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一批著名科学家、企业家、金融家聚会研讨，就如何加快国内高新科技产业化步伐，迎接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献计献策。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以引起更多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李载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员）：

我觉得知识经济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归纳起来是“科教兴国”四个字。为什么呢？大家都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带来很大挑战，如现在国际上排名前500家的大企业已差不多有近200家都到中国登陆、合作，他们带来资金、技术，同时也要占领我们的市场。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一方面可以得到好处，但另一方面若我们的技术上不去的话，我们的发展就要受到严重的打压，这个打压不能回避。现在的紧迫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既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自己的技术搞上去。

我们现在出口的东西已经不少，但若我们仍靠用多少万件服装、多少个集装箱的农副产品换回一架波音747飞机的话，那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就不可能处于有利地位。要使低附加值的商品向高附加值的商品过渡，关键还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技术。

我是搞生物学的，生物学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就很能说明问题。人们传统上一直认为黄金很贵，实际上EPO（促红细胞生成素）、GM-CSF（粒细胞一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按克计算的话，其价格要比黄金贵上千万倍。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若我们不抓这种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那么我们将总是处于吃亏的地位O

我觉得现在科技的发展值得产业界更多的关注，如何在这方面增加投入，产业界过去因为对市场还摸不准，好多事情考虑得较短，不愿意作这方面的长期投资，现在看来情况已有好转。我有一个数字，国际上一些高技术产业在科技投资上的力度都是很大的，如通用汽车公司，其销售额的4.1%用于R&D投资；IBM是11%，制药业更高为16.9%，也就是说世界上重要的高技术产业都把很大的钱投放到R&D中。当然他们这些投资家并非是出于善心，而是考虑到投进去的钱可以得到更大的回报。希望国内的产业界也能有这方面的眼光和信心，你投进去的钱应该是能得到回报的，我想这种成功的例子世界上已经很多了，

杨福家（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按我的理解高新技术产业化包含两个问题，一是你有没有高技术，如果你没有高技术，也就谈不上产业化，第二才是产业化。那么上海到底有没有高科技呢？各种材料都说有，但我总体感觉是远远不够，这是我们目前的关键。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高科技的东西就谈不上产业化。

有没有高新技术的关键是创新。我非常拥护江总书记一再强调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不创新我们很难赶上人家，因为人家也在走，而且走得也相当快，现在知识经济来到了，我的文章首先在《文汇报》登出后，有人讲，我们现在还早了，你鼓吹这个东西干啥，但如果我们能比较早地看到这个问题，就能比较快地赶上这一发展趋势、我特别欣赏去年11月在加拿大召开的全球知识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讲的3个10亿，即10亿数量级的人处于文盲、贫困、缺水的状态，生活水平极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悬殊。怎么缩短这一差距，安南的观点很清楚，不能按常规走，而应占领一些知识教育的高地。我注意到，上海与云南的结合也是很好的例证，即首先帮助发展云南的教育。

