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的公众传播需要科学家、记者和慈善家的倾力相助。
詹妮弗•杜德纳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共同发明人。在2015年伦敦举行的TED全球演讲中，她呼吁进行基因编辑的全球对话
2014年的一个深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化学家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从噩梦中惊醒。正是这个噩梦，让她不再只专注于手中尖端的科学研究，而将注意力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2012年，杜德纳和她当时的同事、现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感染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首次构建了CRISPR/Cas9系统，并成功验证这一工具能够在生物体内用来完成基因改造工作，这一历史性突破使得科学家能够空前准确地在基因组内插入或者删除特定DNA片段。
很快，CRISPR/Cas9系统被用于人类基因改造相关工作的报道接踵而至，杜德纳的忧虑也与日俱增。在那个惊醒她的噩梦里，一名同事问她能否帮忙教人使用CRISPR技术，并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房间，而房间里，长着猪脸的阿道夫?希特勒正在那里等着她。这个噩梦让她更加确信，这一技术在公众中的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被投入应用的速度。她害怕公众的反对会阻碍基因编辑有益人类的研究工作开展。
为此，杜德纳组织科学家、伦理学家和其他专家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并于2015年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呼吁举办基因编辑伦理国际峰会，号召大家主动暂停有可能涉及人类基因改造的科研工作。她还登上了当年的TED演讲台，呼吁开展基因编辑的全球对话，让科学家和公众能够全方位思考基因编辑的社会效应和伦理影响。此后，她与她的学生萨缪尔·斯腾伯格（SamuelSternberg）在2017年共同撰写并出版了新书《破解生命：基因编辑与控制进化的不可估量之力》（A Crack in Creation:Gene Editing and the Unthinkable Power to Control Evolution）。
在新书中，杜德纳和斯腾伯格对CRISPR/Cas9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海量应用进行了系统回顾。例如，家畜饲养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提高肉质，增强家畜的感染抵抗力，可以去除鸡蛋与牛奶中的过敏原，可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并且达到兼顾营养学和动物福利的其他目标。又如在医学层面，经基因编辑改造过的蚊子也许不再传播诸如疟疾和寨卡等疾病的病毒，而改造后的老鼠不再将莱姆病传给跳蚤，这样人类染病率就能有效降低。而使用基因编辑对山羊、鸡和兔子改造可以在提高药品产速和产率的同时降低成本。在未来，经过基因编辑的猪甚至可以成为主要的器官供体，为人类患者提供不易产生排异反应的移植组织，从而拯救生命。
再如“体细胞基因编辑”，科学家正试图探索用这一技术治愈由单细胞突变引发的疾病，包括囊性纤维性变、亨廷顿氏综合征和镰刀型细胞贫血。具体做法是对患者的受感染组织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可能是直接在体内操作，也有可能是取出到体外进行编辑，不管是哪种情况，患者体细胞所接受的改造并不会被遗传到后代中去。
更受争议的其实是“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这一操作是通过对精子、卵子和早期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从而让后代抵御可遗传疾病，例如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症及各种癌症。但这也可能被用于对后代进行定向生理特性筛选或者能力强化，比如说通过基因编辑使骨密度增高、耐力增强，从而炮制被称为“设计婴儿”的产物。这些基因改造都会随着个体发育成熟，随着细胞分裂拷贝到每一个新细胞中去，并且传递给子孙后代。
基于此，公众对基因编辑持有态度的调研结果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结果显示，公众对基因编辑广泛持保留意见，并坚信科学家应该在应用到人类自身之前征求公众的意见。考虑到牵涉广泛、影响众多以及公众对人类基因组开展基因编辑的利弊顾虑重重，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在2017年公开鼓励科学家研究公众顾虑对基因编辑发展产生怎样的持续影响，他们认为这样的研究越多，越能更好帮助科学家理解如何促进基因编辑发展和应用。
但是，如果要引领全美甚至全世界开展基因编辑对话活动，科学家所需要的将不仅仅是来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创造艺术等领域同事们的帮助，更需要记者和慈善家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对这类主题具有丰富知识的记者进行高质量、持续性的新闻报道，要想在公众对基因编辑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公众对话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如果没有慈善家和慈善基金的支持，想要开展针对了解公众态度设计的先导活动、协助公众对话以及报道基因编辑复杂性亦是水中楼台。
