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他把自然科学从哲学和神学的思辨之中解放了出来，并将它置于观察研究的基石之上。他首倡将数学作为自然研究的工具，因此，伽利略也就成了古典自然科学的奠基人，而当我们将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到“科学学”时，其任务就是将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发展成为一个子领域，即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一门新的独立学科。这个分支学科采用一种全新的定量方法来解决科学问题，

在诸如物理学这样的一些科学领域里，定量思维模式早已成为其基本的组成要素，而在另一些科学领域里，定量研究依然只是一门与以定性分析为特征的诸分支学科并存的边缘性分支领域。比如，心理学中的心理计量学和数量心理学即属于此例²。

然而，以定性分析为特征的诸学科自身的历史发展均已表明，其定量方法的应用在各自领域中皆在不断增加着自己的份额。由此，定量方法亦就成了证明原先只作定性分析的诸分支领域中种种假设的“处分”。不过，就其研究内容来说，在定量分支领域与定性分支领域之间并无本质差异。当然，差异还是有的，那是在为着问题的解决而采用的定量或定性的方法上。为了促使上述诸学科得到更高级的发展，既要增进定量意识，又要提倡定量与定性方法的融合。在这点上，伽利略乃堪称典范。

这重要而又基本的思想，将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出发点。

正如过去人们从事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研究，必然力图在实际中应用其已有的科学发现一样，而今人们则越来越看出，有必要从科学，即科学自身中发现、获得构成科研过程基础的规律和知识，这是因为，科学的指数增长已出现停滞（参见普赖斯著《小科学、大科学》），科学发展加速的图景（尽管是实际要求）不能只依靠增加科学家人数的方式达到，而只能由科学过程的有效而精心的组织去实现。于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求人们具有“科学学”的知识。不过，和诸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相比，科学学现在还是个要儿，因而谈论科学学的实际应用还不是时候。

在科学学领域，由于不断采用定量方法也会导致知识的加速增长，当我们来看一看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著作的时候，显而易见，“科学学”这门学科整个来说还离此目标相距甚远。

还是不久前的一些时候，定性研究者的科学活动与定量研究者的科学活动还是几乎互不相干的。然而，这就给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提出了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即数量上占优势的从事定性研究的科学家们对这类定量的科学领域采取排斥态度，致使对从事定量研究的科学家们任何财政支持最后都成了微乎其微的数额。

为此，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界，那种狭义的任务观点必须抛弃，代之以从全方位、多角度来考察“科学学”的任务，系统审视定性研究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并作为一种补充解决办法，向他们提供定量研究方法。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从事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科学家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呢？

部分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即系科学家所受的教育和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不同所致。侧重定量研究的科学家大多是学习自然科学出身，而搞定性研究的则大多由社会科学出身，于是，我们就看出，那些可数和有形的客体，诸如出版物、引文、字句和期刊等，差不多都披定量分析科学家利用来作为研究对象，结果是，这些可计量客体的内含价值仅仅被作了翻译般的说明，而鲜有从理论上给出阐释。不过，既然这是些“可认识的”研究对象，也就可望找到某种办法，以对研究结果的客观性作出判断。

与此相反，定性分析的研究者们则偏爱选取那些不可数且无形的事物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比如，他们应用“促动因素”（Motiv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上升到科学地把工作做好这么一种认识。尽管所研究的实情或项目不同，但都在凭借学术探究的实力对可供研究的对象迅速作出选择。通常来说，科学界面对实情或题是不会有任何一致意见的，所谓一致意见也只能是大致反映某一研究对象，比如说，科学运作中的促动因素这一套概念，所以，不同的定性研究者皆会因采用研究方法不同而各自不同地决定自己的选题。因此，好像由定性研究科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要比定量研究科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具有更多主观性，后者总是在他们研究过程中应用同样的可计量而又直观有形的客体。