怎么缩短这种差距，我认为各个部门都值得认真思考一下，要把创新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IBM公司首先搞电传。当电传首先出现在复旦校园时，我们师生都非常高兴，打电报不要到电报局了。但电传存在的时间很短。因为日本人搞了传真机（Fax），有了Fax，电传就基本失去意义了，很多投资都收不回。日本人有了Fax后，我们怎么办？结果我们也拼命照抄，发展Fax，但老实讲，你怎么超也超不过日本人的Fax，现在世界市场几乎所有的Fax都是日本的。美国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我不跟在你的后面走。所以美国人不搞Fax，他发展E-mail。幸亏Fax存在的时间还算长，但E-mail肯定要打倒Fax。E-mail不仅打倒了Fax，而且从进一步发展到网络。网络一来，打开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在网络这个天地里，美国人遥遥领先，也就是创新的结果。如果我们老是你搞电传，我也搞电传；你搞Fax，我也跟着搞Fax，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人不是那么笨的，有5000年文化的中国人民应该自己创新，怎么创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有一系列的文章可做。譬如我们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都是不善于提问题的。前二年最伤脑筋的是国外学者来访报告后交流时，下面往往没有人提问，鸦雀无声，这种场面与国外的场面极不相同。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没有提问这个习惯，而提问是创新的开始，问题问对了就相当于一半的创新完成了。我们要从小学教育起就培养树立创新的观念。现在很多国外的课堂教学不是排排坐，而是大家围坐一起，师生间双向交流，不是教师一个人在讲。我们国家大部分学校都是一个模式，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乖乖地听、记，这种模式与创新的培养格格不入。中国人有没有创新天赋？完全有！中国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我觉得怎么才能使得中国人潜在的创新能力发挥出来，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没有创新你怎么搞高技术？复旦大学近年来在鼓励走创新之路。我们第一号的科研任务人类基因组研究，现在几个组都在做，其中余龙这个组就做了二十几条基因，他是按常规办法做的，当然做得很辛苦。世界上正在争夺人体内的10万条基因，美国人已拿到几千条，中国人据说拿到的基因100条不到。余龙人称“拼命三郎”，拼到现在27条，这27条都得到国际基因银行的登录了。在这几个小组中另外一种称为黑马，他就是要创新，不是几条，儿十条地搞，而想几百条地搞。我相信他，但很多人都说他胡说八道，但我期待他会有突破。

高新技术在上海是有的，确有些东西可以产业化，但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观点是怎么产业化。现在谈论知识经济的文章越来越多了，知识经济的基础是知识，它的关键是人才，具有知识的人才，这与高等学校都有密切关系。我们高校是传授知识、创造知识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知识经济的核心是有一大批知识型企业，这是其最大的特色所在。最近大家都在纪念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非常了不起，1978年时他老人家已经74岁了。我认为邓小平一生中最伟大的创造发生在他74岁以后的岁月，从我一个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看来，这些是非常了不起的，1978年他提出科技是生产力，过了10年又进一步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80年代初，美国人搞不清楚，日本人怎么这么咄咄逼人，他们组织了十几个委员会调查了两年，才发现美国经济中有一块是日本无法比的。日本咄咄逼人的都是原来的那些东西，如钢铁、汽车等，而四分之三的经济增长都是一大批新兴的企业搞出来的，这批新兴的知识型企业就是科技作为生产力的结果。美国人琢磨了一段时间才看到这点。但是美国人的高明之处也在这里，他看到了就抓住了，拼命地发展。这8年来美国的经济之能长盛不衰，就是这部分东西在起作用。这部分东西就是以比尔 · 盖茨为首的那批企业。比尔 · 盖茨是知识经济的代表人物，代表的企业是5000家小公司，而现在美国的这5000家小公司的贡献不亚于500家大公司。

回过头来看我们怎么扶植知识型企业，这有二条，一个是把现有的企业知识化，上海的桑塔纳汽车是典型的工业经济的产物，里面几乎没有软化的东西。现在CM（通用汽车）公司马上要来了，据说公司有40%的东西是被软化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使已有的东西软化，如同工业经济时，要把农业经济时的东西工业化一样。

所以一方面是将已有的企业知识化，另外就是我们的大专院校、研究所都有责任孵育出新的知识型企业。硅谷一大批企业没有一家不与高校挂钩。没有伯克利，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所以这是在新的世纪高校的责任。

刘振元（上海科技投资公司董事长）：

今天是科技、企业、金融界研讨会，我觉得这个会很有新意，以前是科技界的坐在一起谈科技，金融界的谈金融，今天是三者合一，我看首先这个结构就挺合理。

刚才杨校长讲了，我非常赞同。从金融角度看，大家知道去年10月以后，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其后世界各国的金融家都在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五小龙变成五条“虫”？除了政治结构的原因外，很大的原因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很大内容又是其产业结构不合理，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的外来加工业产值占了其工业总产值的60%，再加上其经济很大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一波动就发生动摇。

