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智慧”这个词，多数人立刻想到个人大脑的运行机制。比个体规模更大的组织可能会拥有一种智慧，这个观念就像科幻小说一般。但是现代进化论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完全社会性的昆虫群落是拥有集体智慧的，如蚂蚁、蜜蜂、黄蜂和白蚁，群落中的成员所起的作用就像神经元，而不像靠自身能力进行决策的个体。例如，蜜蜂社会性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就是分群，分离出去的蜂群必须找到一个新的巢穴做蜂窝。托马斯·西利（Thomas Seeley）及同事的精心研究表明：该蜂群的行为就像一个很有眼光的买房人，它们寻找可以利用的选择目标，并且根据多种标准对目标进行评估。然而，大多数蜜蜂只逗留在一个巢穴，没有比较的基础。相反，比较是通过一个交际过程在蜂群的层面上来进行的，这跟我们做出决策时神经元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非常相似。归根结底，如果是多细胞有机体，同时有着结构精巧的细胞组织，那又会如何呢？

 

　　多细胞生物体和完全社会性的昆虫群落都有智慧，原因是两者都是“选择主体”。低水平的合作导致集体生存和繁衍得以保留，而机能失调的后果则不复存在。我们所谓的“智慧”侧重有关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的低水平合作，结果导致了适应性的集体行动。

 

　　只要我们把“智慧”和“选择主体”联系起来，人类拥有集体智慧的可能性就能跃入视野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远古的祖先找到了方法，能够压制群体内部破坏性的自私自利行为，使群体合作变成主要的进化力量。合作采取了大家所熟悉的体力形式，如狩猎、采集、育儿、抵御掠食动物的侵袭、向其他人类群体发起进攻、防御其他人类群体的侵袭等。合作也采取脑力形式，如感知、记忆、维护具有共同意义的符号清单、跨代传输大量学问信息等。事实上，人类独有的大部分认知能力都呈现出脑力合作的形式，这种合作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毫不夸张地说，小规模的人类群体就相当于灵长类动物式的完全社会性昆虫群落，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集体智慧。正如19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Toqueville）所说：“乡村和小镇是唯一完全自然化的联盟，只要纠集起一拨人，联盟似乎就自然地形成了。”

 

　　在一万年以前，每个部落之内的群体分分合合，发生着绝大多数的社会性合作。除此之外，社会性组织的部落规模被公认是重要的。尽管如此，当今需要用“小规模的”这个形容词，因为所有的人类群体在规模上跟一万年以前相比都是较小的。另外，文化进化是一个多层次的过程，不亚于遗传进化。正如彼得·图尔钦（PeterTurchin）在《超社会》一书中说的那样，在过去的一万年中，一些社会群体取代了其他的社会群体，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这些社会群体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造成的，结果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有效集体行动，如法国的民族和美洲的民族所发生的情况，这些民族也是托克维尔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在文化上得到进化的集体智慧，有些要素是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但是许多其他要素是文化进化的结果，并没有经过规划设计，是发生在潜意识中的，这些要素是在无人知晓其运行机制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

 

　　选择主体不仅能够告诉我们集体智慧可能会存在于哪里，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知道集体智慧不可能存在于何处。在许多动物群落中，群内选择是主要的进化力量，导致了人类所认为的自私行为和专制行为。如果这些群落从根本上说拥有集体智慧的话，那么群落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这一点跟完全社会性的昆虫群落不一样。同样的道理，跟合作水平更高的、有组织的人类群体不同，专制的人类群体所拥有的集体智慧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了解这一切对于认识和构建集体智慧具有重大的潜在意义，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目前的生活中何处存在集体智慧，使我们了解到从社会层面上如何在需要之处构建集体智慧。然而，我所叙述的大部分观点都是新的，只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才出现的，而且在集体智慧这个主题上，往往没有体现出在其他方面表现明智的人是如何思维的。特别是有一种倾向，人们天真地以为集体智慧会自发地从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出现，而不需要集体层面的选择过程。

 

　　因此，我怀着忧虑的心情开始阅读《大智慧：集体智慧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Big Mind:How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an Change Our World），该书由杰夫·马尔根（Geoff Mulgan）撰写，他拥有迪莫斯（Demos）智库的创始人、英国首相战略办公室主任等多重身份（见文末链接），这些经历使他变得很明智――但是从现代进化的角度来看，他是否能够很明智地看待集体智慧呢？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马尔根对这个情况了如指掌，他清楚地认识到：集体智慧只存在于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这使得集体智慧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存在的，但又是极为罕见的。除了他的概念性理解之外，他的书中有许多实例，来自他本人丰富的决策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书中还有实用的建议，关于在原本不存在集体智慧之处如何促进集体智慧的出现。因此，我不失时机地邀请他与我进行讨论交流，以下是我们的交流内容。

 

