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哈罗德·瓦默斯(Harold Varmus)始终认为，基础科学方面的进展无法预见，只能依靠灵感、坚持和偶尔难以预测的发现。在主政NIH的6年期间，他加强了在基础研究的投入，召募了大量顶级科学家的加盟，使NIH的研究经费在短短几年间增加了近1倍，为美国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下是最近出版的瓦默斯回忆录《科学艺术与政治》一书的选节，披露了他在NIH工作期间的一些感受，尤其在平衡预算编列过程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执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时碰到的难题之一，也是所有独立研究机构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即如何对研究项目的优先权进行遴选。无论在情感上或政治上这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那些为NIH编制预算的官员往往会出于个人的喜好，喜欢对NIH的工作指手画脚；而他们的那点喜好关注的也仅仅是某种疾病，甚至只是疾病的某种症状而已。

 

　　总体上，对于科研机构经费的投入比较容易调整，例如对内或对外公布的基金课题，或者给相关机构编制不同的预算。相比较而言，对于特定疾病研究的投入就很难加以改变。如果某主管突然要求调整某项疾病研究的预算，而这一调整是以牺牲其他项目预算为代价的，特别是应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的要求且在非理性情况下决定的，事情往往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我上任不久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有一天，我接到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打来的电话，希望我为艾滋病研究追加5000万美元的预算。当然，作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她，确实有资格提出这个要求，况且她所在的旧金山选区是艾滋病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于她的这一要求我很理解。然而，当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正在讨论从整体上增加NIH的预算，而非从其他项目中克扣预算。估计她没有说服其他成员，便试图直接对我施加影响以实现她对旧金山选民的承诺。最后，我婉拒了她的这一要求。

 

　　但有时候说“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记得1996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一位政府资深官员(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在电话中说，克林顿总统刚与坐在轮椅中的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电影《超人》扮演者)会过面，并在媒体面前允诺为脊髓神经研究追加1000万美元经费。

 

　　一开始我跟他解释这么做的困难所在，结果他直接把电话给了他的下属。这位下属不容分辩地说：“这件事没有争辩的余地，你就照办吧，不然以后也别想拿到钱了。”当然，白宫是没有权利直接给NIH经费的，但总统的要求一定会得到满足的。于是在接下来的神经学研究预算中，脊髓研究的部分得到了增加，相应地，其他方面的预算就减少了。

 

　　对于NIH的领导来说，经常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平衡对某一疾病研究经费的投入。即要达到治愈某种疾病的效果，其花费往往难以精确衡量，因为这往往与科学研究的规律不符。举例来说，对于某个特定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例如“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也叫格雷克氏症)的研究除了对患者的临床治疗外，还应该包括对神经细胞和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

 

　　问题在于，临床治疗的花费可以分门别类，而基础研究则无法按照疾病来分类，因为基础研究同时可能对数种疾病都有帮助。按照科学的办法，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往往比针对某一疾病的投入要有效得多。进一步说，即便对神经元不产生影响，但其研究可能对ALS产生帮助，甚至可能被证明比ALS本身的研究更有价值。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来自我最熟悉的领域――癌症研究。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大鼠身上进行的逆转录酶病毒导致乳腺癌的研究中发现了Wnt基因，这种基因和其他几种基因一同构成了Wnt信号通路(wnt signaling pathway)。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地证据表明该通路在人类乳腺癌的成因中起到作用，但是几乎所有的结肠癌已经被证明缺少该通路的某些部分。

 

　　几乎在同时，鲍勃·温伯格(Bob Weinberg)的实验室从大鼠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一种脑瘤)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癌症基因HER2(该基因在人类乳腺癌中经常产生异变)。然而，一种称作赫赛汀的抗体(一种重组DNA衍生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即抗HER2单克隆抗体，作用于乳腺癌细胞的HER2－Neu表面蛋白)原本是为了对抗HER2产生的蛋白质而研制的，现在却成功地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妇女治愈了转移性乳腺癌。其结果是，在针对乳腺癌的研究中意外地帮助了结肠癌症患者，而对于脑瘤的研究却为治愈乳腺癌提供了法宝。

 