现在我们在技术上没有什么优势，劳动生产率也没有什么优势，再加上汇率的比例变动也无优势了，如果不再调整产业结构，我们怎么同别人竞争？我碰到的银行家都这么讲，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找不到好项目，有钱没地方投。银行家们也都感到现在投资缺少方向，以前是房地产热，现在已感到要向高新技术靠。所以我认为从国际大趋势看，若我们不把高新技术产业化这种事情搞成功，不要说长远规划，连最近几年就没有出路了。现在银行利率下降，它要增值靠什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从金融的走向与高科技发展的走向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走向看，必须走高技术道路，这应该成为科技、金融、企业界的共识。

许多人都谈到发展高技术产业要有风险投资，我们的风险投资力度太小，只是几百万人民币，而硅谷很小一个项目就是几百万美金。为什么我们投资不足，国家没钱。刚才有人讲到要多元化投资，不能光靠政府，希望企业，也希望民间都能参与进来。我们民间的游资不少，但没有将这些游资组织起来。在老百姓的概念里，手里的钱似乎只有投向证券、股票。美国的风险投资之所以这么发达，是有大鼠后援单位资助，这些基金会通过其风险投资的管理公司进行多元化的投资，这就降低了某一单位的投资风险。

我认为发展高技术产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政府拿一笔钱出来作为风险投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我认为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只投资项目，而没有为这个项目开拓市场，这是很大的问题。我敢说一句话，如果政府培育了市场，那么这个项目就有人投钱。比如上海市搞了一个科技先导网，邮电部门搞了上海热线，现在问题是公路修好了，没有车子在路上跑，在街上跑的车可能又没有货、PC机我们也生产，但其增长率远远不如台湾省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问题也正在于我们的政府没有去培育PC机应用的市场。我可以举一个Intel中国公司的例子。

Intel中国公司前些年鉴于中国因特网上教学的内容太少，就与北京101中学合作，搞了一个网上中学，将101中学最好的师资、教学方法集中起来，通过网上学习、双向交流提问，一下子就收了_名学生。去年大见成效，9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这样一来今年就热得不得了，很多人都愿意参加这个网上中学。这样计算机包括相应的软件应用都推开了，很多人愿意买计算机。我认为这种事应该是由政府来做，投在这方面的钱比投在计算机生产厂更有用。

从金融角度讲，一是要提供多元的金融渠道，不仅是指银行、投资公司，而且要真正出现一大批风险投资公司。

总之一句话，我觉得要将高技术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产业，政策的导向、多渠道的融资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另外还有它的外部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等，确实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解决。

郑崇直（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副所长、研究员、上海有机所开发公司总经理）：

杨福家校长的文章对推动中国认识和推进知识经济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将马上到达这个时代，而是告诉人们，我们应尽快认识和把握这个时代。我觉得及早提醒这一点很必要，事实上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尽早的问题，而是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谈到如何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我觉得一种非常有效的组织形式是必不可少的，你要把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有一个人们对市场的认识问题，怎么去开拓市场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去实施从实验室、中试到批量化生产这三者结合的问题，这其中任何一环境脱节都可能导致高技术产业夭折。

