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一看就会懂，但创新除外。无论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国家，若要激励创新，就必须懂得如何控制创新。现在许多创新研究者都试图对“神秘而重要的创新过程”进行定量研究，都期待着能够破译创新。
1998年春天，美国的国家创新峰会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新的Tang Center召开，与会者包括公司总裁、学术专家和政界要员（如戈尔副总统）。当时在刚刚过去的1997年，美国经济成就骄人，但哈佛商学院教授泊特（Michael Porter）却警告大家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原本轻松的会场气氛变得十分凝重。泊特承认美国公司已经非常成功地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和重组，但同时却又声称他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特恩（Scott Stem）对25个国家创新状况所做的国家创新指标（NI）分析已经初步表明，美国的创新前景不容乐观。从各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R&D经费、商等教育在GDP中所占的份额等指标的综合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将从1998年初的世界第一位跌至2005年的世界第六位。在1999年1月份于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年会上，泊特再次敲响了警钟。他提交的引起了热烈争论的报告的结语为：“宏观经济层面的好消息有可能使得我们对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正面临着的巨大危险视而不见。”
尽管泊特和斯特恩的研究工作涉及到了美国未来的竞争力，但NII指标并未对创新本身进行任何测度，因此无法方便地用于预测生产力发展趋势。
当今时代竞争激烈，创新已经成为各个公司、机构乃至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社会各界对创新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活动，试图分析破译创新过程的奥秘，建立可靠的创新测度模型，使得公司和国家可以对各种创新行为进行评估，继而能够有效地管理创新活动。不过迄今为止，创新研究远未成功。哈佛工商学院荣誉教授罗森布罗姆（Rosenbloom）评述到，测度创新是技术管理人员的圣杯，目前还没有任何人能够破译创新。
但是创新研究者们都乐观地认为，创新不久就能被破译。目前创新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尽管对专利的分析研究尚有不足之处，但仍是非常有益的。NI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都有助于最终破译创新，它们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了发明的本质，人们对创新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数量范畴。此外还有一些富有想象力的研究者试图了解无形的智力资本这种重要的公司支柱。虽然这些研究成果尚不成熟，但一些公司和国家已经开始将它们用于制订政策。
透视创新黑箱
为了精确地测度创新，必须超越传统的创新研究方法（只分析创新过程中的R&D等输入因素和专利等输出因素），着手研究公司和国家的具体创新过程与竞争行为，才能最终透视创新黑箱。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Z · 格里切斯（Zvi Griliches）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评估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标志着破译创新时代的来临。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对R&D进行了界定和测度，探讨了R&D活动的产出物，并用图形阐释了R&D活动及其产出对经济的影响。近10年来，有赖于每秒钟能运行数百个方程的功能强大的桌面计算系统的问世，他们的创新研究工作进展开始显著加快。
最重要的初期研究成果是，发现了在R&D支出和综合生产力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联系。而且，在国家、产业和公司三个层面上，普遍存在着这种联系。随着人们对创新图景了解的加深，近来专利作为最易测度的R&D产出，已经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者们已经找到了一些更为先进的方法，用来对专利进行评估和分类。目前，专利测度方法已被用来对组织和公司进行评价，借以确定潜在的市场赢家和输家，甚至还有助于从外部识别组织或公司战略重点的转变。
寻找说到做到的创新者
考虑到如今几乎每个公司都声称自己具有创新精神，因而有必要建立更完善的测度体系，以便发现谁说到做到，谁只说不做。新泽西州的CHI研究中心负责人纳林（Francis Narin）是企业技术实力测评方面的先驱者之一。他认为通过对公司的专利成果进行测度，可以找出真正的创新者。
