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哲学系主任）

李晨阳简历

1973年高中毕业

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82年1月获北京大学哲学学士

1984年7月获北京大学哲学硕士

1984~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1985~1986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习

1986年转入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2年获康涅狄格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2~1993年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访问教授

1993-1997年美国曼莫思学院哲学系助教授

1997~1999年美国曼莫思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1999~2001年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2001年至今为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安徽大学特聘教授

人的一生有很多美好的梦。可惜的是，大部分人一生之中大部分时间却是这些梦一个接一个破灭的过程，我也不例外。当年在山东老区农村插队的时候，梦想当作家。也曾为发表小作品而得意，无奈终究笔中乏墨。后来回城给领导当秘书，深知没有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不好当，又想做有理论水平的干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觉得前程有望，大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本应学点儿理论知识作为工具，去圆那当干部的梦。谁知又偏偏恋上了哲学。哲学这个东西是吃不能吃，穿不能穿，既不生权又不赚钱。可是，偏偏有人对它着迷。转眼间，我已为它着迷了二十多年。留洋来美也有十七、八年了，回想起这段过程，也是酸甜苦辣，味味俱全。承蒙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我为《世界科学》杂志写稿，谈谈我在美国的经历——一个既不能算成功也不能算失败的经历。

勇闯难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85年我身上揣着30美元，告别了同在北京大学教书的妻子，来到美国求学。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了一年欧洲大陆哲学之后，转入康涅狄格大学学习分析哲学。康涅狄格大学的哲学系不大，却有像Ruth Millikan、Jerome Shaffer Joel Kupperman等颇有名气的教授。中国人在美国学哲学，尤其是学习那咬文嚼字的分析哲学的最大困难，大概当数语言上的困难了。分析哲学语言不像日常语言那样随便，我记得上课时发言常常因为选词不当面说不到点子上。当时我还只能用中文想问题，想好了再在脑子里翻译成英文。可是一个中文词往往有好几个与其对应的英文词。因为当时还不能把握这些英文字之间的细微差别，常常词不达意。好在那里的教授们对我很有耐心，有时候好心的美国同学还揣摩着我的意思帮着我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Ruth Millikan的语言哲学课。Ruth Millikan是红极一时的分析语言哲学家，上课非常严格，容不得丝毫偏差，令人望而生畏。令我感激的是，她常常能够在我不准确的语言表达后面发现有意义的想法。课终时我写了一篇有关克里普克关于语言和逻辑必然性的论文。论文发下来以后，我发现每一页上都有她密密麻麻的批语，最后一页上的打分是一个A。后来，她安排我到哲学系的论文讨论会上宣读这篇论文，让我受宠若惊。这篇文章被选为1991年美国哲学年会论文。文章提要在美国哲学会的会刊上登出来不久，我收到前美国哲学会会长、耶鲁大学的Ruth B. Marcus的来信，索要整篇论文。这又让我飘飘然了足足一个星期。这篇文章不久在一个英文哲学杂志上发表，使我对自己信心大增。

李晨阳教授与妻子肖红及儿女在家中与安徽大学钱广华教授的合影

在美国读哲学博士学位，除了规定的一套课程之外，还要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才能开始写博士论文。为了取得博士候选人的资格，就要经过一个全面的考试，内容包括从古到今各个领域的西方主要哲学家的思想。通不过这一关的，即使完成了全部课程，也得走人。我的一位蛮不错的美国同学就落得这样一个凄惨的结果。当时为了应付大考，我可谓“博览群书”。后来，一连考了三天，考得天昏地暗。通过之后，大松一口气，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考试了！

在准备写博士论文时，经过Joel Kupperman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Joseph Kockelmans教授的帮助，我于1988年秋季赴欧洲到比利时的卢汶大学学习访问一个学期，重温欧洲大陆哲学。在写博士论文时，我利用自己学到的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知识，写整体主义的存在概念。现在看，当时选题有点儿过于雄心勃勃。但是我对论文中的几个章节还是比较满意的。美国哲学教育协会和《形而上学评论》杂志每年举行一次北美哲学博士论文竞赛，我报着试一试的态度送去了博士论文中的一章。有一天，我办公室的电话响了，竟然是《形而上学评论》杂志的主编Jude P. Dougherty教授。他祝贺我的论文获得1992年北美哲学博士论文最佳奖，并表示他的杂志愿意发表我参赛的文章。我和系里的教授们当时都非常激动。系主任Jerome Shaffer教授高兴地在系里贴上了“小字报”，宣布我获奖的消息。据他讲，系里还没有学生，更不要说外国学生得过此荣誉。我很高兴，一方面，我可以在美国一流的哲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因为《形而上学评论》杂志是美国哲学界的权威杂志。它只发表来稿中5~7%的稿件，能在这样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很不容易。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我的教授们的一种很好的回报，为我在康涅狄格大学哲学系的学习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老美们竞争，成为哲学教授