我们有机所开发公司差不多花了3年时间才摸索出一套方法，怎样迅速地组织起与市场结合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我总的一个看法是产业化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之下进行，人才要能在产业化中发挥作用也必须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才能实现。有了技术创新的结果，并要将这一结果产业化，就必须进行从实验室到中试、到产业化、到市场这样一个非常有效链条的连结，这种连结必须依赖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形式才能做到。并不是只要有钱投下去，就会有人进行技术创新的，不是的。我想在整个产业化过程中，一种组织管理工作，一种过去我们一直提倡的三结合的体制，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是机制问题，目前科技界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够的、现在一个企业要快速发展必须有人才。怎样发挥人才作用、留住人才，人才稳住了才能更有效地吸引人、光简单地吸引人才，把人家叫回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的不负责任。现在如要将国外的人才吸引到我们的企业界来，其中很重要的是靠新的激励机制。我前不久在美国考察，发觉在美国的一批非常有成就，甚至在企业里已有相当地位的中国留学生都愿意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条件，回来创造新的企业，这批人回来后怎么留住他们，我认为很关键的—条是利益留人。事业、感情留人在目前中国并不太难做到。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好的激励机制，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花大力气推进。斯坦福大学几位教授谈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他们的教授如有一个新的发明创造，他就离开这个学校到外面去创办一个新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斯坦福大学只占该知识产权的30%，70%归发明人。然后有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对此进行投资，当然，这时这100%中可能有50%归风险投资公司。他们的风险投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起作用，即把个人的利益机制与技术创新机制、风险投资机制非常好地捆绑在一起。

相比较，外国的风险投资公司与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完全不一样，外国的风险投资公司会给某一专利产品的主要发明人、主要实施人接近50%的股份。

（刘振元插话：最近市科委下了一个文，对原先规定的所谓技术入股所占股份不得超过15%，放宽到可以达到30%。但我的看法技术入股应占60%的股份，70%的都有，有些软件产业实质上技术诀窍全在人的脑子里，骨干一走，这个企业也就完了。机器能值多少钱？）

另外，我还赞同杨校长所说，大学、研究所本身还得保持一个非常清高的牌子，斯坦福大学有一个非常大的房地产集团，有一个很强大的基金会在搞房地产，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斯坦福搞地产。斯坦福大学没有去办公司，走进学校那真是非常清新的学术气氛，这一点也很重要。

夏禹龙（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世界科学》主编）：

我曾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即大家庭要合理分家，上千人的研究所不肯分，是不可能将产业化搞大的。就如同一个小鸡要长大为母鸡的话，必须分出去。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不然是留不住人，也搞不大的。原先的母体应占30%或者再多一点的知识产权；然后风险投资参与进来，再拿25%，若企业搞大了，搞到上亿元规模了，你这25%也就长大了。我是赞同母体作为参股单位，取得其报酬，这样研究所可以拿这笔钱支持基础研究。总之，我认为大家庭合理分家很重要，科技界的领导一定要想通这一问题。要实现科技产业化，必须根据国际惯例，不可能另外搞一套，从母体里分离出去，叫做藕断丝连。

现在企业界出现了纷纷考虑投资高新技术的热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大方向正确。但具体来说，高新技术是高效益的，也是高风险的，这点不要忘记。我担心的问题是大家都认为高新技术可以赚钱，结果一窝蜂地投进去，但过不了几年由于赚不了大钱，结果又一窝蜂地退出，所以还是丑话讲在前面好。

我讲一个例子。那是1983年，我到美国杜邦公司去参观，问他们R&D怎么搞。他们公司下面有一个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每年是1亿美元经费。我问选题怎么选法，回答是，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里选那些在20年内有可能变成产业化的项目。我又问研究中心研究出的成果是否都拿去开发，回答说不，成果中只有20%进入开发，进入开发后的项目还要作技术、成本、市场的评估，然后从通过评估的项目中再筛选出20%进行开发。开发的钱与研究的钱是9 :1，还有80%是作为技术储备，将来过一段时间技术成熟了，再拿出来。我又问，那些进入开发的部分发最终能有多少成为进入市场的产品，回答说约有四分之一。这样算下来，从研究开始到最终产业化的比率是5%，我对此印象很深。这一比例当然不一定是我们的比例，但我看大致是有参考价值的。现在我们的企业界投到科技界的钱不可能像杜邦公司那样，但我认为有限的资金应该投人到那些已经评估确有开发前景的产品。

以上还只是开发中试阶段，到了产业化阶段，所®的钱要比开发中试阶段增加一个数量级，是1-10-100的关系。到了这一阶段，恐怕单靠企业界还不行，还得有金融界参与，没有金融界的介入要扩大规模也是不行的。