在考察高技术公司的专利成果时，有三个关键的指标，即引用频次、科学含量和技术周期。引用频次是指一项专利被其他专利引用的次数，反映了该项专利的影响力。科学含量是指—项专利中引用的科学论文数目。技术周期是指一个公司近期全部专利中引用的所有专利的“年龄”的中位数。科学联系和技术周期这两个指标量化了一个广泛接受的假设，即最具创造性的专利是那些与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联系最密切的专利。长期以来，纳林一直通过综合考虑这三个指标，来对高技术产业中的公司进行排序。不过，纳林目前的研究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测度各个指标的评分值，而已发展到了试图证实“较高的指标评分值意味着良好的企业财务状况"。
1999年春天，纳林与人合作，在“金融分析”杂志联合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试图弄清楚技术实力自身是否可作为企业未来财务状况的一个指示器。他们的假设是：当一个公司的资产组合中包括引用频次高、科学含量高（双高）的专利时，该公司就很有可能创造出创新技术和获得市场优势，继而可能使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和市盈率提高，公司市值也有可能大大超过其核心金融资产的价值。他们总共研究了来自化学、药物、电子及其他行业的388个样本公司。他们把每个公司的各项指标评分值与行业平均值进行了比较，据以预测公司在下面一个或几个年度的市场绩效。研究结果表明：双高公司的市场绩效比双低公司高出25%。这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此外，双高公司在股市上的表现也往往好于双低公司。
1999年7月，纳林推出了一个名为Investor Tech-Line面向机构投资者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利用精选的择股参数，每月对250个公司进行排序，一年的数据库使用费是15000美元。纳林通过对公司实际的市值帐面值比率（market-to-book ratio） 与他自己设计的基于技术实力的纳林比率进行比较，将公司分为价值高估者与价值低估者两类。实际数据已经表明纳林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例如，若在1998年12月31日，将等额美元分别投资于20个价值低估得最厉害的公司，构成一个投资组合，那么在6个月之后，该投资组合的市值将上涨50%。与此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却仅上涨了微不足道的几点。
测度创新能为公司带来财富
纳林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可能的市场赢家和输家，还可以用于洞察公司的技术战略。以位于密歇根州的道氏化学（Dow Chermical） 公司为例。从1989年到1995年，道氏化学的专利数目从455项降到263项（仍是行业平均数的2倍）。尽管道氏化学对每项专利的投资都远远超过了它的竞争者，但其专利的引用频次却低于行业平均数。不过与此同时，道氏化学的专利成果的科学含量却从低于行业平均值上升到2倍于行业平均值，其技术周期则一直与行业平均值保持一致。这表明与其竞争者相比，道氏化学的专利成果更接近于科学前沿，而且道氏化学获得高质量专利的速度与竞争者产生常规发明的速度一样快。
由于主要侧重于对公司群体而非公司个体进行研究，所以纳林等研究人员并未与道氏化学的高级官员接触，以便核验研究结果是否反映了道氏化学内部变化了的技术战略。不过《技术评论》杂志派人接触了道氏化学主管R&D的副总裁格罗斯（ Richard M. Gross），他证实在1990年前后，道氏化学确实改变了技术战略。
道氏化学专利成果的科学含量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高，是因为公司有意识地、有选择地推动基础研究工作，积极巩固和加强公司现有核心业务和新兴业务的科学基础。例如，对茂金属这类新型催化剂（有助于精确地合成性质各异的塑料制品）的深入研究，使得道氏化学能够开发出各种更好的聚合物，如既有适于高级运动鞋和体育器材的减震衬垫的聚合物材料，也有更薄但更结实的垃圾袋所用的聚合物材料。
道氏化学注重加强公司业务的科学基础，不断推动专利质量的提高。过去道氏化学和许多公司一样，片面强调专利数量。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道氏化学的R&D大厦里，充斥着科学含量很低的专利，这类专利发明人的铜制铭牌曾密密麻麻地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然而，当市场竞争压力迫使道氏化学的发明管理小组（即 LAM，智力资产管理小组）对全部专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才发现这些琳琅满目的专利的净负债额居然高达4000万美元。为此，道氏化学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放弃不适于公司14个全球业务集团的专利项目，大力支持与公司业务目标结合得更紧密的专利项目。
智力资本
从粗线条的创新研究发展到仔细剖析创新和专利的关系，表明创新研究工作已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专利只是创新的—种，在知识经济时代，有许多创新都是无法专利化的。例如，戴尔公司（Dell） 是当前最具创造性的制造商和销售商，但当用现有的任一智力财产（intellectual property）尺 度来衡量戴尔时，戴尔的智力财产竟然都为零。这表明有必要转而采用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作为衡量公司创造性的尺度。智力资本是由知识、方法、文化、客户网络、供应商网络等能够激发工业创造力的各种无形要素一起构成的。