然而，这又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虽然说采用“可要数”且“有形”客体作为研究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显然是足够了的，可是对社会科学来说，是决不够的，因为在这里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鉴于反映在高斯和非高斯分布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种差异性乃已得到了定量研究科学家的注意，那么，请再考虑一下，上面提到的那些差异，似乎亦不失是恰当的。

“科学学”，与其说是一门自然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社会科学。因此，正如格伦采尔和绍普夫林所指出的，他们在研究中感到，对可计量客体的限定和强调必会导致一种危机。这是因为，尽管迄今为止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已显示的那样，可计量和有形的客体确乎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他们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尖顶而已。人们尚没有对科学研究过程作过全面而又充分的描述；至于谈到导致“从基础性和方法性应用研究向应用文献计量学转移”，问题正如格伦采尔和绍普夫林指出的，其重要原因之一乃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态度，即“人们普遍地仅仅满足于提出一个基础数据”而已。

除了有形和直接可数的客体而外，在未来的定量科学中，似乎更有必要对诸如促动因素、行为、能力等这类“无形”的对象，也进行研究，人们还建议应用心理计量学和社会计量学（Sociometrics）中专为上述目的而设计的定量测定方法。诸如“拉氏计量法（Rasch Measurement）³”及其它许多测定方法，这样就有可能从现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已达到的描述水平（level of description），朝着假说、解释和理论的方向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在学科发展上，描述阶段常常占有着一个重要位置。比如，想想生物学发展史上的对植物进行精密（分类）描述即属此例。正是那些已有的描述资料才能为后来的深层解释提供基础。

格伦采尔和绍普夫林所提到的科学共同体对选题缺乏一致意见和所谓“术语上的巴比伦混乱”，与其说是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特殊性，倒不如说乃是一门发展中新学科的一个常规特征。不过，正如已由科学史表明的，上述状态的转变乃是一门学科加速发展的基本需要。尽管如同格伦采尔和绍普夫林指出的，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将存在危机，但为了自身发展，也为了只变革必须变革的部分（这是不应低估的重要开端），下面将若干有利增进共识的具体步骤，作一个大概介绍。

就目前状况而言，从积极改革上下功夫，就是新近成立的国际科学计道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的任务。这就是说，国际会议应当充当国际交流的中心。

1. 1993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四次国际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大会”上，人们已开始追寻上述目标。格伦采尔和绍普夫林提到的危机的征兆，即是“诸分支领域正在分化独立”。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举行了一次题为“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之间沟通分歧和填补空白”的全体会议，并有特邀报告人参加。这样的全体会议应当在下一届国际会议上再开。格伦采尔和绍普夫林的论文在这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介绍。

2. 大会建议编辑出版一本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词典，以解决“术语上的混乱”。

3. 大会还建议编辑出版一本百科全书式的综合辞典，以有利于形成学术共识。

这本综合辞典应当收录已被普遍验证并证明正确的定律和法则的概要。有关导致计算结果正确与否的实际条件，应当给出准确的叙述和表达。比如，洛特卡分布只有在常规计算时才是正确的。而把作者人数作分数处理就不出现洛特卡分布。

4. 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将有权就其认为普遍正确的实际条件提出建议。而关于普遍性的证明则应由学会研究中心承担。一旦通过证明，所提议的实际条件就应收进上述综合辞典中。

5. 应与自然杂志［Nature］签订同样的协议，以确保其余领域的科学家逐步接受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No. 2-3，1994］

译校者注：

1. 本文作者克雷奇默教授是德国知名科学学家，现任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会长。该学会于1994年10月5日在荷兰成立。

2. 作者给我们来信解释说：在欧洲科学界，心理计量学（Psychometrics）和数量心理学（Mathematical Psychology）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上差别。书面上这样不同的用法，只是代表从事该研究的科学家的学术出身不同，前者系学数学出身，后者为心理学。

3. 拉希（Georg Rasch，1901-）是著名的丹麦数学家，应用逻辑响应模型于智力测试分析之第一人，所提出的心理计量学方法远远超出了传统教育或心理学研究中的计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