我认为相对于资金少，我们现在更缺乏的是经营管理人才。我们有很好的培养科技人才的机构，但没有很好的培养经营管理人才的部门。培养一批又懂科学、又懂经营市场的人已迫在眉睫。比如说比尔 · 盖茨这个人，一开始他是个科技人员，后来他主要的任务是搞经营管理，搞科技开发是另外一个人，他后来的才能主要就是在市场、经营管理上，这导致他成为世界首富，他是完全内行的管理者。

我完全赞同科、企、银要互相渗透，但金融界怎么渗透介入呢？那些先前搞贷款的人是介入不了的，还必须要由懂得科技的人才能懂行、懂得科研的价值。我认为我们现在还须培养一批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过去忽视了，这是一个大问题。

讲到风险投资，我认为美国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叫做第二股票市场，即柜台交易。这种交易与我们的上市公司不一样，他一旦过了风险期，就变成平常投资了，风险投资是高额利润，以后就是平常利润了，这时他就通过产权交易抛出，拿到的钱再去投新的一轮。

至于风险基金管理公司，这就需要管理公司的头头是内行，有信誉，老百姓愿意拿钱出来，这种回报比银行大得多。我们这个社会要出一批在社会上有信誉的名牌风险投资家和一批高级管理人才。这样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化才可能真正解决。

梁信军（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我非常赞同杨校长讲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需要两种头脑的结合，对上海、对中国来说，知识经济并不单纯指知识本身有无价值，最重要的是这种知识是不是能得到合理的最大限度的转化。我们现在虽然也缺科技成果，但最缺的是知识价值的转化以及对后续投入的良性循环。

以我们复星集团为例，我们去年收购无形资产花了3000万元，科研花了800多万，我们愿意花这个钱，是因为可以赚钱。在强调知识经济时，我认为要避免这一点，不能认为先进的知识加上资本就是知识经济，这种说法是误导，还必须有将这种知识转化成价值产品的能力。比尔 · 盖茨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有这种能力。可能当初盖茨在从DOS发展过来时，有人比他先进，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做得那么大，所以他成功了。

关于知识经济中的知识问题，现在普遍的理解是技术知识，科学知识，而实际上管理技术也是知识极为重要的组分，此外，知识经济里除了知识，还包括网络。反思一下我们复星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是技术的领先性，无形资产（这是账面上反映不出的）；第二是管理的诀窍；第三是销售的网络，我们从1993年起发展了全国的销售体系。由于我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在同大的技术领先于我的企业合作时，我也能得心应手消化其技术。总之在讲知识经济时，不能忽视知识的转化能力，这是目前上海欠缺的。

另外，市场经济的重要一点是各司其职，政府应该做政府应该做的事。对我们企业来说，我认为政府最该做的，不是去为企业投资，钱我自己能搞到，而是创造一种良好的法制环境，这是我作为企业通过努力无法做到的，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第二是市场的培育、培养。如我们的EPO也快上市了，EPO有代替输血的巨大好处，政府应该在卫生法规上有规定，因为它可以节约很多的输血费用。只要把法规定出来，自然会有人把钱投到EPO上来，市场培育相当重要。第三是宏观调控，包括制止恶性竞争，从资源角度也不允许很多企业搞同一产品。以上都是政府应该做，也是企业做不到的事。