公众疑虑重重
目前对于人类基因编辑的讨论依旧只局限于科学研讨会和类似TED会议的精英聚会，因此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民意调查结果就不令人吃惊了。关于基因编辑这一话题皮尤调查显示，有42%的美国人“从未听说过任何相关信息”，48%的美国人则“只听说过一点点”，仅有9%“听说过许多信息”。调查同时显示尽管被调查者对于基因编辑这一复杂主题知之甚少，他们对此持有的观念及判断却相当一致，而这是因为个人态度极大程度受到宗教信仰和文化价值观、主流文化对基因编辑的趋同描述以及过去相关争议的影响。
举例来说，当问及在道德层面上是否能接受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降低健康婴儿患病率时，仅有28%的被调查者认为“可以接受”，30%认为“不能接受”，40%选择“不确定”。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中有1/3被分类为信仰高度虔诚者，他们中只有15%认为道德上“可以接受”（见下图）。当问及他们是否认为“基因编辑干涉了大自然本性”以及“基因编辑逾越了不应逾越的红线”时，64%的信仰高度虔诚者表示赞同。
对于许多宗教信徒，基因编辑与过去极富争议的胚胎干细胞研究和胎儿组织研究密不可分。基督教领袖认定上述研究违反了基督教教义，并以此动员反对政府为这类研究提供资金支持。依据传统的基督教观点，人类生命始于受孕的那一刻，并且是依上帝的形象而建，因而受精卵就已经被视为由神创造的人类，神圣不可侵犯。当科学家销毁或改变人类受精卵，他们是在窃取上帝的权利，违反了上帝神圣的旨意。因此，传统基督教徒认为胚胎研究在道德层面就是错的，如果还接受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的资助，那么等于是让全国人民都成了同谋。在皮尤调查中，觉得基因编辑在道德上难以接受的被调查者中有超过1/3的人认为基因编辑改变了上帝的计划或者违反了上帝的旨意。
但大量研究显示，对基因编辑持有道德保留意见的不全是宗教高度虔诚信仰者。即使是在无信仰者中，也仅有17%认为使用基因编辑来降低婴儿患病率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仍旧有37%表示并不确定。在接下来的问题中，超过1/4的无信仰被调查者表示反对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善婴儿健康的理由是认为“基因编辑干涉了大自然本性”以及“基因编辑逾越了不应逾越的红线”。当更具体地调查询问“如果拯救一个婴儿的性命需要在人类受精卵上进行测试，或者说对整个群体进行基因构造更改”时，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更加难以接受基因编辑（见上图）。同年，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开展的调查研究发现：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持有的保守态度相比皮尤研究结果的程度更甚。当询问对于修改未出生婴儿的基因来降低罹患重病的风险这一举措的看法时，65%的美国人表示这一行为应该属于非法行为。超过80%的被调查者同样认为利用基因编辑来改良智力和身体素质属于非法行为。
如何来解释无论宗教信仰有无，大部分美国公民对基因编辑持有的保守态度？生物伦理学家用了“厌恶参数”（YuckFactor）这一专业术语来描述公众首次听到人类基因工程时所感受到的“本能厌恶”和“情感反对”。芝加哥大学伦理学家里昂·卡斯（LeonKass）在1997年发表于美国《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高引文章里解释道，这一厌恶反应是“高深智慧的情感感知的体现，能够引领个体具备通过直觉可以立即判断自己深信不疑的事物是否被破坏和违背。”厌恶参数极有可能起源于康德哲学和基督教哲学对于人的自尊的论述，而上述二者早已与西方文化水乳交融。斯坦福大学政治理论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2002年发布的《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一书中写道，这些传统强调了人类生命相较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员享有更高级的道德地位。因此，根据这些哲学论述，即使受精卵还处于发育的早期阶段，它也应该被作为人类生命，以神圣的态度来对待。
这些教义对西方文化的塑造使得其对公众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信徒，还深深影响了那些也许从未踏足过教堂的人。厌恶参数所描述的是相对直觉的回应，一种在清醒意识之外形成的反应，通常产生于实在信息缺乏时。当问及逐渐崭露头角的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涉及修改人类受精卵，进行人类特性工程设计，大部分被调查者难以说清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会存在道德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判断仅仅是依据他们的感觉。
记者为何至关重要
尽管科学家有责任促进公众关注基因编辑的社会影响，让公众深度对话基因编辑则极度依赖记者和他们所在的新闻机构。高质量的科学报道对于理解当下基因编辑研究如何开展、为何开展十分必要，这包括了最新研究进展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关于资金支持、管理调控、道德伦理、可获取性、不确定性和专利的相关争议。尽管当下的媒体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线上与线上并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存，媒体依旧是驱动诸如基因编辑一类复杂话题受到热议的关键。这些新闻机构提供的相关信息、参考理论体系以及具体陈述不仅为科学家、记者、投资人、政策制定者和社会领袖提供引用出处，更是为辅助政策设立、决策判断或者与公众交流提供参考。