　　威尔逊：您的著作很精彩！在这次讨论之前的通信中，您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1996年出版的一期《迪莫斯季刊》上，那期杂志是专门研究进化思维的。尽管您在某些方面已经非常著名了，但是我们的许多读者可能还不了解您。您能否再说明一下您的背景以及您如何理解进化论和人类事务之间的关系。

　　马尔根：我的学术背景是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电子信息学等几个学科的有机结合，这也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研究主题。在我开始对公共政策感兴趣之前，人们已经对过度机械化的经济学均衡模式产生了广泛的不满――该模式无法充分说明各种变化类型，例如，技术是如何产生和传播的，经济是如何增长的等等。我们许多人曾经把进化思维看作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因为它可以提供隐喻性框架，从产生新的可能性、选择、然后复制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变革，随后帮助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社会创新领域。进化思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让我们明白了作为人类我们是如何形成的，并且使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对政策产生了新的认识。有关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你所提到的《迪莫斯季刊》在当时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窗口，但是该期刊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

 

　　一个有趣的分支学科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行为经济学，该学科把来自进化生物学的许多见解改编成了经济学语言。1996年在研究进化思维的下一期《迪莫斯季刊》着重论述了这个学科。后来，英国政府将许多工作委派给我（包括2002年有关行为心理学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大型研究）。几年后，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出版了《助推》，将这些观点引入主流思想，帮助创建了英国首相办公室行为见解团队。

 

　　还有另外一个结果我在书中论述颇多――就像更加广义的进化论那样，人们会从权衡的角度看到大规模认知的活动。我称之为认知经济学，涉及到某些种类的认知提供了怎样的选择优势和生存优势以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在个体有机体的层面上，有关人员针对体积较大的、能耗极高的大脑所带来的优势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对组织群体中的相似之处感兴趣：如果把难得的资源投入到观察、分析、创造或记忆等能力上，这样是否会带来各种优势呢？或者，是否会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呢？如某个家族在纪念祖先方面花去了太多的时间，却无法保护自己免遭威胁；或者一个公司在努力创新方面花去太多的时间，却不能处理目前面临的问题。我有一种直觉，可能存在一个新的学科，即利用进化思维以更加精确的方式来分析各种需要权衡的问题。

 

　　威尔逊：您的背景非常有用。我不想做出我们在所有的观点上都意见一致的猜想。因此，您能否评论一下我前面那段相当长的引言。为了为我们的讨论设定广义的概念范围，请您看看其中有需要补充或需要修改的地方吗？

 

　　马尔根：我觉得你的引言很有意义。从社会科学背景来看，很明显群体就是一种选择主体。使我受到激励的是这样一种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城市和组织能够设法蓬勃发展并且能够适应各种情况，而其他的国家、城市和组织却不能，尽管它们似乎同样拥有高端的智力资源或技术？一些组织在各种智慧方面投资很多，例如，从像雷曼兄弟这样的公司到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但是为什么这些组织在发展的道路上磕磕绊绊、最终导致破产或解体？当时我就在寻找一种能够解释其中某些模式的理论，获悉某些群体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时能够针对一种特定的环境进行优化，然后去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威尔逊：的确如此！现在我想把重点放在两种传统的智慧上，这两种智慧掩盖了对集体智慧的清晰思考。首先是像遵循公理那样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的传统智慧，包括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种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中作为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者模式。在构想智慧概念时，这种公理性的观点使人们难以超越个体层面。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您的观点是什么？

　　马尔根：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被传统所主宰，他们认为集体智慧就是各部分智慧的总和，任何超越于此的观念都会被拒绝接受。来自社区、偶像化人物和民族精神的模糊而神秘的感召值得怀疑。但是我认为，断定集体智慧不过是个体智慧的集合，这是错误的。在任何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支持了犯罪的法律中，我们都可以认识到这一点。在我看来，群体可以思考，可以拥有对错观念，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思考或决定对错时，群体所利用的方式跟个体的方式并不完全相似。有关群体的“我们感”程度，我想提供一种思维方式，将其与一个群体中的认知整合程度联系起来。在这里，我将最近进行的个体意识研究拓展一下，把该研究与大脑清醒时的智慧整合程度联系到一起。我希望，这种更加细致的研究立场能够把个体看作是由群体塑造的，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希望该立场能够得到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支持。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已经揭示，个体的大脑最好不要被理解为有着单一意志的整体层次结构，而要被理解为有半自治细胞构成的网络，这些细胞有时合作、有时竞争。如果你接受这个观点，如果你能够区别对待高度整合的个体智慧和整合程度较低的集体智慧，那么以同样的方式看待群体就变得更加合理了。换句话说，非完全整合的个体智慧没有被完全整合到更大的群体中。

 