陆德如（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我认为现在国内高新技术步履维艰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创新。国内现在医药生物技术正形成一种热潮，恶性竞争，GM-CSF有40家在搞，人基因组现在也热得很，大家都在搞，最后很可能不了了之。另外我认为前一段媒体对基因争夺、基因流失的报道也有误区。当然现在国际上基因争夺确实很厉害，流失也有，国外公司也确有人来偷偷采样，但我们在宣传这一点时要注意它可能掩盖另一种倾向，即有可能导致自己关起门来搞。现在国际上人基因组分析工作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一周就可以分析50万个碱基对，一个公司往往有上百台的序列分析仪，完全是工厂化的，而我们是几台仪器都在那里搞，速度不能比。很可能人家三年、五年都搞出来了，你再搞也已经过时，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对人基因组这种需要全人类共同攻关的大科学项目，我们不应该关起门来慢慢地搞，我们既要注意到有基因争夺，有人企图来偷我们的样品，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绝不能因此放弃国际大协作。国际合作非常重要，现在国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真是突飞猛进！冰岛是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瑞士的罗歇公司投资2亿美元，调查该国12种病的基因，哪些出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只要是知识产权共享，大家都有好处。我们要承认与国外的差距，差距很大。通过这种合作，技术进来了，速度加快了，对我们是好事。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一搞高技术大家一窝蜂或自己关起门搞。上海的科研人员要高人一筹，要与别人不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

钱奕（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我是1989年赴美国读法学博士学位，而后在美国考到律师执照，先后在两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其中一家在硅谷和旧金山，工作近五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运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这二年我又应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科委系统的邀请，介绍了一些有关美国风险投资的法律制度和操作，也了解了国内一些科技企业的情况。去年下半年起我受聘担任百事集团中国地区的法律顾问，负责下辖最多达四十多家企业的投资管理。半年多的操作使我对中国市场有了深一步的了解，我想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就上海高科技如何发展发表一点非常浅陋的想法，就教于各位前辈，同时就我个人的理解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运作提供一点介绍。

首先，我觉得中央领导层提出科教兴国作为基本国策十分英明，十分及时。但就从上海来讲，能否成为知识经济的先锋和风险投资的前沿阵地，我觉得目前还不能过于乐观。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提出讨论。

首先是我们的市场在哪里。因为从投资家的角度看，他首先关注的是其投资后市场在哪里。任何企业的经营都围绕着一个东西，我的东西要卖得出去。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尽管收入参差不齐，但总体来看，客户购买力低，或者说市场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与美国、西欧、日本比，相差一大截，对许多国内企业来说，那种千方百计要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内在紧迫感远没有强化到国外那样视如眼珠的地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国内的消费结构偏低，是导致高科技产品市场不宽广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的出口产品的结构也低，这一点在美国市场看得很清楚。尽管出口产品的质量、层次在提高，但基本仍以纺织、轻工业品为主，这种科技含金量低的产品已经成了中国产品出口的结构性的基本状况，要一下子改变是困难的，但应尽早改变这种状态，因为这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制约。

第二点，作为整个市场运作核心的企业载体规模小、素质差，经营人员的水准低下。所有我们的银行会计、律师、信息界，投资公司、证券交易所都是围绕着这个经济载体运转，而我们的企业恰恰是相当虚弱，问题丛生。有同志提出金融界要与科技界结合、与教育结合，这都是很对的，但结合点何在？不是银行直接向科技界投资，而是通过企业这个中间环节来进行。企业根据市场苗要，提出科技发展任务，与有开发能力的人签订合同，买他头脑中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买他这一段时间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承担了沟通发明创造与市场的中介角色。企业必须了解市场，必须每天关注市场的需求发展；同时企业必须明了，哪里能找到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为实现精神创造到被市场接受的产品转换，企业要知道怎么筹资来支撑研究开发、广告宣传以致到产品上市；当然，企业还要为当前的和为下一步的竞争做准备。这时，风险投资就有用武之地，为企业服务，资金输血加经营导向，风险投资家其实是具有融资能力和在某些行业有专门知识的金融家。

我经常到全国各地去跑，看了我们的国有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应该承认在目前过渡期间，大陆企业的总体素质不够理想，特别是国企，素质相当差，表现在资产管理相当混乱、人员的再培训跟不上，人心浮动；企业受短期行为支配，到市场上去筹集资金的动机以及筹资的运用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资本市场是个风险甚高的市场。当然我看到现在政府正在大力整顿金融市场，从1994年起就迈出了与国际全面接轨的步伐，势头很好，但资本市场本身问题不少。

