本性的破坏。

生态问题的唯科学论，涉及到在克服进一步提高生物圈“效率”的局限性和社会生产需要增长的对抗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前途。社会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合理化，取决于人类实践的技术工艺水平的改变：即从传统性生产向可补偿性、可控制性和可预测性生产的转变。按照扩大传统工艺过程“封闭性”的方向改造这种工艺过程，不仅可以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而且还能减少抛到人类生存环境中的生产废料，改善生物圈的“质量”。

这种设想的实现，有赖于新的现代科学知识的发展，这就必须分析多种学科领域出现的问题。在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科学解释方面，现代知识似乎处在十字路口。一方面，传统科学的分化正在暴露出自身在研究全球性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科学的整体化也遇到不少理论方法论困难。

生态问题的社会论，来源于在现代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背景上发生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解决现存的每一个生态学理论和实际问题中，就显示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效率，并且在“自然形态上”暴露出资本主义的矛盾。直到最近，“生态危机”的发生也还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达有关。但是，现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有的西方发展方式在自然方面造成的不良后果已经很明显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状况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包括殖民主义和非殖民主义统治的遗害在内的人口发展进程的特殊性和社会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在这些国家为争取“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斗争中，生态状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3. 未来的科学生态轮廓

现代生态状况危机的性质正在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关于未来科学、技术、工艺等发展方向的认识发生明显改变，而且很可能同认识的“生态化”结合在一起。看来，这个过程在西方是被当作一种解决人和自然矛盾的途径来研究的。当前，忽视生态发展方向的“人类独特性”的西方传统概念，正在受到批判；相反，诸如希望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生态理论中关于“自然”局限性的“新的环境变化模式”正在提出。“生态伦理学”、“生态学思维”等观念性理论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在八十年代一开始就出现的资产阶级关于用必要的物质资料（食品、能量等）来保证人类前途的预测中，悲观主义倾向相当明显，按照这种认识，“石油时代的结束”已成定局，而且认定在这方面已经不能为能源的进一步选择提供实际基础；发展中国家饥饿的加深已经可以预见，在那里“要饭吃的人将会多起来”。应该看到，生物圈资源“枯竭”的观念仿佛使那些有时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丧失信心的现代西方学者失去理智。而如果说很久以前这种信念还是很高涨的话，那么，现在的重点却往往远离了克服人和环境方面的科学方法。

战胜生态困难的可供选择方向正在被揭示。然而在资产阶级的认识水平上，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景往往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推测，其中包括对破坏性的生态现象、生态过程和生态趋势的推测。在极端论者们看来，实践正在证明，防止现代技术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只能在消灭文明自身的过程中实现。但是他们显然是少数，比较普遍的认识是预防生态危机不应拒绝技术文明的成果，而只能拒绝生态方面的有害因素。这样，西方国家就加强了对现有汽车事业发展原则的批评，原子能电站等建设的合理性也遭到怀疑。在这种趋势下，正在宣扬生态学中性能源的观念；研究降低人类需求的可能性；揭示人类活动合理化的前提；探索“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相结合的途径，等等。但是鉴于所有这类方案的十足的空想性和局限性，正在引起人们从中力求拟定一个解决生态问题的轮廓，试图展望人类的生态前景。

要知道，过去的百科全书派经常面临的正是这个课题，而现代的思想家们继承了这个课题。而八十年代这个论题的广泛传播表明，已经认定的趋势是很现实的。

但是，众所周知，另外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从来就没有拒绝人文主义原则，而且经常强调，自然界的美应该在相应的理论体系中得到完全一致的反映。如果说，几年以前，在分析这类问题的时候，重点还放在自然科学和人文主义科学相对立的方面的话，那么现在，知识整体化的趋势正在加强。除其他的原因之外，推动这种趋势的因素之一，应该说是既成的生态局势，这种局势按某些西方学者的说法，要求建立已被认定可以克服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对抗，可以为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提供正确分析的“第三代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很早就讨论过关于建立某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专门”解释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统一科学的现实性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据就是预言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统一的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而今天已经以足够的确定性揭示了这样一种正在得到证实的趋势，即科学的相互作用及其综合性正在深入到各个领域。这个论点可能同这样的论题有关，即现代科学知识正处在形成一种关于“从整个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科学完整性上”考察这些问题的生物圈科学的起点处。

但是，目前这只是个预见性的趋势。今天，生态学的思想、认识和概念向现代科学知识结构方面渗透的进程（科学的“生态化”）是很明显的。其发展前途最终将可能导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生态学”整体化。同时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显而易见的是，甚至连最困难的理论认识论和哲学方法论命题的完成也只表现为一种类似的科学整体化，而绝不意味着这些就似乎能够打开通向有效的、建设性的解决社会发展的生态问题的自由道路。

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性质，迫使那些试图预测现代生态状况未来的资产阶级学者们，随着自然资源短缺或工艺流程不完善的不断扩大以及人口的指数增长，不得不寻找人类和环境对抗性矛盾加深的根源。他们从其中的一部分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类似生态学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只有在改革社会制度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当然，这里所说的改革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意义上的改革。

与资产阶级的未来设想相反，苏联学者们提出的综合纲领，不仅比较现实的估计到未来世界的轮廓，而且还指出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的实际途径。这些途径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很多方面决定着二十一世纪社会文明发展的轮廓。现实生活要求所有国家为解决每个民族和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和平和建设任务而有成效的合作。这些任务包括诸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全世界不断增长着的居民的食品保存，宇宙空间和世界深海的开发，同流行病和不文明现象斗争等。就是说在政治和平和国际合作的道路上才有希望建设性的、卓有成效地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方面的乐观化、协调化和合理化问题，改善生物圈，以利于个性的自由发展。

[《哲学问题》，（俄）198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