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威胁着人类以及他们的生存、健康、财产和环境价值。在自然资源和人类对它的利用过程中,灾害具有一定的整体性。所以我们在探索人类创造价值的有用性和所经历的危险方面,有必要对灾害进行重新评价。

灾害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迅速增长。实际上,在灾害以后,随着损失的恢复,国民生产总值会出现上升趋势,而且控制和减缓污染的国家预算费用也同样呈上升趋势。这里不存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损失总值的比较。这样,我们仍然对过去10年的情况,提前作一粗略估计,有可能勾划出灾害的主要范围。

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与他们有关的大部分灾害是自然、古老而又熟悉的灾害。这些灾害常发生在居住地区和生活事物之中。海岸地区为陆地和海洋以及相伴随的地震、台风提供了机会。河流形成的洪积平原,不但为农业和运输提供了肥份和平地,同时也为洪水开辟了通道。我们在10年前就估算出发展中国家每年遭受的地球物理灾害(洪水、干旱、地震和热带风暴),平均造成250,000人员死亡和15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这种损失相当于受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2~3%。并且随着人口和经济增长,这个比值还会上升。病虫害和农作物灾害造成的损失也被广泛认为是个巨大问题,这种损失包括了50%的粮食破坏,虽然传染病和死亡率已下降到10~25%。但这个比例主要集中在年轻人当中。

相反,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自然灾害带来的问题,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就美国而言,地球物理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不到1000人,并且财产损失和防灾减灾费用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虽然病虫害和农作物灾害会导致严重的损失,但是由于杀虫剂和其它技术将这些灾害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传染病造成的死亡率已降到5%以下。古老的自然灾害已被当今时代的技术灾害所代替。

1975年,美国在空气、水、土地污染方面的费用为40.6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同年,用于汽车事故费用估计为7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在我们的估算中,与技术灾害相关联的死亡率为:男性占20~30%,女性占10~20%。1979年,在私人和公共事业灾害管理方面的总消费以及加上直接的损失价值,估计为179~283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7.8—12.4%。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来说,灾害威胁的范围不同,这可通过表1来说明。

表1 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灾害比较研究

7.1


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的研究,有时是分开的,有时又是合二为一的。最早的灾害比较研究是从研究自然灾害开始的。在实践中,自然灾害与技术灾害的区别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使用技术,但没有人相信技术灾害的存在,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技术,而且感到很方便。然而作为此领域研究的任何人都知道有两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即相互补充研究与概念和人员的分配研究。

最近的研究指出:在性质完全不同的饥荒和其它灾害,或者全球生物圈领域内,自然灾害与技术灾害的区别是非常模糊的。

美国正式进行灾害研究的确切时间,应该从G. F怀特在1945年后发表的《人类对洪水的治理》开始。1978年在伯顿尼特的《灾害环境》资料和出版物中,灾害研究集中在地球物理灾害方面,这些灾害的特点是一些罕见事件。对于这种灾害的预测、治理都是由私人和政府作出反应的。起初,这种作法出现在北美,后来既有工业化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从事灾害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是在考虑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灾害影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更大的影响还在于人类治理灾害所产生的反馈作用。

技术灾害的比较研究开始于1969年,斯塔尔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在那篇论文中,他用自然灾害和社会公害,对可接受的公共利益-危险选择地区进行分类,有关自然灾害的经验报告也迅速蔓延到技术危险评估和灾害管理领域。在1971年的利益风险决策学术会议上,怀特的论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从那以后,理论、概念、方法在技术领域里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且赶上和超过了自然灾害研究的一些工作(概念模式、比较分析、危险评估、标准与背景实践、财产价值分析)。

