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时代军方将面临来自媒体、个体以及超国界的大型新集团力量的挑战

一个国家处理战争的方式可反映出一些其它方面的能力——尤其是该国的经济实力。正如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化战争，大生产导致了大破坏，现今的社会已经超出了工业化时代并且在军事上也正随之发生变化。

当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变革而不仅仅是某一座官邸和电视台遭受到突然袭击，则一场真正的革命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发生时国民秩序陷入了危机状态，家庭的作用和角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一系列的变化动摇了文化和价值体系，技术上的突破产生了经济上的飞跃。总之，这一切所产生的快速变化远远超出一场普通意义的革命所能带来的变化。

今天，第三次浪潮的影响深度已像新石器时代和工业革命那样在历史上发动了伟大的第一和第二次浪潮，而且其速度和广度远胜于前二次。

知识时代的经济和战争

第三次浪潮的中心即知识转化为经济。知识是一种无形财产，它已经从新经济结构的表层走向了中心：观念、革新、想象力、象征、标志和信念------不仅仅是计算机数据，这一切在新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了。

同样的转化也发生在军事事件中。以前，军事事件中的无形财产一般是指道德、领导素质、勇气和战术战略。今天，除了这些之外，无形财产还包含在我们的数据银行中和我们战士的头脑中。包括了软件的力量和获取敌方信息的能力，收集和发送信息的优势，信息强化处理工具等。

很明显，武器和其它物质器材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软件需要硬件的支持，士兵们不能吃数据。总之，有形物质和“新的无形财产”之间的基本关系对军事行动的有效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战争进行中还是准备过程中。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无论在经济和军事活动中/我们仍不知道如何去组织、强化和部署新的无形财产以获得最大收益。大多数企业尚未认识到取自信息技术中的财产需要做再定义、再组织工作。应用第三次浪潮工具对第二次浪潮的组织体制过渡只是其潜力的一小部分，以此作为军需配备军方几乎还未认识到。

企业集团对某些模棱二可的词语：像“知识管理”、“智力资本”等深感困惑。同样国防部门对：像“信息战争”、“知识战略”、“空间战争”、“网络战争”、“信息控制”和“信息优势”等这类更令人费解概念难以精确理解。

要赢得或防止明日的战争取决于军方如何有效地探索这新的无形财产，包括来自基于卫星的战术智能到全球政治水平上战略观念管理。随着第三次浪潮进一步改变经济，社会和全世界的力量关系——对军事最重要的新的无形财产也将增长。

信息媒体与军事

现在美国已有了一些别人没有的非常大的“媒体榴弹炮”，像“好莱坞”、“CNN”。短期内，这将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具渗透力的媒体。但一旦被认为是美国政府蛊惑人心的喉舌，华盛顿将不仅无法控制其出口，甚至不知如何去把握媒体影响世界事务。

最近，阿拉伯组织控告Disney公司在一部名为“GI jane”的影片中敌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因为他们国家的媒体受政府的严格控制。

美国人常常愤世嫉俗对政府不满，现在知道了Disney及其它公司只是受利益驱使而并非是白宫、GIA或国会指示。相反像Disney或CNN以它们对公众观念的影响力还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更甚者，美国在第二次浪潮中接近垄断的媒体实力已失去，例如“大形媒体榴弹炮”已不再属于西方：地球上空将充满私人卫星，通信频道将成倍增加，像亚洲的媒体巨头Rupert Mudochs和穆斯林Ted Turners这样的大人物将不断涌现。

大形媒体将不再永远垄断。当像东欧、俄国及亚洲等部分第二次浪潮的大形媒体仍在挤进尚未饱和的市场时，第三次浪潮的新媒体及其新技术力量汹涌而至，给人们带来了面对面的多媒体通信。Internet使每一位上网者具有在全球范围制造媒体的潜力。

然而，美国政府或军方谋取对连贯性的信息战施加广泛影响的任何主张应是不合时代的和反生产力。

第三次浪潮在一个国家越深人，其中央审查和控制工作也就越削弱。第三次浪潮依靠开放思想和扩展信息系统而苗壮成长，无法压抑的Internet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前苏联曾企图通过垄断和控制媒体与外部世界隔离，镇压新思想。事实上是与本国人民在打信息战，与人的大脑在打信息战。

不受控制的世界中的军事控制

知识/信息经济的另一方面影响是军事和民事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法精确地认定责任部门。

美国军方的力量很多要依靠民用通信及信息基础设施，即使在纯军事行动中也如此。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其经济会很快停顿下来。但几乎全仰仗于计算机、电传及电子设备的民事经济也并非无懈可击。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向洛杉矶发一枚导弹，将引发一场战争。