　　威尔逊：第二种传统观点认为，集体智慧是复杂互动的一种自然属性，不用特别注意所需要的特殊条件。下面是您在书中第5页对这一观点的阐述：“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将不得不排斥富有吸引力的传统智慧。一个观念就是通过有机的自组织过程，一个更加网络化的世界能够自动地变得更加智能。尽管其中蕴含着一些重要的真理，但是这个观点一直在深深地误导着人们。”请您多讲一下这个观点。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其他方面很明智的人持有的观点，比如那些在进化科学方面没有强大背景的复杂系统理论家。

 

　　马尔根：对这些貌似有道理而又非常普遍的观点，我提出了几点质疑。第一点，从认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组织机构所需的费用很高。当我们在任何实际情况下更加仔细地研究自组织时，我们发现从市场到维基百科之类的在线合作都需要依靠大量的劳动，这些劳动是由某些人付出的，他们选择将宝贵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到成果产出之中，而不是仅仅坐在沙发上享受乐趣。如果没有足够的动力、激励措施或正确的习惯，对自组织事务的处理往往是令人失望的。第二点，从矛盾的视角来看，合作的动力与旨在破坏或误导的力量之间存在着不断的斗争，目前的社交媒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第三点，从更加倾向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多数真实而复杂的人类群体结合了多元文化，其中有些等级制度的元素，有些个人主义的元素，还有些平等主义和合作精神的元素，这些元素以各种方式起到互补的作用。自组织的纯粹平等主义结构往往会分崩离析；同样，只有等级制度元素或只有个人主义元素的结构也会倾向于支离破碎。我认为这是某种现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见解，这一点还要特别归功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她的见解帮助我理清了从应对气候变化到日常生活的一切。但是，很多见多识广的人士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威尔逊：我同意，既然我们已经清除了误导的传统智慧带来的障碍，您能否提供一个反映人类集体智慧的最佳实例？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集体智慧具有怎样的运行机制以及从历史上来讲集体智慧是如何产生。

 

　　马尔根：全球科学系统很可能是唯一的最佳实例了，该系统能够很好地说明真实存在的智慧如何依靠上述的组织原则来运行。全球科学系统在学科内部和大学内部拥有等级制度；拥有强有力的个人主义激励机制；而且拥有强烈的平等主义观念――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谈到过科学共产主义，他的设想是知识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共享。全球科学系统依靠一些共同的基础设施，将数以百万计的智慧人士和数以百万计的机器协调起来，并且必须要不断地与自身内部敌对因素和外部敌对因素作斗争。内部敌对因素包括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导致的欺骗行为或隐藏使人不安的证据。就在不久前，一位新上任的计算生物学教授受到了上司的警告：科学家必须要多次重复做实验，直到得到正确的结果！

 

　　粗略地看，全球科学系统看起来像一个奇妙的紧急系统，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要靠许多个人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艰辛的工作中，构建团体、设立规范、说服其他机构为其提供资金、提升其地位以及提供其他资源。

 

　　威尔逊：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实例。从机制上来讲，我们可以证明，科学调查需要一个复杂的“社会生理学”调节过程，该过程通过规范来实行。从历史上来讲，我们可以依靠史蒂芬·沙平（StevenShapin）的《真理的社会史》和罗伯特·麦考利（RobertMcCauley）的《为何宗教是必然的而科学却不是？》之类的书籍。正如麦考利在书名中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可以参考深刻的遗传进化史来证明我们为什么不是天生的真理追求者，我们需要一个社会构建的过程来创造一个客观知识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到过去科学文化和学术文化是如何分离的，目前对这一点不应该想当然。

　　为了继续讨论下去，我想集中关注一个集体智慧的实例，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智慧城市建设。提到城市需要变得有智慧，其中的意思是说城市不会自己变得拥有智慧，这证实了我们已经得出的论点：集体智慧不会自发地出现。然而，使城市智慧化所付出的努力通常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您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意见是什么？

 

　　马尔根：智慧城市建设是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轰轰烈烈的。智慧城市建设承诺，城市生活的许多日常过程会变得更加智能化。数据流可以极大地提高能源管理和能源运输的效率，如里约热内卢的中央指挥中心可以发现紧急情况并迅速做出反应，路灯灯杆上的传感器可以评估空气质量，像我家这样的家庭可以遥控家里的取暖设施或者从远处监视家里的安全状况……这就是承诺。遗憾的是，被列为智慧城市的指标中，有太多的指标要么没有价值，要么不具相关性，通常满足那些不必要的需求（如能够告知你什么时候需要购买更多牛奶的冰箱）。太多的计划没有关照人类因素，或者只关注了智能硬件，而没有关注如何帮助人们变得更加智慧。这些只是其中的部分原因，说明了在智慧城市技术方面为何有这么多投资都被浪费掉了，为什么从根本上说许多著名的实际项目（比如阿布达比酋长国的马斯达尔城）都失败了，要么就是给我们留下了像韩国新松岛这样没有什么生机的地方。很少有人关注最为迫切的城市需求――对健康或对就业的需求，很少有人从进化中吸取基本的教训。最佳城市是留有余地的，它们能够不断发展、吸取经验并进行重新配置。智慧城市的计划往往会被视为蓝图，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只需通过少量的参与即可执行。