1992年5月，我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我出国前任教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还为我保留着教职。当年6月我回北大探路。可是，在90年代初，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环境不太理想。犹豫过后，我下决心在美国寻找教职。但在美国大学里找一份教哲学的工作可真是不容易。当时，美国的哲学博士过剩。美国哲学会专门通过了一封致所有申请读哲学研究生的人的公开信，大意是说，哲学博士找工作很困难，请申请者三思而后行。当时，不少识时务的学哲学的中国朋友知难而退，转到别的行业去了。也难怪他们，因为当时一份正式的教职（即将来可以取得终身制的位置）会有几百个哲学博士申请。聘人单位从其中选出十几个应聘人到美国的哲学年会上面试。然后，再从里面选出三、四个最终候选人，出路费请他们到工作单位进行最后面试。这最后一关一般要有两、三天的时间。包括课堂讲课示范，做一个学术报告，与教授们座谈，与学生们见面，还要与院长见面。任何一步走不对，就会前功尽弃。要得到一份工作，何止要过五关斩六将！再加上咱们外国人说英语有口音，跟老美们竞争，实在是不占便宜。我记得当时我最不喜欢的是与征聘委员会吃饭那一关。你辛苦了一整天，想好好吃顿饭，他们却没完没了地轮着问问题。应聘者要“以一当十”，挨个对付。等到他们的问题问完了，他们也吃好了。为了不让人家坐在那里等你，你只好把吃了一半的饭一推，假装吃饱了。我一开始并不顺利，只好到一所大学做一年访问教授。所谓“访问教授”，就是到大学里拿一个临时的位置。一般一年后就得走人。即使这样的临时位置，因为是全职，也会有不少刚刚毕业的新博士们趋之若騖。更多的人只好给人家做半职的大学代课教师。

几经周折之后，出乎自己的意料，在我的一年访问教授期满前，我拿到了伊利诺州的曼莫思学院哲学系的助教授一职。说“出乎意料”，是因为这类学院以其优秀的教学而著称，他们一般对外国人的教学水平不信任，很少招外国教授。我自己的老师就曾预言，我希望最大的是在一般的州立大学找到工作。1993年秋，我成为该学院唯一的一位母语不是英语的教授。曼莫思学院属私立大学，一年光学费就要两万多美元，外加吃住和其他费用。虽然只有一千学生，却出过让他们骄傲不已的诸如前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之类的“大人物”。这类学校的特点是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低，上课的班很小。学生可以得到老师的直接关照。我到曼莫思学院后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大大提高了我的教学能力。但是我对哲学的热爱，却主要在研究和写作。十年来，我出版了两本英文书，发表了二十余篇英文哲学论文。其中三篇论文已经被收入美国大学的哲学教科书。我的书和论文曾被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坎萨斯大学、美利坚大学，以及瓦萨学院等著名大学的教授用作教科书和教学材料。美国著名哲学杂志《伦理学》称我的《道与西方思想的交遇》一书是对“比较哲学的一个有本质性的贡献”。美国著名比较哲学家Robert Neville在美国的权威宗教哲学杂志撰文，称赞此书“博学”，“论证卓越”，“是对比较宗教哲学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我这十来年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就是我和哲学界的中国朋友们一道，把我们的“散兵游勇”组织起来，谋求促进我们哲学事业上的共同利益。记得还是九十年代初在波士顿的一次美国哲学年会上，我见到了著名华裔美国哲学家成中英教授。成教授当时很高兴，他说，当他早在七十年代去参加美国哲学年会时，他常常是会上唯一的黄种人。现在能见到中国人了，令人高兴。说起来，在美国的各行各业中，哲学界大概是少数民族最少的行业了。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他们这些人当然不坏，可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他们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不论在雇人、选择文章发表，还是在社会组织方面，都由他们控制。为了改变这个局面，我和倪培民、姜新艳等哲学界的中国朋友发起，于1995年组织了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我被选为首任会长。我现在把这种活动称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目的是把美国哲学圈子里的中国人组织起来，向美国哲学界主流进军。