第三点，我觉得上海市场不够理想还表现在，与香港比，上海在信息透明度方面差一大截。在上海几个电视频道中我看不到大量的不间断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报道。恒生指数、道 · 琼斯指数；纽约、伦敦市场上银行同业拆放利息的情况我都看不到。作为生产性企业（包括高科技企业），很基本的一点就是控制成本，资金的成本控制是重要方面，有赖于银行的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由于我们金融信息的透明度差了许多，所以整个市场、企业的反应总是滞后一步。在信息透明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我敢不敢作决策把几十个亿的资金调向上海搞风险投资，是一个问题。国内的资本市场、股票买卖的信息度都不够，上市公司的募股说明书上公布的信息往往只有短短的几段文字。而美国上市公司的募股说明书从对企业总经理、董事长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能力一直到公司的资产结构、公司主要原料的供应商、产品的优缺点；产品的主要买家、主要竞争者的详细情况、全部要列出来，而这些我在上海是很少看到的。证券报上的有些报道是很笼统、概念性的东西，读了以后很难形成数量化的概念。

第四方面，我觉得高科技要实现产业化，企业自身加强开发能力很重要，不能完全依赖科研院所的头脑，因为这两种人的思维方法和心态都是不一样的。科研院所总要关注许多基础性的科研课题，这会在全民族整体上保证不迷失方向，或不走大的弯路。企业要的是那些能解决市场中现有产品缺点，能够在产品的节能、高效、便于操作、降低成本、保护环境方而优于现有产品的技术上投资下功夫。企业对纯科学研究的东西一般不感兴趣。为此，企业要形成自身的开发能力。国外公司几乎都有研究开发部，道理也在于此，现在鼓励科技人员下海，自己办企业，这是一个好方向。美国高科技企业之所以能起来，就是因为有一大批想要做企业家、想要发财致富的工程技术人员起来摘。搞科研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真正有意义的是把自己的或别人的研究成果变成产品推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企业家的心态。

最后一个方面是与国际接轨。谈到风险投资，可能有人要问风险投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风险投资与银行融资最大的不同是投资人要控制你的企业，这包括几个方面，主要是通过对你股本的控制来达到对企业经营和利益百分比的控制。刚刚大家在讨论股权的比例，实际上现在美国已在这方面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严格程序化的一套做法，就是把一个公司的股票分成发起股、A、B股、普通股和优先股。发起股就是几个科研人员碰在一起想要搞一个公司，先向内部发股票（如发100万），当其产品到了可以中试阶段时，他们就可以向风险投资家要求他们参股，这时公司再为他们发行股票，这时的股票有两种，一种是普通股、一种是优先股。普通股按照中国现在的股权法，即是指有选举权、有投票权、管理权的；而优先股一般不参与管理，但他有优先回报、固定回报的权利。而在美国现有法律下，这种优先股不仅有管理权、有优先分配权，而且有优先上市权，有退股权。所以整个股权结构与整个股票市场的运作，已经和债权凭证的很多特性结合起来，突出的特性即股权与债权的混合性发展使投资人既能控制企业的决策，同时又能在持股企业大发展时抛掉一部分。现在国内各地都在力争发展高科技产业。拿出的措施多为让税让利，提供方便，甚至提供融资。中国所得税偏高，应该酌情下调，否则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但是让利让税或提供融资都有限度，回旋余地不大。上海要走出自己的路子，光靠让税让利提供方便是没有多少优势的。上海的目标应该是制度建设，靠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操作，为企业家和金融家提供一个用武之地， · 一个能保护知识产权，留得住财富并致财富快速积累之地。这方面上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该下决心、下苦功夫把制度建设超前搞起来，这样才能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基础。

（有关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的介绍可参见《世界科学》1998年第2、3期的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