智力资本是当今创新测度研究工作的中心。在20世纪70年代的制造业经济时代，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市值账面值比率均在1：1左右，现在则已升至6：1左右。其中微软凭借密集的智力资本，市值账面值比率已高达25：1。实际上，6：1 的比率意味着，现有的以资产负债表为最终表现形式的会计体系，仅仅涵盖了一个公司实际资产的六分之一弱。因此，必须切实研究智力资本，因为智力资本才是促使公司成功和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发动机。
1999年早些时候，列夫（Lev）为CFO杂志编制了一个知识资本评分表，对47个化学制药行业的公司进行了评估。列夫与BEA信贷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组合经理博思韦尔（Marc Bothwell）一起，分析了每个公司最近3年的收益状况，并估算了每个公司未来3年的预期收益，然后计算出加权平均年收益值，从中扣除来自有形资产（如证券组合投资、实物设备）的收益，所得的剩余收益就是知识资本所带来的收益。
对于知识密集的公司来说，知识资本是它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以药物研究开发的领先者默克公司为例，默克的加权平均年收益为55亿美元。其中实物资产产生的年收益为3. 43亿美元，6. 24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年收益为0. 28亿美元，剩下的51. 29亿美元都是由知识产生的收益。根据列夫给出的公式，51. 29亿美元的知识年收益是由高达500亿美元的智力资本带来的。正是如此庞大的智力资本，使默克得以成为顶尖的制药公司，销售额比其他任何制药公司都高。
无形资产
就纳林、列夫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工作本身而言，他们也处在创新研究领域的前沿。迄今为止，他们所做的大量假设都仍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尽管如此，列夫的研究工作已经掀起了一股热潮，现在许多公司在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不仅提供传统的财务信息，还开始提供此类关于创新的新型数据。继1998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为期3天的智力资本专题讨论会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报告表明，“自愿提供知识资产数据”的行动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Skandia人寿保险公司，是一家全球金融服务商，它从1994年开始配合年度报告，发布智力资本附录。该附录包括有关的周转率、每个雇员签订的合同数目和女性经理人员所占的百分比等数据。此外，附录中还包括文字说明材料，用来解释数据所代表的趋势。例如，在1998年的智力资本附录中，有一篇名为“女性的潜力”的材料，主要介绍了Skandia的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女性员工走上领导岗位，积极消除阻碍女性员工发挥潜能的各种因素，使女性员工集体真正参与到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去。为此，Skandia为 每位女性员工指定了来自其他业务领域的一个私人顾向。私人顾向的职责是，经常和所负责的女性员工对话，及时向她们提供支持和建议，帮助她们在公司内部继续发展和成就事业。
Skandia的计划看似与创新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恰恰表明创新现在仍然是一个由工作、技能、灵感和环境等构成的神秘组合，破译创新尚需时日。对于希望保持市场竞争领先地位的那些公司来说，整合这些创新要素至关重要。现在许多公司正从全新的角度解析价值创造链（增值链）， 想方设法最大化一切活动（如培训员工、建立企业技术学院、分享知识技能）的收益率。
施乐公司主管研究与技术的高级副总裁麦耶（Mark B. Myers）， 认为长期以来，聪明的经理人员一直都很重视创新问题。只不过现在可资利用的手段更先进了，对创新的深层因素更了解了。最近两年来，麦耶与人合作，发展了一些方法用以判断施乐是否对关键的创新要素进行了正确的投资。他们考察了施乐几十年来的R&D支出状况和收人增长状况，并比较了施乐和主要的竞争者在创新方面的投资情况。他们的研究仍限于有形资产领域。不过麦耶希望，已有的研究基础能有助于进一步考察无形资产。麦耶认为，知识经济和制造业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有更多的价值创造活动直接来自无形资产。目前，施乐是少数几个较为成功地测度了创新的公司中的一个。现在很多公司领导、学者以及其他一些人员都致力于破译创新。很显然，所获得的每一项研究结果，都将最终有助于国家、产业和公司更顺利地开展创新活动。
[ Technology Reriew， 1999 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