图为1997年李晨阳教授在台湾与力主两岸统一的国民党元老马树礼先生的合影

发挥特长，当上哲学系主任

1997年，我在曼莫思学院工作第四年结束的时候，学院决定提前给我终身制，并把我由助教授晋升为副教授。

1999年美国中部华盛顿大学哲学系招聘系主任，我有些动心。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自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愿意管点儿事。上大学前曾做过单位的团总支书记，读研究生时当过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后来又做过康涅狄格大学中国留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与其在系里让别人管，不如我管人家。第二，我在家常跟妻子讨论为什么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高不起来的问题。妻子肖红是北大英语文学硕士，后来在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也是大学教授。社会问题是她的专长。我俩一直觉得，美国华人的社会地位高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多数华人只愿意钻研业务，不愿意从事管理。比如，当某医疗小组在成功地为美国副总统进行手术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我们发现，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一位华人，可是手术组的组长却是一位白人。当该白人组长滔滔不绝地摆功时，我们的华人外科高手却静静地坐在一边，仿佛所有的功劳都属于那位并没有做手术的白人组长似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一个中国人，冷不丁地要到一个清一色的白人的哲学系里去做人家的系主任又谈何容易？中国人在美国大学里做系主任的大概也不少，可大部分是在理工科系里，做哲学系主任的则不多。这主要是因为跟其他学科不一样，哲学是一个“软”学科。哲学的成果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实实在在，那样容易让别人信服。再说，这跟在我原来所在的系里被推选为系主任不一样。那时同事对我很了解，也很信任。想来想去，我决定送上一份申请。美国聘系主任的程序与招聘教授差不多。他们先是选出十个左右的申请人，通过电话“面试”。然后从中再选出三个最终候选人，逐个请到学校面试。当时三人中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个均为白人（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结果，面试几天以后，我在芝加哥开学术会议时，接到了中部华盛顿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电话，说我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并热切地希望我接受他们的聘请。1999年夏天，我和妻子辞掉了在曼莫思学院的工作，带着我们的女儿和儿子，西行两千英里把家搬到了华盛顿州的爱伦斯堡。

中部华盛顿大学的哲学系是一个很“老”的系，教授们的平均教龄超过三十年。我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人员的更新来重建这个系。美国的老教授们都有终身制，怪脾气不少，不好对付。何况他们都是白人，受一个比他们年轻不少的中国人领导，有些人心里大概也有点儿不平衡吧。系里有两位老资格的教授，其中一个是前任系主任，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大概是因为他做系主任年数多了，或者是因为系里所有的人都是他聘来的，这位老先生对别人说话很不客气，常常用手指头点着别人的鼻子教训人。其他人也无可奈何。我刚到系里的时候，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他在1947年曾作为联合国救灾署的官员到中国去过，救济过我们中国人。我上任不久，这位老先生便也开始教训起我来。一开始，我觉得他毕竟是一位老先生，值得尊敬。我就让着他。后来，他不但不收敛，反而有些变本加厉。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了。记得那是系有什么事不如他的意，他又摆出他通常教训人的架势。我当时很客气地把他请到我的办公室里，把门关上。然后严肃地告诉他，现在我是系主任，系里的事由我说了算。我不能容忍他这种行为，他今后必须改正。老先生听了直道歉，说以后一定注意改正。同时，我又通知他，今后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挑着教高年级的专业课，也要教低年级的大课。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教训”过我。

我到任三年多来，系里系外各方面的关系都基本理顺了，我本人也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系里先后招聘了四位新教授。哲学系原来在学校的那种衰老不堪、无所事事的形象大有改观。一些好心的人见了我说，现在的哲学系已经不是原来的哲学系了。用不了几年，这个“老”系将会变成一个全新的哲学系。这个系的系史上将记载着一个外来的中国人如何承前启后，使一个衰老不堪的哲学系重振旗鼓的故事。

说实话，我的这些“事迹”远不像别人那样惊天动地。不过，我想在美国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像我这样的平凡人。再说，《世界科学》杂志的大部分读者大概也是平凡人。平凡人给平凡人说说平凡的事情总不为过吧。于是，我动手写了这篇短文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