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提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能不能施加影响使哪些基因传给我们的后代孩子？劳拉 · 斯宾尼（Laura Spinney）同一些生物学家交谈，他们相信教养和DNA一样决定着人们进化的命运。

有些人的观念领先于他们的时代。当1856年查尔斯 · 达尔文开始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最终形成了《物种起源》这部著作）时，格里高尔 · 孟德尔神父正在进行有关豌豆种植遗传的第一次实验，达尔文的著作立即风行一时。在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市，孟德尔那个修道院的图书馆里，保存着一本德文版的《物种起源》，上面有孟德尔所作的批注。这位“现代遗传学之父”同达尔文的进化论展开了搏斗。而另一方面，达尔文从未见到过孟德尔的著作。这位神父在寻找别人没有提出过的问题的答案，而他的观点直到1900年依然是模糊难懂的——这时两位科学家都已经死了将近20年。

假如达尔文知道有基因，知道基因的遗传是依照数学概率的话，他后期的作品可能会很不一样。例如，他可能会改变何以男性的出生数超过女性的观点。按照孟德尔的理论体系，两性的数量应该是相等的，而要解释基因的水平何以呈现不规则确很困难。达尔文当时没有一个可确证的遗传模式，他认为性别的失衡可能是无数代杀害女婴的结果，这种观点似乎是可信的。在今天看来，他的这种解释是可笑的。归根到底，没有哪一种文化传统，不管它是多么根深蒂固，能够影响双亲的基因特性，从而导致怀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难道有这种文化传统吗？

一批数量虽小却在增多的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在思考：达尔文认为性别的倾斜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种选择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宣称，自然选择不是单单对基因的变异起作用，而且作用于基因和教养的复合体。这个有争议的观点，向原来只注意基因水平传代的进化思想提出了挑战。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由理查 · 道金斯通过《自私的基因》一书向大众传播。在这部著作中，道金斯宣称：进化不是发生在群体乃至组织的水平上，而是发生在生命的最小要素，即基因。

基因帝国主义

道金斯的论述方法曾经被欧本大学的斯蒂芬 · 罗斯称为“基因帝国主义”。这种观点声称“选择的单元是个别的基因，而基因则为生存而奋斗”。“组织在面对周围环境时是被动的——环境向基因提出某种挑战，其结果是基因或通过，或失败。”罗斯在他的新著《生命线》中论证说，组织通过学会新的行为和创造新的习性，以选择和改变环境。这一新思想的大多数信仰者把它归结为基因与教养的同步进化。这样一种观点可能会对“自私的基因”的教条给予第一个严重的伤害。

这一观点的辩护者说，遗传的两条线——基因和教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有些教化行为改变了环境，产生新的选择压力，从而加速了基因的选择。另一些教化传统则可以躲避进化的压力——它在通常情况下会影响基因的构成，从而拉回进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一个群体获得某种行为或知识的可能性“有赖于其基因构成的大幅度延伸”。这是剑桥大学动物行为分部的凯文 · 拉兰说的。对于必须学会生存行为的动物来说，教养和基因能成为指引进化路程的双重驱动力。

这一学说的内容就是如此。在实践中，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是难以确切地指出的。但是，看来确实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教化的传统已经改变了基因的选择。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生物系的马克 · 费尔德曼以饮牛奶为例。人类能够消化牛奶，只因为他们能够分泌出一种乳糖酶，它使吸收牛奶中的乳糖成为可能。在那些已经饮用牛奶达300代左右的人群中，90%以上的人有这种酶。而在那些没有饲养奶牛历史的人群中，五分之四的人带有另一种类的酶，如果他们饮用牛奶，就容易患病、腹泻。

如果教化行为能够在人类群体中导致如此这般的不同，它是否也会在其他物种中发生？安大略市麦克马斯特大学的贝奈特 · 加利夫指出，“文化”是一个承

载量很大的字眼，它能包容各种人类行为的含义。在其他物种中是否能说得上包含着有教化的群体，是会引起争论的。即使如此，许多种动物能够采纳群体中某个成员的革新行为，并且把这个信息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些研究人员把这种行为叫做“教化的传送”，但是大多数人宁愿采用更中性的词“社会性学习”。不管怎样，这是当今动物行为学家中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

他们发现在动物王国中充满这样的事例：革新行为用独特的“文化”传统使动物数上升。例如，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的托马斯 · 斯特劳赛克最近提出的一份报告，描述了在东非桑给巴尔岛的部分土地上栖息的红色疣猴怎样尝出了木炭的味道，从而有助于中和在有些树叶中发现的毒质。年轻的猴子看来是从注视它们母亲的行为中学会了这样做。结果，猴群的成员能够吃那些通常情况下有毒的植物。这件事大大扩展了它们的生长空间，使猴群的数量激增。

