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的克雷·舍基（Clay Shirky），长期从事有关互联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写作、教学与咨询，尤其关注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的交叉地带。他认为：在无聊的视频和垃圾邮件中，存在着新的阅读和书写文化的基础。
克雷·舍基认为：在无聊的视频和垃圾邮件中存在新的阅读和书写文化的根基
网络连接发掘“认知盈余”
数字媒体技术已经使文本、声音和图像的制作及传播变得简单、全球化和成本低廉。现在公众接触到的大量媒体信息，是由对媒体专业标准知之甚少、缺乏媒体制作经验的人制作出来的。
然而，这些业余人士制作了无尽的平庸之作，从而损害了关于作品质量和接受度的文化规范，导致了初始混乱和文化崩溃的惊慌预测。
但是，这样的事一直在发生。从平装本到Youtube，媒体创作或消费自由的每次扩大，都会令墨守成规的人担忧，他们坚信：新媒体会使年轻人愚蠢。这种担心至少可以追溯到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随着古登堡印刷术在欧洲的推广，《圣经》已被翻译成多种当地语言，使得人们可以直接阅读这些文本；随后涌现出一大批当代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也是平庸之作。粗俗的《圣经》译本和杂乱的世俗作品助长了宗教纷争和社会动荡，最终有人断言，如果不对印刷机加以控制，将导致混乱和欧洲智力生活的分解。
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印刷术助长了宗教改革，后者确实摧毁了教堂对泛欧洲地区精神生活的控制。16世纪反对印刷术的人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我们为新涌现的当代文学建立了新标准。小说、报纸、科学杂志、虚构和非虚构的区分等，所有这些创新都发生在抄写员制度崩溃之后，并且有利于扩大（而非削弱）社会的知识范围和产出。
举个例子，科学革命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同行评议，这种方法的理念是：科学是一种包括了他人的反馈及参与的集体活动。同行评议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它理所当然的把印刷机视为快速而广泛传播研究的方法，但是增添了使其更具价值的文化制约。
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类似出版能力爆炸的时代，数字媒体技术将十几亿人连接在同一个网络中。这种网络连接反过来能够发掘我们的“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使地球上受过教育的人每年花费数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来做他们关心的事情。在20世纪，人们把大量的闲暇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但我们的“认知盈余”如此庞大，哪怕将其中的小部分时间从消费转移到参与中，便能创造出巨大的正面效益。
《维基百科》就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全球范围的志愿者，从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最重要的英语参考资源。用于创建《维基百科》的累计时间相当于人类思考1亿小时，也就是每个周末美国人用来看广告的时间。也就是说，在参与方面的微小改变便能创造出非凡的新教育资源。
规范数字化需要做什么？
同样，不受工程师管理控制和产品专利保护的开源软件，成为互联网发展普及的关键因素。从超新星到素数，对任何事物的搜索现在都成为巨大的分工协作的努力。2008年创建的肯尼亚危机路线图工具（网上），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公民危机报告平台。“病人如我”（PatientsLikeMe），一个通过病人公开分享他们的健康信息而加速医学研究的网站，通过患者分享寻医过程中的感受，已经聚集了大量卢格里格病（Lou Gehrig's disease）的患者群体，其人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医疗机构。
当然，并不是人们关心的每件事情都是高智力的。每当媒体更加丰富时，其平均质量也迅速下降，而质量的新行业标准的制定则较为缓慢。今天，虽然我们能在YouTube上全天24小时观看“世界上最滑稽家庭视频”，但“认知盈余”在全球范围的变革应用仍处于萌芽阶段，仅有一些个案出现。
美国人每周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是34.5小时
这样的情况一直在发生。在印刷史上，色情小说比科技杂志早出现100余年，人们对于注意力分散的怨言一直在蔓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作为印刷机最重要的受益人却抱怨说：“书籍的泛滥是巨大的邪恶，没有任何方法来限制这种写作狂热。”埃德加·A·坡（Edgar A.Poe）的创作正值另一次出版热潮，他总结道：“在各个知识领域中广泛出版的各类书籍是这个时代巨大的邪恶，因为这是获取正确信息的最严峻障碍之一。”
当时和现在一样，对分散注意力的反应是社会性的。阅读不是一种自然行为，读书和使用电脑相比并没有进化的优势。文化社会的形成依赖于投入更多资源来训练孩子的阅读。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在规范数字化工具的使用上，我们需要做什么?
互联网让人变得更愚蠢？
数字媒体导致愚蠢的说法认为：我们无法把数字化的自由融入社会，不能如当年把读写能力融入社会那样。这种主张基于三点假设：不久的过去是辉煌和不可替代的高水准文化成就的标志；当今的特征是愚蠢盛行，缺乏尝试和创新；年轻一代不可能像17世纪知识分子对印刷文化所做的那样形成互联网繁荣时代的文化规范。但同样，我们也有三点理由，认为互联网会促进21世纪的文化进步。
首先，悲观主义者眼中美好的过去细细看来并非那般美好。悲观主义者希望我们退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任何数字化自由到来之前的最后年代。然而，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虽然我们常常沉溺于欧洲小说，但实际上，我们看电视剧“Diff'rent Strokes”的时间比读普鲁斯特(Proust)作品的时间多得多。事实上，互联网重新将阅读和写作作为我们文化活动的中心。
如前所述，当今时代的特征是一次性文化产品，但一次性文化产品的优点正是它的可抛弃性。问题不在于网络上是否有很多愚蠢的东西――网络上确实有，就如同书店里也有很多愚蠢的东西。问题在于现在的任何想法是否足够好到能够在未来留存。早期我们对于“认知盈余”的几种应用，如开源软件，似乎就能经得起检验。
过去不尽是悲观人士所谓的辉煌，现在也不像悲观人士所说的低俗。但是，只有未来才值得我们畅想和讨论。作为生活在有史以来信息最大规模膨胀时期的一代人，我们是不幸的，这是因为：信息丰富破坏的事物比信息匮乏多。如今，我们正在见证旧文化体系的急速衰落，与之相随的是替代文化的缓慢发展。正如印刷需要教育的普及，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新技术，还必须要有新的文化体系。
人们希望“病人如我”这样的网站没有糟糕的视频，正如我们只希望看到科学期刊而没有色情小说。然而，媒体的运行规则并非如此。制作手段的日益自由，既增加了创作一次性作品的自由，也增加了沉溺于各种尝试的自由，而后者最终有可能产生好的作品。如此大规模的媒体革命是无法轻易绕过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一媒体的新方法进行各种尝试。这一媒体是社会的、无处不在和成本低廉的；通过传播新闻、集会和言论自由，这一媒体将令社会面貌为之改变。
资料来源 Wall Street Journal
责任编辑 岳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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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克雷·舍基（Clay Shirky），目前在纽约大学互动电信项目中任教，多年来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连线》和《IEEE计算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广受读者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