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由高度发展的科技工业活动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诸如气候异常、臭氧层出现空洞、土地沙漠化、森林植被的大面积毁坏、核燃料和有毒物品的污染以及其他种种全球性危机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从某些具有先见之明的社会少数人士的呼吁而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性'运动。作为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的严重困扰。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可以预料，这类问题很有可能会日趋严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努力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改革的顺利进行，就会导致阻碍改革进程的情况出现，沾而，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哲学认识上的背景。因而从根源上来探讨这些问题的哲学认识上的背景因素，对于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必然是十分有益的。

一、生态危机的深层认识误区

当代科技工业的高度发展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现代自然科学的整个概念框架则是以时空的分离性和认识的经验物理感觉的来源性为其核心前提的。它们基本上反映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蘊。前者蕴含了还原论的观念内核，导致了对事物的理解以对其组成部分的理解为前提；后者则以事物的可感性质为认识的基础，由此而导致了人们整体意识的退化。

虽然现代科学经历了巨大的发展，然而这两个前提基本上始终起着基石般的作用而支撑着整个自然科学的大厦。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巨大效用以及它可获得的巨大成功，从而这两个前提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便成了观察、认识和理解外界自然的唯一基础。这样，当我们面对自然界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在观察、认识和理解外界事物的过程中以此为出发点。从它们所塑造的世界里来获得我们的感受。时空的分离性和认识来源的物理感觉经验性使我们失去了一种人类与外界自然的一体性体验：时空的分离性观念使我们产生了一种与自然界的分离感，而认识来源的物理感觉经验性又使我们感受到外界自然对我们所具有的一种外在性。这些核心观念使我们将外界自然视为一种可以分解成任意大小部分的外在存在。于是，我们在观察、认识和理解外界自然时，不是将其视为与我们人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大系统的一部分，而是异于我们的外在一部分，是与我们相隔离的一部分。我们因此可以把它再分解成以更小的部分为基本单位，并把它们的活动现象还原到我们人类知识视野中的物理学和化学的层次，以此得到一个最终的理解。由此我们便自然而然地把外界自然作为我们的对立物从而成了我们控制和利用的对象了。

人们在意识中潜在地认为，自然界乃是外在于他们的存在，因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便具有一种对立的态势。同时，人类对外界自然的作用和干预可以有各种意志上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但不会影响人类，还会反而有助于人类的发展。这样，人类的心智活动便全力以赴地集中在如何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去干预影响外界自然，而根本不去反思这种干预的限度及其合理性基础。于是，人类为了它的某些可见的利益和舒适便去干预自然界的正常运行以致破坏自然界的结构面貌。例如，为了人类的交通便利而发明了汽车以后，便将大气层作为一个具有无限容量的受纳体而向它毫无节制地每天排放巨量的废气。为了能源的需要而用最先进的手段去拼命开采石油，如果有所节制也只是着眼于市场的价格经济因素，而丝毫不考虑这种开采的限度以及其本身所伴随的生态恶果等等。

因此，这种在意识深层将我们人类与外界自然隔裂开来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生态危机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因为由此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欲望。既然自然界于我们而言本质上乃是不相干的外在实在，那么我们便可以一心向它索取而不必考虑这种索取的后果。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人类的意志去征服改造它。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也正是在人类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人类心理意识驱动下展开的，因而当人们以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结构为代价而取得了某些可见的成功以后，便会兴奋地欢呼人类所具有的这种破坏力量，而且认为人类的最终福祉必然是以人类的这种向自然界示威的力量日益增长为前提的。于是情况变得日益恶化，直到人类充分地感受到自己对外界自然的干预作用而所遭受到的反作用以后，才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

除此以外，强调认识来源的经验物理感觉性还会使我们容易导致价值判断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之上。当今西方文化异于东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西方文化是一种感觉文化，是一种仅着眼于“有”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落实于视觉的文化。而现代自然科学对于当今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文化抑制了人类认识和感受世界的其他多种渠道，甚至可能是远为重要的渠道，而将人类局限于仅仅可感觉到的视野之中。这样，其文化的价值判断也就必然以可视性的感觉内容为其基本前提，从而导致了它的功利性特点。而像生态危机这样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缺乏一种将人类与自然界统一在一个以克服人与自然的分离感为基础的文化所引起的。而这种统一的文化将能超越视觉性的“有”的可感界限。在此，以“无”为其特质的东方文化也许能在这个问题上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而又合理的思考基础。因为“无”的文化具有一种超越功利性的特点。然而，它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实体性的“有”这一特质显然是难以相容的。因此，这个问题并非能仅仅依赖于局部性地调整人类的某些活动而予以解决。显然，生态问题的背后有着一个远为广阔的文化背景问题。