近来,在研究和职业传统进展方面,再次表现为气候影响的评估,以及通过自然、技术、社会的相互作用,把自然灾害与技术灾害联系起来。这里有三个主要倾向支持研究者在气候灾害研究方面再生兴趣:第一个涉及过去15年世界范围内一系列自然灾害事件,其中包括非洲地区持续不断的严重干旱,以及近来太平洋海平面温度异常变暖;第二个是普遍关心的社会和技术改变大气圈和气候的方式,这包括了氟利昂的使用、化石燃料的燃烧、森林毁坏、沼气释放、固氮、核冬天、天超声波传输等许多问题。最后一个是模拟全球气候,以及认识大气圈复杂化学性的高新仪器,已成为人类和生物圈改变气候影响的一种可行性探索。近来在此领域里一种吸取众多的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复杂方法已经进入了自然和技术灾害的研究之中

自然灾害和技术灾害危险评估的一般概念是指灾害治理、事件、结果或者控制等。

在远离人的森林里,如果有一棵树倒了,它有声音吗?这是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对于灾害控制来说,类似的问题是:如果一棵树倒了,这里有灾害吗?树倒了有各种原因——疾病、闪电、洪水、火灾、河狸尖利的牙齿,斧头和锯条。这种事情发生后也不会立即牵连人类,我们称其为事件。但是树木的倒下也可能撞倒人、残害牲畜、破坏建筑、阻挡溪流,引起洪水、加速侵蚀,这些和其它对人类的影响我们称其为结果。就对人类的威胁和这些事件的价值而言,灾害是由最小的事件和结果构成的,把灾害分为事件和结果,对灾害控制来说,有3个可能的战略内含:(1)预防灾害事件;(2)一旦事件发生就要防止灾害结果的出现;(3)灾害结果一旦出现,尽量减轻结果。

这里构筑的自然、技术和社会都与灭害的特点和程度密切相连。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导致了居住地区或脆弱技术的选择。人类的住宅和社会组织结构都是根据灾害事件及其后果的影响设计的。这些格局随着灾害治理和控制水平的变化,可能扩大,或者缩小。

这里有三种典型的灾害,在现在和未来都是一种麻烦,其中两种是在时空系列相对立的一端发现的。第一种是潜在的,很少出现严重后果的事件,它来源于自然和技术;第二种是处于时空系列的对立一端,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灾害;第三种包括不可预料的灾害——意外灾害,这种灾害有些是从前两种引发而来。

1. 意外灾害

尽管在灾害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突发灾害似乎仍然存在,并且还在增长。据粗略计算,每年可出现两起这样的事件。

在描述意外灾害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例如,消失在三哩岛核电站的偏见,核心是危险技术顾问的可能假设范围。然而,大多数科学家和一些公众还是被事件所震惊。同样,那种接近于文学描述中的“巨大的可以想象的事件”——切尔诺贝利灾害,会给这种稀有事件的出现带来许多意外。还有令人惊讶的放射性结果,这里我们应当附上最近的主要意外事件名录,艾滋病,博帕尔灾害、挑战性灾害、利吉内诺疾病、自然致癌物、核冬天的到来,自杀,卡车爆炸,中毒休克综合症等。

有些技术灾害的评估是非常困难的,佩罗对一定数量的大灾害定义为:复杂的技术结合,潜在的灾变,以及单元之间的紧密结合,致使事件发生不能迅速捕捉。在这个系统中,他认为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也是正常的,一个复杂的意外事件发生,确实会引起我们的惊讶。这个系统的特点是非线性动力学的,C. S赫林和他的同事们在自然和管理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中也具有这种特点。在这种系统中存在着巨大的、潜在的意外事件,例如,在杀虫剂和杀虫剂阻碍昆虫的演化的相互作用中就存在这样的事件。

意外灾害将来还会继续。随着灾害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遗失的部分还会引起更大的意外。主要的变化在于技术的使用、生产和设计方法,当然新产品也会带来新的灾害,但旧产品用于新的地方同样会出现新的问题。目前,在世界系统化水平上,工业结构调整将会在一些地方减少灾害,这些地方使灾害得到了良好的管理,并且把灾害驱赶到既没有资源又没有知识能够有效管理的地方。