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济的衰退和技术的瓦解使得新媒体被迫缩减对基因编辑一类复杂科学话题的报道。正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传播学专家迪特拉姆·施斐乐（DietramScheufele）所述，业内裁员使得老记者越来越少，而这些记者恰恰能够凭借其多年新闻经验为读者提供具有批判性的报道。记者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任美国《新共和》杂志编辑富兰克林·弗尔（FranklinFoer）警告说，在脸书和谷歌这类依靠流量和广告收益的商业模式下，如今的编辑会建议记者们去积极捕捉那些吸引眼球或者可以病毒式传播的流行话题，而不再让记者们依靠自身的新闻判断力去决定哪些是最应该报道给读者的重要事件。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关于基因编辑的报道让位给了新发生的轰动性娱乐事件以及爆炸性政治丑闻。而当记者们对基因编辑进行报道时，新闻标题和报道角度可能会夸大科学技术的未来前景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修饰润色，从而赢取为数不多读者的兴趣。
因此，对于科学家和慈善家而言，帮助记者和他们的新闻机构正视这些压力、调整报道偏颇的时机恰恰就在当下。他们可以发起工作坊，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与科学记者和科学编辑探讨基因编辑产生的伦理和法律影响，让记者们更加准确且公允地报道基因编辑。慈善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还能够为记者们提供奖学金或者其他来源的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真实报道基因编辑。
基因编辑产生的科学和社会影响急需公开报道，而记者并非是可以开展这一工作的唯一专家。科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可以通过为流行期刊撰写社论和文章来提供独立视角和独家内容。科维理（Kavli）基金目前就正在开展一项先导计划来协助科学家撰写这类报道，他们通过与阿伦·阿尔达传播科学研究中心、大量科学杂志以及在线刊物（包括《科学美国人》）合作，帮助训练科学家按照新闻报道的标准，应用新闻报道的技巧来撰写关于基因编辑等这类复杂话题的相关文章。
投身公众对话
在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帮助公众充分了解基因编辑、为后续讨论开展搭建基础框架的同时，科学界、高校、慈善家以及研究机构也需要创造机会来帮助引导公众参与到基因编辑对话和审视中去。第一步就是发起并且谨慎开展相关的社会及科学研究，研究主题包括评估公众对基因编辑讨论、信息来源、影响对话的舆论以及影响公众态度的因素等。相应的，这一研究得到的成果也应该指导科研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大学开展的大量基于对话模型的公众科技传播先导活动的设计与评估。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基于对话模型的科学传播横扫欧洲和北美，形式各不相同，不过正如卡尔加里大学的艾德娜·艾因席德尔（Edna Einsiedel）所言，这些活动都遵循着一些共同原则。首先，在这些先导活动之中，交流的定义是公众的不同群体、专家以及决策者之间你来我往的反复互动过程。它默认了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式来探讨和理解基因编辑这类复杂主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第二，社会领袖和公众不再是被动接受科学家掌控的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接受邀请、主动参与、决定话题并且与大家共享他们的知识和观点。第三，“公众”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多个“公众”群体并存。参与话题并且一同交流的包括并且不限于教会领袖和会众、各民族团体、患者双亲及后援团以及像自由党或民主党的政治团体。
在这些活动中，那些由科学家和其他社会领袖组织发起的规模更小、交流更密切的活动更能促进观点的分享和关系的融合。在这些重要的先驱活动中有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对话科学、伦理和信仰（Dialogue on Science,Ethics,and Religion,DoSER）”项目组。该项目通过工作坊形式组织科学家和传教士来探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和可能存在分歧的问题，例如胚胎干细胞研究。为了组织这类讨论会，主办方会在活动前开展焦点小组访谈来确保该活动后续的专业推进。科学家和传教士参与其中意味着帮助破除双方对彼此固有的刻板印象，推动相互学习和互相尊重。在另一相关先导活动中，DoSER项目组与神学院和犹太教堂合作开发课程资源，由此来帮助传教士引领公众参与到复杂科学话题的建设性对话中来。
这些例子都是要我们始终牢记，宗教不仅仅是塑造人们对基因编辑理解的信仰体系。教堂也是信息传播的一种语言环境，在这里进行的讨论有时可以受到公众领袖施以强有力的道德条款框架，通过前来礼拜的人之间对话加以强化，然后由教堂直接提供的信息修饰成型。鉴于这些原因，教众常常会在教堂接到向民选官员发声的请求，这时教堂就扮演一个强有力市民募集的联络网。就拿之前胚胎干细胞研究引发热议来说，判断个体是否介入到关于这一话题的政治层面的最好办法就是看他们是否在教堂与别人交流过这个话题。总而言之，当开展关于基因编辑的公众对话时，科学家要么选择放弃对教堂和宗教领袖进行传播，要么就主动参与其中并且协助和丰富基于教堂的公众讨论。
