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运动有一段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重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当今的环保运动正力图改变仅仅只是在旁边“吹哨子”的形象，而代之以与政府、企业的合作包括组织开发一些使目标能实现的项目。本文反映了当今世界环保主义的这种新变化，值得关注。

——译者

在过去30年中，绿色抗议团体和组织已使环境保护主义的概念合法化。起初他们受到嘲笑和拒绝，但他们已经给国际舞台打上了他们的烙印，并且将环境保护主义引进了专门词汇，甚至使其成为一种时尚。

但同时，被这些团体所强调的环境问题却变得每况愈下。例如，在1998年10月，世界国际自然基金、新经济基金和世界监护监视中心等组织提供的报告宣称，在过去30年中，人类已摧毁了1/3的自然环境，对森林、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因此，在对世界的困境提出了忠告之后，现在重要的是，这些团体应该明确地表示，要像他们曾经说“不”那样，对他们的信心和决心说“是”，来有力地利用他们以往取得的成就。近年来站在一旁“吹口哨”的人，必须学会成为仲裁人、调解人和谈判人，在政府、实业界和社会之间起一种催化作用。

如果绿色团体要想激发人们去解决他们提醒人们注意的问题的话，他们就应该去做一些比一场运动更多的事情。“吹哨子”对于揭露那些顽固的、漠不关心的和不负责任的企业和政府来说是必需的。然而现在更需要的是计划，通过它们可以表明我们对可持续发展承担的全球性义务。

这就要求给环境一种新的定义。不管1992华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最高级会议有什么局限性，它的功绩之一是给予了“环境”一个更广义的、更包罗万象的概念。例如，当人们对是什么样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环境将海龟驱赶到濒临灭绝的边缘还不了解时，拯救这一物种又从何谈起呢！

这种更广义的和早就该有的解释，鼓励有利害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它既可以拓展也可以加强绿色活动的舞台。它还认为，环境危机源自各种条件和决定要素的一种复杂的矩阵。

消费模式举例而言，我们必须将环境问题同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问题联系起来。这种差距本身，部分地是由于消费模式小起的。它加剧了资源的耗竭、动植物生境的破坏和经济的不平衡性。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造成失业，并且当它将工业生产转移到劳动力充沛的国家去的时候，使劳动者陷入贫困的境地，而这些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却抱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儿童因为与环境有关的原因而死亡，水的供应变得不合饮用。同时，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吃的是用圈养的和在抗寄生虫的化学物质中浸泡过的移居的鱼制成的烟薰大马哈鱼。而贫穷的人工捕鱼者，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用炸药和氰化物杀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小的鱼。

换言之，环境运动为实现60年代的乌托邦式的梦想而努力奋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仅仅停留在对那些犯错误的实干家们指手画脚的指责上，而应该通过集体的努力携手合作来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为达到这一目的责任不应该只落在绿色主义者身上。但是，他们的经验并使之得到公众的支持，使他们比许多其他的团体更有资格在新的一千年的社会重建中发挥核心作用。

在1995年的一场事故中，壳牌石油公司迫于绿色组织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了它将一个贮油平台沉入北大西洋中去的计划。从此以后，欧洲的绿色抗议团体已经在时间和金钱方面作了大量的投资，以确保将剩余的贮油和天然气的平台拖往陆上进行回收处理，而不得将它们扔到大海中去。

在美国，石油公司必须用从将钻井架就地推倒而不是回收剩余的钻井架节省下来的钱来资助环境倡议的原则，越来越被人们接受。

正面思考的力量

事情并非是一片黑暗。绿色运动的一些成员在许多方面都变得通权达变，他们主张促进企业、政策和环保主义之间的联系。不含氯氟烃（CFC）的空调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另一些有创造性的突破的好例子是：环境保护基金和麦道公司达成伙伴关系协定，以便将关于碳的问题的协商固定下来；车身制造厂增加风力发电机技术等。

然而，持久的和重大的成就却来自一些小团体。这往往是一些较小的，大都是默默无闻的组织，它们同当地社会、商人和政府携手合作以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生命而取得的小规模的，水平还不算高的适中的技术进步（这也是救援和人道主义组织的重要工作），正在拯救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情况并不妙。我们在工业化世界的相当舒适的环境中讨论的环境危机，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是一种生活的现实。从没有像现在这些迫切地需要进行具有深刻意义的活动来引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看法：将传统的绿色抗议之剑铸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之犁是可能的、必须的和有益的。

绿色院外活动集团已经看到它的队伍有了很明显的扩大。在德国，他们已经将抗议变成了一种政治运动，并且已使其组织——绿党变成第三大政党。现在他们已经掌握了权力的平衡，使他们已经处于一种大多数绿色抗议团体愿意为其献身的地位：在德国，他们能够有效地终止核工业的发展，并且几乎能够肯定地做到停止将核燃料的废料运往英国和法国重新进行处理的要求，这是绿色抗议团体30年来未能做到的事情。

当前，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和公众的联盟：来自各种学科的非政府机构应该将他们的收入的—部分集中起来创立一个致力于促进与一些大公司的联系的联合基金。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团体“世界土地慈善基金组织”，就是一个比较符合这种模式的团体。它在菲律宾的一个在生物学上有重要价值的小岛上，抢在想把这个小岛变成一个豪华的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商前头，搞了一个项目。这个慈善组织利用一项建立在政府认可的受保护的捕鱼区基础上的商业计划得到的贷款，购买了这个小岛。这是一项有当地社会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计划，旨在保护岛上的生物多样性，并与当地的和国家的政治机构有合作关系。

对环境保护主义重新下定义

世界土地慈善基金组织在伯利兹（拉丁美洲国家—译者注）的工作更加令人钦佩。在那里，它帮助当地建立了一些组织。它们拥有并且可以可持续地管理23万公顷土地。在一项合乎规范的项目中，伯利兹计划与欧盟、伯利兹政府、马萨诸塞州奥杜邦协会、自然保护组织、当地社会、大学、工业部门和当地的非政府机构的合作，以保护和可持续地管理一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遍地都长满了野生动植物，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土地都卖给了当地的农民，森林都会被夷为平地。

4年多来，这个慈善组织同美国合作，开发了一种低-影响的资源识别/土地管理方法。仅仅在它的第一个商业营运年中，伯利兹项目赚的钱就比桃花木产品的正常价格翻了一番，这是森林管理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生产的一个例证。

用这种环保主义的新定义武装起来之后，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开发一批能使其付诸实现的项目。极为重要的是，要用能激起想象力的新颖的、有远见的项目来解释和传播一种全球公民的意识。商业主义和保护主义能够，而且必须共存，而“社会企业家主义”（social entrepreneurialism）即可接受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Nature，Vol. 393，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