特拉维夫大学的动物学家约瑟夫 · 杜克尔研究了以色列黑鼠的行为转变。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它们在森林中传统的栖息地大都已经遭到破坏，代之以种植耶路撒冷松。杜克尔和他的同事伦 · 艾斯纳注意到黑鼠群生活在耶路撒冷松树丛中，从松树的球果里采掘出种子赖以为生。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要考虑到剥开球果是一件复杂的活，需要一系列精细的操作。那么，这种实践是如何起始并且传布开来的呢？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剥开球果如何起始仍然带有若干神秘色彩。饥饿的成年鼠并非自发地剥开球果，它们也不能从注视其他老鼠的行为中学会怎样做。只有很少的一些黑鼠具有创新的能力去引发这种实践，但是一旦成功了，它就会迅速地在鼠群中传布开来，由母亲传给幼鼠。关键的要素看来是幼鼠从它们的母亲那里“偷吃”半开的球果，这显然使幼鼠洞悉了它们以后必须使用怎样的技巧，去开始进行剥开的工作。

生物学家们已经知道：最聪明的动物进化得最快。也许这种关联并不涉及动物的创新和学习能力，但是《动物行为》杂志新近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它确实涉及。蒙特利尔市麦奇尔大学的路易斯 · 勒弗维尔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北美洲和英国鸟类的数据，发现在前脑（脑的司学习的部分）的大小与开拓新的食品来源或搜寻食品技巧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智力与社会性学习之间的联系，已经不言而喻地为许多研究者所承认。有些人甚至走得更远，主张人类就是因为容易相互学习才使自己在进化的途程中处于不同的档次。我们已经跨越了教化学习的门槛，从而面对着一项尚未影响到智力较低动物的额外的进化压力，那就是群体选择。传统的、颇有争议的群体选择理论认为：个体协同动作，以确保它们的基因传给新的一代。而教养上的群体选择与此不同，因为继承下来的是教养特征本身，而基因的分配只是一个附带的影响。

群体选择

群体选择的理论，不管它怎样包装，必定会受到大多数进化论生物学家的反对。他们主要的反对理由是：教养上的群体，其区别并没有那么明显，以至可作为选择的单位来动作。他们认为，有些强大的力量会打消群体间的差别，诸如群体间的移民，以及群体内部个体间的自然选择；而那些保持差别的力量则是较弱的。但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 · 波依德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彼得 · 理查森说，这种观点低估了使部族群体相互区别的文化教养本身的力量。

他们争辩说，虽然移居到一个新的部族的个体会带来新的基因，这些新移民很可能会放弃他们古老的文化习惯，而赞同当地的习惯。在一个缓慢改变的环境里，保证你自己生存的最好办法就是模仿本地的居民。通过适应环境，新移民加强了该部族的文化实践，这种实践使一个部族区别于其他部族，有条件应付它所面对的特殊环境的挑战。波依德和理查森说：事实上，当人们被吸引到可能的伴侣或“队友”一起，共同注意群体的行动规则并相互协作时，那里可能有某种性别的选择在起作用。简而言之，这种选择将会有利于形成适应环境的基因禀性。

群体选择特别受到简单化的进化论信奉者的辱骂。尽管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自己提出了一种有关教养与进化的理论。他造出了“迷迷”这个词，用以描述基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等价物，它是一种教养的要素，通过模仿而传送。但是，它和基因与教养同步进化的相似处到这里终结了。道金斯的“迷迷”并不是个别组织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是独立的实体，它们采用与基因同样自私的、机械的方法，决定进化的发展方向。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苏珊 · 勃莱克摩尔说：“驱动的力量并不是个别人或巨大的文化，而是那些小片的信息——自私的‘迷迷’，它们正在努力争取获得复制。”

勃莱克摩尔支持道金斯的观点，拒绝基因与教养同步进化的学说，以及动物能对它们的命运有某些控制的暗示。她说：“我并不认为我们人类能够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教孩子们知道我们想让他们知道的东西。”尽管如此，她欢迎人们对于教养作为进化的因素之一有着日益增长的兴趣。而大多数进化论生物学家宁可对此置之不问。她说：“他们倾向于把教养看作是某种空洞的小东西，以致我们用不着为它烦心。”也许，关于教养的实践能够影响进化的全部观念，仍然是领先于时代的。

[New Scientist，199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