由于西方的视觉性文化即是一种功利性文化，因而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效益”观念的盛行，即一切都可换算成视觉性的可计算的东西。并以这种可感物的最大量获得为其效益观念的实质性内容，从而加强了西方文化的这种功利性价值基础。于是，人们的聪明理智全部都聚焦到能促进和提高使人们最大限度地感受生理的舒适和愉悦的手段上去。从而人们现实活动的首要判别标准便是效益，是一种可予以计算的效益。显然，在这种功利性文化的效益观念支配下，人们是不可能预先注意生态问题的，因为它的狭隘视野限制了它预先考虑这种问题的可能。因而只有在人们直接受到了生态危机的影响后，才会去注意这一点。而这恰恰是这种视觉文化所不可避免的对生态问题感知的滞后性。因此，在目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中，我们所要做的显然并不仅仅是去修补漏洞，更为重要的巧是去创造一种将人类与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视野，从而确立一种新的生态观念。而这种新的生态观念显然必须以人与外界自然的终极同一性为其基本内核。

二、新的视野中的人与自然

由于生态危机的形成有其重要的深层认识误区，而这种误区所导致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感和疏远感，因而我们要有一种能将人与自然融合地统一在一起的观念内核，从而构建一种能够克服上述缺陷的理论系统。作为一种能够消除这一认识误区而又能完成这一任务的一般系统进化理论为我们建立新的生态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含一”观念则为它提供了合理的观念内核。在系统哲学看来，人类与自然界在共同进化中构成了一个具有自然的生存和发展机制的共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精神现象与自然现象并非两种毫不相关的现象，而只是有序事物序列中具有同一本质而呈现出不同有序结构的现象。从系统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本身便是以自然这一母体中进化出来的。而且不但人类的形成过程离不开自然界这一母体，即使在人类已经进化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以后，它还必须依赖于这一母体。因此，人类对自然界母体所施加的任何干预作用都会经过某种复杂的系统进化论意义上的变换函数机制而映射到人类自身上来。由此，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便可使我们消除意识深处的那种与外界自然的分离感和疏远感。

从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念来看，那神“效益”的观念是促使人类加速自戕行为的有毒剂。它使人们撇开其自身与外界自然的互为因果的整体有机联系而代之以一种机械的单向因果联系，并在这种隔断了与更大范围系统的联系下狭隘地局部性地考察外界自然。由于西方视觉性文化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局限性，生态性的整体考虑必然落于其视野之外。正是由于这一与生俱来的“盲点”，从而使人们一直到潜在的威胁变成可视可感的危险以后才去关注这一问题。因此，只有改变效益观念所蕴涵的哲学假定并代之以系统论的生态观才能使其变成一个健康的合理观念。也就是说，必须经历一个立足点的转换，即所追求的“效益”应以有利于人与自然这一共生系统的进化这一更为广阔的目标为其基本内涵。

从系统进化论的观点来看，自然客体亦是人类主体的自然延伸。首先，人类生存的物质来源必须从自然界获得，因而人类生命进化的可能性已隐于自然界内，并通过这些物质借助于人类所具有的由人与自然共生系统的进化而获得的生理机能，在人类体内复杂的生化作用而外化为生命活动，从而使生命成为一种现实性。这样，自然界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构成了生命活动一系列环节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它们变得“合而为一”了，所不同的只是这一连续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外在差异而已。其次，人类本身的活动作为一种“输出”必然会在自然界中留下痕迹，因而在自然界的变化中也已包含了人类生命活动的印记与内容，从而使自然界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人类生命的内蕴。于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界与人类生命力的作用便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循环圈。而在这一循环圈中，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而“天人合一”这一传统的命题也在此得到了部分的诠释。因此，在这里说自然界客体是人类主体的延伸，或说人类主体是自然界客体的延伸，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们都是某种中性的终极同一的外化。而这种同一则可以用来取代自然科学所蕴含的世界分离性的哲学前提而作为一种新的自然科学的基石，从而构筑起一种以新的生态观念为核心的理论框架。

从这一新的观念来看，当今人类以效益为根本宗旨的全球经济活动有着潜在的巨大危害。因为它使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活动失去了正确的目标，而使人类不知不觉地走向灾难的深渊。尽管人们已关注到这一点。然而，由于未从更深层次去反思这一问题，因而人们实际上仍是以错误的效益观念为指导来对生态危机的恶果进行某种补救。由于出发点未有根本的改变。因而人们的努力实际上只是延缓了走向灾难的进程，而并没有扭转错误的方向。当然，要进行这一根本的转换有着巨大的困难。因为人们目前作为现代化楷模的西方视觉性文化已经深入到全球活动的各个领域，并且这些文化的观念已经外化为相应的有形体制。要从根本上予以改变会产生巨大的震荡，从而使社会的进化产生不良突变，因而困难是极其巨大的。不过，在当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注意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却是完全必要而且有可能的。因为在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向一种新的文化体制转变时，各种观念和体制都在形成过程中，因而此时进行这一努力不会向西方国家那样会有如此巨大的阻碍。因此，及时地对我们当今的经济活动从一个新的视野予以导向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人类向一个健康而又合理的方向进化，我们也有责任去努力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