但一旦敌人以无形方式破坏或销毁某一城市的计算机网络，包括使用该系统的警察、机场、银行等等。如果能确定敌方的基地是否会导致军事反击？对方的反应又怎样？该城市本身的电视、广播等媒体将充斥着种种来自私人传播者的信息。无论从内部或外部，如果有人对美国开展一场信息战，FBI和美国军方将作出怎样的反应？

“外国”和“本国”之间的界限将会非常地混淆，因此产生了一个新词“intermestic”。由于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呈加速度增进，军方首脑和参谋人员应把思路扩展到军事以外。军方领导也需考虑民用经济中新的无形财产中的薄弱环节，尤其是与快速变化的国际经济相联的部分。

更趋复杂的联盟

力量的重组及国与非国之间的结盟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成为冷战结束时期和信息时代革命的产物。今天的变化预示着将来战争的复杂性，一个新的称之为“深层联盟”的体制已经出现。

深层联盟是一种新兴的体制，不属于任何国家，近年来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所增加。1975年统计约有3000余个非政府组织（NGOs），涉及陶瓷、冶金、宗教、体育等多种领域。今天，NGOs已超过25000个。

NGOs不仅越来越重要而且有时候可代替国家。深层联盟本身及其各层领导是一个多维的可变换的集团。在深层联盟的新世界里各阶层操纵者之间权力分配的实际意义远大于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主力国的能力只是在骚乱中保持理性，使本国的经济、军事发展与高水平的知识资源相称。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国家概念必须被重新思考——五角大楼、国会、白宫也如此。

战争的理论

未来学家提出了“战争的浪潮理论”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后的战争和反战争。

战争促使大规模高速度的社会经济革命，带来文化、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变革，但也可能带来暴乱。

当创造财富的新体制来到时，其扩展深入会受到现存的体制、法规、道德、家庭结构的阻止，所以不得不长期依靠旧体制。二种体制之间不断地冲突和摩擦称之为“浪潮战争”，并部分地从第一次浪潮的平均地权论传到第二次浪潮的工业化，再到第三次浪潮的知识时代。

浪潮战争可在争论、自由贸易、改变税收制度、劳动法或移民政策等方面进行，也可能采用文化形式，以文字、教育、音乐及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的论点方式进行。现代的浪潮战争以政治斗争代替国家主义对地球主义、中央主义对地方主义和分散经营，甚至披上宗教和民族战争的外衣。

为什么浪潮战争涉及面如此之广，是因为上述这些方面都触及到创造财富的系统。浪潮战争是涉及全部生活——整个文明的斗争。

例如，第二次浪潮或称工业化进程在英国达到某一高度，代表第一次浪潮的地主阶级和第二次浪潮的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开始了。在英国这一斗争包含在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中，而在美国这种斗争引发了南北战争（Civil War）。新兴的北方资产阶级打败了南方的地主阶级，改变了奴隶制生活方式，使全美国全速进入工业化。

第一、二次的浪潮战争仍在延续，贝尔格莱德的前市长把沙拉也夫的战斗解释为“山地对城市的战争”。

在地球上，如果某些社会同时经历一次以上的浪潮变革，其战争的潜能将更趋复杂。巴西人正在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夺土地作为耕地——继续完成第一次浪潮的变革。而在巴西的其它地方，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以及伴随第二次浪潮出现的林立的高楼烟囱、大规模生产流程线、拥挤的交通和污染。最近，第三次浪潮的信息革命已冲击到巴西某些地区，产生了自己的经济增长点，在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中一种计算机文化正在兴起，对国家中第一、二次浪潮的价值观和政治力量开展了挑战。

这些变革和战争的内部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得到反映和扩大。一旦以农业国到工业国来划分国家的实力，则第三次浪潮以知识为基础的创造财富的体制正在挤进世界，把新的第三层力量带进地球。

在新兴的“三层次力量”（tri-sected）结构中，第三次浪潮高度发展的国家处于最高地位，工业化国家居中，农业国垫底。现在，我们清楚地发现每一个人竞相登上以强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高附加值”经济生产行列，包括一些农业国也在寻找跳跃式方式企图进入最高一层结构。

“主要战略”的最基础问题之一是社会中这三个层次的相互关系应如何协调。

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层结构是否意味着国家沿着第三次浪潮改革最终将必须永远垄断世界？答案是：可能不会——或者不可能很长久。经济和军事现在所依赖的知识已经有了渗透的途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长期地垄断它们。中心问题是如何缓和将来的浪潮战争，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待于今后10年世界上的动乱能否纳入“容忍”的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