　　在预算的编制过程中，如何确定哪些研究更需要资金以及如何进行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于预见了。一些利益相关者在这一过程中表现的很“丑陋”，各自尽显手段，根本不在乎他们所“争取”的资金是对另一利益相关者的掠夺。为了突显理由，他们往往会宣称某某疾病长期受到漠视，或者人为夸大该疾病的某些方面，造成该疾病研究预算不够的假象。

 

　　理所当然的是，不同的标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患者人数、年死亡率、高危人群数量、年确诊人数、年医疗支出、年社会成本，或者疼痛指数等――这些都是国家衡量疾病影响的正当因素，但是以此用来决定科研上的投入还有待商榷和完善。

 

　　尽管如此，这些数据却让NIH的领导们坐立不安，这也是为什么我在NIH花大量时间解释在艾滋病和心脏病研究上的投入基本相同的原因，尽管后者的死亡数是前者的20倍。一些人可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艾滋病是一种新型的传播型疾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心脏病的标准年龄死亡率在过去的50年内下降了2／3。

 

　　在NIH任职期间，尽管我在确定研究方向、寻求研究机遇和增加研究经费方面做出了真诚地努力，但这方面的成绩往往会被人们忽视。尽管这种“不公平”对待的背后是一腔热血，事实上带来的却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记得1998年我在参加众议院举办的一场关于优先权遴选的听证会上，被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帕金森基金会的亚伯拉罕·利伯曼(Abraham Lieberman)医生大声指责：“我们需要制定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彻底治愈帕金森氏症，这样你们才能知道钱用在了正途上。如果只是一味地给NIH更多的钱，不仅你们会扪心自问，我也不知道这钱是否花得物有所值？……NIH的科学家和我这样为病人说话的人不同，他们关心的是另外的方面。”当时，他的病人――拳王阿里(Muhammad Ali)一声不发地坐在他的身旁

 

　　利伯曼医生的心情可以理解，也许他误解了NIH对帕金森氏症研究的1亿美元的预算是如何使用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实际上NIH用于帕金森氏症的研究经费超过了1亿美元――直接用于帕金森氏症研究(临床试验或诊断检查)和疾病机制的基础研究(神经细胞凋亡或多巴胺代谢机制)的资金。

 

　　同年，在糖尿病研究的预算编列上，特别是针对II型糖尿病患者有了一定的增加后引发了争论。一些糖尿病研究的支持者便将正常的争论演变成了一场斗争，公开对我在NIH的管理提出质疑，甚至将炮口对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约翰·波特(John Poter)，并在其家乡伊利诺伊州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对波特的攻击简直是无稽之谈，其妻子也是糖尿病患者，他对糖尿病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要应对这些指责和无休止地要求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言辞转向人身攻击后，而预算又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

 

　　通常，我们会对有争议的问题召开公共听证会，其方式或是小型工作会议，或在NIH进行较大规模的论坛。之后由外部科学家组成专门小组对该疾病的现状形成正式报告，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然而，即使这些会议确定了一些领域需要NIH或更高层的投入，但具体的资金数额一时也难以确定。

 

　　毕竟，大多数参与听证会的外部科学家都是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然希望预算越多越好；而NIH此时的义务是，尽可能在保证该研究预算的同时，又要保护其他有前景领域的投入，并不希望有太大的变动，这也是其职责所在。最后的结果并不会满足所有方面。

 

　　以上的这些感言并不是否定为特定疾病所进行的游说，NIH也不只是简单地根据申请书来分配资金而忽视研究的意义所在，但NIH必须确保所有重要领域的研究目标和方向，包括一些相对被忽视、但有发展前景的的领域，并且我们都有一定的投入，这些都是NIH正在做的事情。

 

　　NIH的另一潜在功能就是鼓励科学家向新的领域进军，包括尚未发展或急需发展的领域，即便该领域成功的希望不大；有时，一个新的想法或点子，也许会创造出新的机会。在我的任期内，自闭症、罕见神经系统疾病、新的影像技术、新兴传染病或生物工程等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此方面，NIH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一边承担起公共卫生的职责，一边为研究者们的创造力提供足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