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新政治》大卫 · 迪克森（David Dickson）著   帕提翁（Pantheon）书店出版，纽约，1984年，405页，定价22.95美元。

作为《自然》杂志的通讯员，该书作者在首都华盛顿生活了四年，在此基础上，他对美国最近的科学政策进行了透彻的剖析。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时间划分为三个时期，而最后的一个时期，他称之为“科学的新政治”时期。第一时期从大战结束—直到肯尼迪总统任期末，此间，V · 布什（Vannevar Bush）的理论占着统治地位，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题为《无穷的疆域》—文，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建议联邦政府积极支持基础研究，同时让科学界有最大的自主权，以便其自行决定研究的优先领域和进行研究的合适方法。

从约翰逊任总统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是第二个时期，国内呈现出一派官方对科研的功利性效益日益关切的气氛。限制军事科学只能在与国家防务有关的领域内发展（根据曼斯菲尔德修正法案），并通过了控制环境、保健和安全的法令，以限制技术的滥用。这些改变得到了坚持要对技术加以民主控制的人们的广泛支持。但是官方逐渐对科学家们政策咨询能力感到失望，接着而来的，在第二次尼克松任期内，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科学技术办公室相分离，标志了这一时期的结束。

第三时期是迪克森所关心的“新政治”时期。他指出，由于先进技术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的中心，而科学又恰恰掌握着获得先进技术的钥匙，于是对科学的热情重新燃起。谁控制了通向科学之路，谁就控制了未来。这个时期的冲突是在第二时期延续下来的公众和民主力量同如今日趋占上风的专家政治势力之间展开的。迪克森指出，后者已经成功地把科学决策集中在“公司、银行和军事领袖阶层”手中，而这个阶层是得到大学科学家和行政官员帮助的。他们的努力已见成效，如鼓励研究与发展，修正反托拉斯政策以争取同一产业部门内私人企业的合作研究，加强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更严格地控制国际技术转移。

在以后几章的长篇大论中，迪克森具体阐述了他的论点。他首先例举说明了私人产业界对大学科研日益增长的支持，伴随而来的是，由于商业利益的价值高于传统大学价值，从而导致对学术自由和公开科学交流的侵犯。继而他审视了五角大楼与大学科学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详尽地描述了政府作为对苏政策的延续而在研究和技术的转移上采取军事限制。他的第三个重要论点是，美国正在利用对科学技术的政治控制，维护其对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阻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财富的重新分配。整整三大章都告诉我们：公司、银行和军事巨头们聚在一起干些什么。

接下来两章详细叙述大学、企业和军界对科学的民主控制的攻击。也正是这种攻击把他们结合在一个共同事业中。而来自左翼的产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的对科学技术的批评性抨击，却随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的建立而逐渐平息下来，没有对科学造成严重伤害。迪克森指出，对重组DNA研究感到危险的关切，也同样因国立健康研究院重组DNA顾问委员会（RAG）的存在而减弱了。这二个例子都反映了一个趋势，即加强对科学技术的统治，阻止那些被科学界与公司组织认为是过分的民主要求。至于保障环境质量和生产场所安全等问题，专家政治主张控制要有更充分的科学根据，例如要用费用效益分析或风险效益分析。实际上他们是在从七十年代取得的胜利上向后倒退了。

前景如何呢？过去的激进科学运动曾经只局限于一些狭隘的问题，诸如控制化学致癌物和重组DNA等。但迪克森认为，曾经把对科学的控制转移到私人手里的大学、公司与军界的合作关系将仍然是最基本的模式。对科学应用的批评，以及对科学产生条件的关切，现在必将结合成为对科学加以控制的问题。

迪克森的著作有不少颇有价值之处。首先，他以一种容易使人接受的形式，对美国现行科学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激进的有条理的陈述。其次，他从问题的历史和本质出发，广征博引加以阐述。最后，他像激进派惯常所做的那样，有力地提出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尤其使这位作者不安的是，由于目前生物技术展现出来的前景，引起大学科研商业化的倾向。

但是此书也有其局限性，有的还相当严重。此书涉猎面太大，过于雄心勃勃，每一章讨论的问题简直都可以写一本书。另外，虽然书中塞满了数据，但并不以数据为依据。有心的读者也许希望对每一论题都建立起他或她自己感兴趣的独立思路。但遗憾的是，书中没有出现过一张说明问题的统计农格。

更根本性的问题是那未经考查的假设，即假设美国对世界其他地方有科学与技术上的统治。讲实上，这种统治最近几年在很多技术领域里一直受到日本人的严重挑战，对美国的垄断地位并不能想当然。另外，科学政策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很少充分地展开。例如，大学与企业的紧密关系，部分是受了公司想获取有利可图的未来技术创新这一欲望的驱使。但是它也受变化着的世界经济的驱使，而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并没有达到迪克森所说的程度，此外它还受恢复美国工业到富有竞争力的国际地位这一欲望的驱使。所有这些都说明，科学政策本身不能提供足够的依据去阐明和批评“超科学”范围的问题，而吸引迪克森的正是这类问题，即美国和世界政治经济的组织问题和恰当地分配其商品与劳务的问题。

最后，此书对专家政治控制和民主控制科学之间冲突的陈述，就像大多数二分法分析一样，是过于简单了。民主控制的愿望与科学界、美国产业界、军界的协调还远没完成。迪克森忽视了代议制政府的民主体制——政党、选举、立法等，低估了联邦法律的精英体制，建议环境保护主义者，工会，妇女运动和那些支持不发达国家要求的人组成有效的政治联合体，形成一股潜在的势力，从而他实际上就把协调这些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点的任务留给了那些较不激进的人。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Science，198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