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的荣誉和奖金在驱使着获奖者，一些人因此完全离开了科学，而且几乎没有人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

诺贝尔奖或许是科学家所能得到的最富有魅力的奖赏，但它可能也是祸根。获奖人一旦获奖就立即会引起大众的关注，而几乎没有获奖人对此进行过充分的准备。一些获奖者对此感到头晕目眩，他们会从政、做一些超乎寻常的投机生意或者仅仅享受成名所带来的快乐。而其他一些人则显得非常节俭，他们对名声和奖金（可达100万美元，这取决于这笔奖金由多少人来分享）使用得十分谨慎，通常会把这笔钱用于他们的科学研究、开一家公司或者找一份新的工作。但即使是最为专注的人也会发现，在被召唤到斯德哥尔摩之后，他们很难再回到以前的生活中了。

因发现分裂基因而获得1993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的理查德 · 罗伯茨（Richard Roberts）称诺贝尔奖为“继续给予的奖励"。他说，获奖之初，那如潮般的电话、媒体会见、宴会、演讲预约、旅行以及邀请书着实让人招架不住。在经历了最初的纵情欢乐之后，他变得挑剔多了。他说，他最喜欢接受学校的邀请，“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谁将坐着在听你演讲，谁会把科学当作他们的生命。”跟罗伯茨相比，因发现氦-3超流体而与他人——起分享了199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斯坦福大学教授道格拉斯 · 奥谢洛夫（Douglas Osheroff）得奖的历程则要长很多。有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就告诉他得到了诺贝尔奖的提名。但是，一直到他停止考虑这件事情之后，他才接到了一个从瑞典皇家科学院打来的电话。刹那间“我就知道我的生活被搅乱了。”

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奥谢洛夫应邀参加了几十次媒体的会见，参加了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SF对他的工作进行了资助）组织的一次新闻活动，在一个瑞典电影公司全体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他位于纽约的老实验室，而且还在各地进行了巡游。奥谢洛夫说道：“在诺贝尔奖的生活中，时间绝对是最稀缺的8常用品。”但是他仍然坚持他的决定“承担起作为一个科学和我所在研究所的代言人并且鼓舞和培养年轻一代的责任。”

图为1989年度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哈罗德 · 瓦莫斯

社会学家哈里特 · 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她1977年的著作《科学精英》中指出，诺贝尔奖经常通过让获奖者出名并且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来“阻碍而不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纽约斯隆 · 凯瑟琳癌症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前理事长哈罗德 · 瓦莫斯（Harold Varmus）对此说法表示费同。瓦莫斯因为发现了一系列变异时可导致癌症的基因而与J · 迈克尔（J. Micbael）共同获得了1989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奖，他说他最终急急忙忙地从旅行中赶了回来，因为他感到在获奖之后“精力马上就脱离了我的研究计划，就好像你变成了美国小姐一样。”

诺贝尔奖还为一项新的事业铺平了道路：瓦莫斯发现政客们突然之间想要得到他的建议了。当NTH前理事长伯纳丁 · 希利（Bernadine Healy）向他询问政府应该怎样补偿研究所的间接花费来支持研究时，“关键的时刻”到来了。瓦莫斯回忆说，“我不知道间接花费的事情，”并且补充说他已经在“刻意减少”所长办公室甚至全体员工会议的花费了。他说，获得诺贝尔奖还是他在1993年当选NH理事长的关键因素。

瓦莫斯只是十几个获得诺贝尔奖并且后来掌管一个大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之中的一个。因为发现DNA结构而与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以及莫里斯 · 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分享了1962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的詹姆斯 · 沃森（James Watson）在纽约的冷泉港实验室当了几十年主任，而且他还是NH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首任负责人。197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大卫 · 巴尔的摩（Dav Baltimore）后来成了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现在他是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还有汤姆 · 切赫（Tom Cech），1989年当他因为在RNA方面的研究而与他人分享诺贝尔化学奖时还只是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位教授，而现在他却掌管着世界上最有钱的慈善基金之一位于马里兰州切维柴斯的霍华德 · 休斯医学研究所。

还有一少部分人则跨进了商界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因为提出了DNA快速测序方法而获得1980年度诺贝尔化学奖的沃尔特 · 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获奖后离开了哈佛大学，在马萨诸塞州创办并且经营着一家名为Biogen的生物技术公司。虽然他后来又回到了哈佛，但是他仍在继续开办公司，其中与2000年度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埃里克 · 坎德尔（Eric Kandel）合伙开办了记忆医药品公司。吉尔伯特说，获奖为他提供了“一份额外的自主能力”，这使得他有信心尝试一些新的风险活动，并且获奖还使他得到了别人的认同，从而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

某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还从获奖中得到了另一种不同的推动——政治地位的提高。利诺斯 · 鲍林（Linus Pauling）因其具体阐述了化学键的性质而获得了1954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他又因其在反对试验以及储存核武器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乔治 · 沃德（George Wald），因为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而上了理查德 · 尼克松总统的“黑名单"。NIH的朱利叶斯 · 阿克塞尔罗德（Julius Axelrod，1970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和克里斯蒂安 · 安芬森（Christian Anfinsen，197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因请求总统支持与苏联的科学交流以及后来指责尼克松的癌症研究政策而受到了舆论的极大关注。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亨利 · 肯德尔（Henry Kendall）利用他得到的奖金来资助一个名为相关科学家联盟的团体。这个由肯德尔参与创立的团体倡导严格控制核技术。

这些研究人员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游说，而其他一些人则利用他们的名望来支持一些私人事业。例如，洛克菲勒大学的甘特 · 布鲁拜尔，他从他1999年获得的诺贝尔医学奖的奖金中拿出了将近100万美金来重建位于德国德累斯顿的弗劳恩克茨（Frauenkirche）教堂（这座建造于18世纪的教堂1945年毁于盟军的轰炸）以及德累斯顿犹太教教堂（这座教堂于1938年11月9日被纳粹分子毁坏）。布鲁拜尔在弗劳恩克茨教堂毁坏前不久曾经参观过它，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布鲁拜尔说，他只不过是在努力抗击“文化上的塔利班”而已。

布鲁拜尔说道，获得诺贝尔奖可能会稍许减缓他的创造效率，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我的工作中心。”布鲁拜尔说他很喜欢，成为名人的这一段时期，但是“我并没有被引诱到考虑我现在应该解决关于大脑的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上来。”然而，其他一些人则踏进了新的领域，包括对脑的研究。弗朗西斯 · 克里克在他定义DNA结构（与沃森合作）方面获得成功之后，在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花了30年时间来研究梦的起源以及意识和灵魂的生物学基础。

剑桥大学的布赖恩 · 约瑟夫森（凭借其在电子隧道和超导体方面的理论工作而获得了1973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他获奖之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改变：他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意志力（利用精神的力量来移动物质）的研究以及其他匪夷所思的兴趣当中去了。约瑟夫森说他感觉“凝聚态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再对它感兴趣了”。他说，获得诺贝尔奖使“我转向非正统领域的研究变得更加便利了。”

与这些变更研究领域的人不同，许多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其研究的领域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他们的创造力一点儿也没有削弱。比如约翰 · 巴丁（John Bardeen），1956年他因为发现晶体管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16年后，他又凭其在超导体理论方面的工作而第二次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弗雷德里克 · 桑格（Frederick Sanger），1958年他因为在蛋白质测序方面的工作而单独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80年他又因为在DNA测序方面的工作而再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正如佩鲁茨所说的，“伟大发现的本身是非常奇妙的。”但是诺贝尔奖则要补充一句，“某些额外的东西也是这样”。

[Science，2001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