2. 稀有灾害

可能性小、结果严重的事件确实会出现在我们一般所讨论的50年时间段中。许多分析家和大多数公民相信核战争的危险肯定会存在,虽然资源使用的期限及其可能性是一种不断修改的课题,但核事件的发生仍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大量的巨毒物质的制造和运输,还会导致特殊的释放。博帕尔灾害证实了这种事件发生的经验性先兆。

自然将表明自己:发生在南加_福尼亚的戏剧性大破坏、东京地震、新奥尔良或迈尔密飓风,这些灾害带来的大量生命财产损失,超过了人们先前了解的水平。人口在15~40百万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城市,已经被划分在未来潜在的灾害之下,这种简单的划分,既不是经验,也不是先前的设想。生物灾害_力也同样是巨大的,大概还会有新的潜在的流行病出'现,也许将来会广泛地传播一种放射性工程生物,或者将来还会释放一种令人吃惊的工程有机体。

在有些灾害中,还存在一种可以挽救的希望。例如,灾害发生后,虽然有些财产损失不能减少,但人员的死亡率可以降低,这就是有力的证据。在美国的海湾、海岸地区,虽然面对飓风的威胁,但仍有几十万人照常撤离该地区。日本和地震灾害级别比较低的美国曾推出一项大胆的地震减灾政策,这项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正式试行。令人震惊的“博帕尔”及其相联系的灾害 · 将促使化学生产和运输的改进,但这种情况大多是要拖遁到核工业之后。虽然艾滋病的疫苗与治疗目前仍是不可捉摸的,但新的传染病还是鼓励人们及早去鉴定和诊断。下一个50年的挑战将是双重的:防止难以想象的灾害,比如核战争;工业化国家将预防和应急能力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去。-

3. 缓慢积累,逐渐影响的灾害

下一个50年,大概最严峻的灾害问题是处理来自缓慢积累,逐渐影响的灾害,这些灾害可以导致地区环境或整个生物圈的不可逆变化。这些变化还会包括长期积累的、持久性的有毒物质,比如,核裂变产物或重金属(特别是碳、氢、硫、磷)在生物化学循环中的迁移,以及由人工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海岸侵蚀、森林砍伐、土地荒弃、地下水低落、土壤侵蚀和Q种绝灭造成的环境紊乱等,当这种过程在全球或地区大面积发生时,它们就会真正威胁人类的生存系统。

在陈述这种灾害时,灾害理论和实践都显得软弱无力。关于事件、结果、调节这些基本概念,对这种灾害也是不便使用的,因为在这种灾害中,事件常常是无法定义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调节是不适用的。积累和逐渐影响的灾害是罕见的极端事件,这种极端事件是从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的小行为和通过与自然过程中的变化,波动以及相互作用中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我们仅仅开始对这种变化进行一种小的划分。它们的扩大及其隐藏的相互作用,使人们难以理解,并引起激烈的争端。

这是一段关于这种事件的陈述:

“每年从化石燃料中燃烧释放到大气层中的CO2,10%用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燃料燃烧和肥料制造中形成的氧化氮和硝酸盐将占生物圈相同物质量的一半。经过化石燃料燃烧进入到大气层中的氧化硫,比死亡的有机体经过海洋、陆地、空气自然交换后形成的氧化硫还要多。”

人类受到灾害的巨大冲击比人类想象的要大得多,然而,结果还是不可知的。自然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弹性和强大性。新破坏的资源常常是由灾害物质的活动过程和灾害物质储层的下陷计算的。在有史记载的自然变动范围内最易表现出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范围。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一些不可逆转的变化,即每个事物都只有一半的生命。在人类生命的刻度上,我们仅关心50年的变化,而在50年中,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将延长1000年不变,但这种不变性,并非包括失望的因素,继而代之的是一个温暖湿润的世界,将由容纳下的亿万公众来平衡。我们应该估计到它的缓慢的环境冲击和积累起来的变化,组织社会行动积极理解这些变化通常是有限的。然而,不能乐观的是,我们对CO2及其同类物质,缓慢而逐渐积累的灾害的估计能力以及组织社会参与这种不可理解的变化,也同样是非常有限的。

[Resources and World Development,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