阿尔伯塔大学对话工作坊形成的系列作品展示。这一工作坊聚集了科学家、艺术家、伦理学家来共同探讨人类基因工程的社会影响，并最终形成成果进行巡展。肖恩·考菲尔德（Sean Caulfield）和罗伊·米尔斯（Roy Mills）作品《终点》，来自“未来映像：生物技术、社会及艺术”巡展。阿尔伯塔卡尔加里格林波博物馆（2008年12月到2009年1月）
除了加大信众和非信众的参与力度，科学界还可以与人类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创作者合作。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可以运用文学、宗教传统以及伦理道德哲学来帮助公众认识到基因编辑这类复杂技术里有益、合理以及有价值的方面。作家、艺术家、导演以及其他艺术创作者是社会中最善于用触动人心的方式来诠释复杂问题的叙述者，他们能够使用充满想象力、说服力以及故事情节性的方式在公众对话的先导活动中阐释基因编辑。他们的作品可以带来对这类复杂问题不同形式的理解、批判性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期待与思考。
在过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就曾在2008年组织过初具雏形的工作坊，他们聚集了视觉艺术家、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探讨人类基因工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聚在一起进行探讨后，艺术家负责制作能够反映讨论话题的视觉作品，而其他参与者负责撰写短文。艺术家的作品最后通过北美巡展“未来映像：生物技术、社会及艺术”向全社会展示。巡展期间，当地博物馆还举办了相关论坛，并通过当地新闻报道来进一步对主题进行传达，而作品相关的短文则汇集成册在线上、书店和博物馆出售。
除了艺术作品，文学和电影作品也同样可以激起公众对话。1997年的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就常常在大学课堂放映，并促使学生探讨人类基因工程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警示观众，科幻电视剧和电影更容易帮助观众了解和熟悉人类基因工程的伦理道德影响，从而帮助他们克服本能的厌恶反应。2017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庆祝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发表200周年出版了该小说的注释版本，在这一版本中含有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专家撰写的特别报道。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还在全国范围内的科技馆和科学中心协办大小活动，其中包括展览、在线多媒体游戏以及可供家庭开展的游戏活动。每个活动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促进基因编辑和其他科技革新在社会及伦理层面讨论的开展。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类受众面广范的先导活动组织开展困难大、资金支持难度高。公众对话需要的大量投资以及对基因编辑高质量新闻报道的支持需要来自科学界和跨领域同僚们的共同努力，这也包括来自新闻媒体和慈善界的倾力相助。尽管涉及面广、难度大，科学家及其同僚当下可以做的努力与贡献也不应被轻易忽视。如今，高校科研工作者可以利用课堂以及新的学位项目来与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专家合作，用学生需要的相关知识与技能武装他们的头脑，帮助他们批判性思考基因编辑和类似科技进步的未来前景。
以康奈尔大学为例，他们的生物与社会学的本科专业模式就很值得借鉴。作为该校热门专业之一，这一专业允许学生在获得生物科学系列基础训练的同时修读科学传播、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课程。在当地社群中，科学家个人还可以通过非正式对话、社区志愿宣讲以及结交志同道合的人等方式积极促进开展关于基因编辑的讨论。最终，对于詹妮弗¡¤杜德纳而言，她的目标是动员新生代科学家更积极、更直接地与公众互动，遵循“讨论不盲从（discussion without dictation）”原则，更好地与公众探讨基因编辑的正确使用前景。她在新书中提到，所有科学家除了应向公众宣传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内容及研究规范之外，更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准备好与公众一同探讨基因编辑以及类似的强力科技可能为我们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
资料来源 Amercian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彦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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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马修·尼斯贝特（Matthew·C·Nisbet）是美国东北大学传播学、公共政策与城市事务教授，《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