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杂志能维持到今天，并以其特色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这本刊物的周围有一批关心、支持编辑部工作的热心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扶助，仅靠我们编辑部3~4位同志，杂志的工作是绝难顺利开展的。

在这些热心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王乃粒老师。我之所以习惯称他为老师，而不是称他为王局长（王乃粒同志现为上海市旅游局局长），是因为在我与王乃粒多年的交往中，我始终觉得他更像是一位学者，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事实上他确实有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他于1957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50年代末去苏联科学院实习过两年，80年代初又作为访问学者在西德明斯特大学从事固体表面分析研究工作两年。他曾是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和副所长。有一次，我在《应用科学学报》上看到王乃粒与陈念贻等人合作的学术论文，时隔不久，当我在上海科学会堂的办公室里与那时已经是上海科协副主席的王乃粒结识（由当时的市科协副主席刘吉介绍）时，待我确认眼前的这位王乃粒就是那位材料科学专家王乃粒时，我由然地产生了一种对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的尊敬。从那时起（约为1986年初），王乃粒就应聘担任本刊的特约审稿人，主要负责材料科学和科技政策等栏目文章的审稿工作。

王老师对我刊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我们每次给他的待审稿，他无论多忙，都会抽出时间，篇篇过目，并对每篇文章提写审稿意见。几年来经他审改的稿件不下几百篇，在此期间，他推荐、发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译稿，对有些涉及多种专业学科的稿件，他在提出自己意见的同时，还建议再约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审阅，以保证稿件发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王老师每年至少有两三次或是写信，或是约时面谈，同我们交换对杂志工作的意见，特别在一些大政方针上，在一些重要方向的选题上，我们从这些交流中受益良多，例如当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我国如何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我们曾及时组织过这方面的文章；前两年西方的让公众了解科学的思想传入国内，我刊也曾适时刊出较详细的评述介绍文章：近年来为配合论证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我们的科技政策等栏目曾先后发表多篇有一定份量的编译文章等等，这些组稿工作都得到王乃粒同志的关照和支持。

讲到王乃粒，我觉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科学事业，对科学杂志的挚爱之情。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王乃粒的名字在相当一段时间频频出现于本刊，是的，这些选题、译文质量均属上乘的译作确都出自王乃粒同志之手，王乃粒对科技翻译的兴趣用“废寝忘食”来形容绝非溢美之词。以他现在担负的工作重担，主持整个上海的旅游工作，其工作量之繁重可想而知，但他一回到家，只要有译稿任务，总会挤出时间译一点。他的一间卧室里，沙发上、地板上到处摆放着各种词典。星期天他也经常是在中外两种文字的转译中度过的。每次外出开会，他都必带厚厚的辞典。他往往利用大会休息时间或文艺活动时间，关起门来过过“文字翻译瘾”。今年3月在北京开两会期间，王乃粒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赴京，更是收获颇丰。在会议期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译完了美国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有深度的综述文章“技术如何影响科学。”此外在此次人代会上，王乃粒同志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见解得到了采纳，最终写进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定稿本中。

王乃粒同志深谙英文、德文和俄文。作为旅游局长，他能用很流利的英、德文同国外人士打交道，同时，他在科技翻译上，也堪称快手。有时约他的译稿，往往只有几天时间，他就完稿了，相信不少读者在看了上述的情况介绍后，会对王乃粒的译文有深一步的感受。一个担任重要工作的正局级干部，仍能如此忘情于科学事业，迷恋于科技翻译，实在是难能可贵。尤其令我们高兴的是集王乃粒同志多年科技译文精华的一本《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译文集近日已由上海科普出版社正式出版（由谢希德教授作序）。王乃粒老师在他的译者的话中特地提到我们杂志这些年来对他在科技翻译上的支持，我想，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们杂志，特别是我，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得到了他无私的帮助。我想，这种多年来形成的真诚友谊在我国的科技翻译史上也可算是一段佳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