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文在BGI实验室
中国深圳――去年，华大基因公司（BGI）实验室的年轻数据分析师赵博文作为团队的一员，参与破译了部分黄瓜的遗传编码。目前，他正在探索人类智商（IQ）的遗传基础研究。
回想起曾显示技术实力的几项发明后的几个世纪――火药、灌溉和印刷术――中国正开始渐渐返回科学强国的行列。带着尚显青涩的焦躁，在一些案例中，中国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在可能改变世界的研究中开始复兴。
远东的狂野“西部”
卸下了西方常有的社会和法律约束，中国的先驱科学家正在开始撬动伦理的界限和原则，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对很多人来说，是令人不安的――位于远东的狂野西部。
10年前，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科学方面的竞争对手。就连其国内最好和最闪亮的人才都这么认为并离开中国，进了哈佛、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研究实验室。
但在过去的5年间，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纷纷回国创业，开始挑战中国较为死板的体制，建立起各自的研究机构和公司。他们的这些举动，事实上已经挽回了在西方受过训练的中国研究者的国内印象分，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科学超级强国。
“他们成长的如此迅速和突然，以至于人们还在怀疑”，拉斯莫斯·尼尔森（Rasmus Nielsen）说，他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遗传学家，目前在同中国搭档合作，“我们应当习惯这一点，现在有来自中国的竞争，事情变化的程度确实相当剧烈。”
中国已经斥资数十亿（美元）用于改善它的科学声望，包括几乎每个中国部委都拥有某种规划，旨在从导弹到医药等领域内赢得技术上的优势。北京科技部的一行人7月访问美国，人们期待着他们将如何示范中国的某些成功之处。
今年5月在德国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一台中国生产的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被排名世界第二。而根据以往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排名,中国列为世界第四，同德国不分上下。包括在科学和技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中国已经从1995年的第14名一跃成为目前的世界第二，仅排在美国之后。
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去年，中国和美国合作的一科研小组击败了印度，开发出一种成本低于5美元的用于子宫颈癌的测试剂，目标是在3年内检测1000万的中国妇女。同时，作为耗资数百万美元创建绿色中国能源的一部分，中国的工程师已经显著地改进了西方和前苏联的煤气化技术（coal-gasification technology）。
科技创新有待提高
继2007年中国遗传学家在非洲人、亚洲人和高加索人种的基因结构中发现了巨大的差异后，不久他们还将继续报道与之相关的一项进展，即表明为什么有些人――比如西藏人――能够很容易地生活在高纬度地区而其他人不能的原因。
然而在创新方面，中国还是被看作是疲弱的，包括中国过去一度例行地对科学发现进行计划指令的做派――曾被西方科学家视为荒谬的幻想世界出发令。
2008年，中国科技部曾计划用两年时间对30种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并且只给研究人员5天时间进行申请以获得资助，现在看来这完全不切实际。自1949年以来中国只开发出一种被国际承认的药物――青嵩素――用于抗击疟疾。
在中国的科学不端和科学诚信问题没有彻底得到整顿之前，一些未成熟的技术在实践中风浪不断。在中国有不少机构为人们进行有争议的干细胞治疗，这些患者被损伤、疾病或生育缺陷所困扰。虽然政府去年开始规范整个产业，但其中的一些技术是否经受得住严格的临床试验？
中国曾一度被指是“垃圾”专利的主要来源（荒唐的“发明”主张）。如华龙（Hualong）肥料技术有限公司的刘剑（音译）声称，利用纳米技术他已经开发出一种降低肥料用量的方法。虽然农业部官员对这个方法持审慎态度，但在一次会见中刘剑问：“你会帮助我们募集些资金吗？”
自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向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几十万人已经涌入美国，其中大多数研习科学和工程的学生在美国的研究机构中受到欢迎。但随着中国开始成为竞争者，美国有些官员开始反思并质疑这一实践。据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宣称，一些外国人存在着盗取美国工业、科学、技术和军事秘密的嫌疑，其中也包括中国人，认为他们将美国的技术窃往中国。
志在解除技术“饥渴”
“同中国的科技关系一直都处在各种政治压力的对立面上”，理查德·P·萨特梅尔（Richard P.Suttmeier）说，他是美国科学基金会（NSF）中国问题专家，“既然面对持续的竞争，并发现相互信赖的合作基础的缺失，它就会产生技术上的‘饥渴’。”
致力于生命科学探究
那种饥渴在BGI的大厅中是明显的。BGI位于中国深圳的一个工业区，也是赵博文和更多中国科技人员的家。今年1月，BGI作出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对基因组测序设备的采购，从加利福尼亚的Illumina公司购买了128台超高科技仪器。有了这些仪器之后，BGI可能会很顺利地超越美国的基因测序量。
目前，BGI已经成长为致力于译解有机体起源图谱的世界主要遗传学研究机构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BGI的研究人员对鸡、蚕、熊猫、水稻变种以及来自格陵兰岛4000年前残留的人类DNA进行了基因测序。
在BGI的实验室内，据称完全是硅谷的模式：短裤、拖鞋、踝手链以及随意的纹身。赵博文去年夏天作为实习生来到BGI，现在则是BGI的全职雇员继续他的研究。赵现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西方研究者因伦理担心而退却的选题：计划在北京的顶级中学中开展IQ的遗传基础研究，即把表现最佳的1000名学生同其他1000名普通孩子进行比较。
BGI的秘密――也是许多中国最佳科研机构的秘密――看来是摆脱了中国的传统管理体制。BGI始于21世纪之初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2007年离开北京而落户深圳，深圳市政府为其南迁向它提供了几百万美元的运营费。去年，BGI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得到了15亿美元的最高限额贷款。
“我们落户深圳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它是从事科学的最佳地点”，BGI的创建者杨焕明如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最成功的研究机构是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NIBS），它同时负责中国超过半数的同行评议出版物。该院的23名主要研究者都是来自美国的海归学者，它也是中国唯一不设党委书记的研究机构。
神经生物学家、37岁的罗敏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并在杜克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后于6年前回到中国。罗敏敏说，他在NIBS拥有一笔很大的经费预算，并且比在美国时有大得多的研究自由。目前他正在研究与注意力缺乏的紊乱有关的遗传因子。
“如果我还在美国，做出发现的机会将会小的多”，他说，“在这里，人们愿意承受风险而且有经费保证，重要的是你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资料来源 Washington Post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