 

　　威尔逊：关于智慧城市需要与居民协作之事，我喜欢你的观点。我以前教过的一位博士生丹·奥布莱恩（Dan O’Brien）参加了波士顿的智慧城市建设，他对311项目的研究表明，在设计社会系统和参与到我们设计的社会系统中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样，311是个三位数，人们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汇报像“树倒地了”或“路面上有坑”等之类的问题。该项目起源于巴尔的摩的“文化变异”，处理不适合拨打紧急电话911的事务。当时，人们开始意识到311可以充当城市的“耳目”，可以让居民提供城市能够处理和解决的问题信息。现在，数百个城市都在利用311反映问题。这样的系统准备就绪，一个城市就如同一个有着神经系统的单一有机体，接受和处理信息的方式能够带来有效的行动。设计和运行这个系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一旦该系统就绪，使用起来就非常简单，就像发现问题之时利用智能手机拨打三位数那么简单。在我看来，设计社会系统和参与到社会系统中之间的差别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您同意吗？您能提供一些其他的例子吗？

 

　　马尔根：我同意。20世纪90年代设计服务系统的时候，我非常认真地参与到类似的社会系统中。最近，Nesta基金支持各种实时显示工具，这些工具用来实时显示电话所反映的问题，提供了一份关于城市热点问题的实时地图。所有这些实例中的系统为反复决策和学习改进留出一些余地，在运行方面都到达了最佳状态。20世纪90年代，英国在卫生服务中引入了相似的系统，被称为“NHS直通服务”，目的是为了处理更多日常问题，减轻医院的压力。但是，这一具有技术优势的想法遭遇了挑战：一些医生抵制这种观念，他们不愿意让护士在各种算法的帮助下进行诊断；律师担心这样会带来医疗失误的风险，这意味着这种服务经常会通过各种渠道被推荐到医生那里或医院里；为大量英语不好的人群提供服务也是一种挑战。20世纪80年代，我的导师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以同样的方式创建了一个初级系统，这是一个医护人员呼叫服务中心，为那些不想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患者提供服务，这些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很敏感或者觉得其病情令人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他跟众多患者本身共同设计了这个系统。所有这些都是共同进化的最佳实例，通过尝试、修复和跟踪引导，系统才能以最佳状态运行，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设计就能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威尔逊：您再次强调了反复决策的必要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此外，任何系统工程师都会告诉你说，通过分别优化系统的各个部分不能使一个复杂的系统得到整体优化，要记住各部分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通过整个系统的性能才能变得条理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球规模的集体智慧所制定的政策需要考虑到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别无他法。如果认为每个国家都可以追求“我国优先”的政策，那么这种观念是集体愚昧的表现。您同意这样的评价吗？

 

　　马尔根：优化各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讲达不到最佳标准，这个见解是系统工程的伟大贡献之一。然而，该见解在商务和政务之中常常被遗忘，而且在这两个领域不懈地追求狭小的目标通常会造成极为糟糕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种技术上的挑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委员会首次尝试创建的体系更加类似于全球性集体智慧，就像你所说的“制定政策要考虑到全世界人民的福祉”。然而，这只不过是首次尝试。像气候变化这样的情况包含着大量的可变因素，更不用说跟经济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了，创建起来很困难，几乎到了不可能的地步。这个任务远远超出了我们大脑或计算机的能力，而在简单易行的启发式探索中我们却不得不依靠大脑和计算机。

 

　　因此，为了补充不完善的工具，我们还需要树立一个有着同样目的的道德观。在对公共领导力的研究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领导应该考虑到问责制的三个同心圆。第一个同心圆就是针对眼前的任务，也就是所在机构的工作；第二个同心圆针对的范围更大，即他们所在社区的情况；第三个同心圆是针对整个人类和地球。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领导能够将三者统一起来。但是，如果他们把第一个责任牺牲掉，完全致力于第三个责任，那么他们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仅仅注重自己当前所在机构的利益，整个世界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会取得平衡。只照顾近在眼前的事务是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表现，但是如果只照顾整个世界的利益而忽略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同样是一件坏事。

 

　　威尔逊：我完全同意。各个部分一定要按照整体的利益进行部署，而整体必须支撑各个部分的运行。有许多事情让我们乐观不起来，但是您能给我们的读者留下一些值得去乐观对待的事情吗？

 

　　马尔根：我们正处在一个奇怪的历史阶段，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非凡的突破，同时领导阶层又表现得异常愚蠢或心怀恶意。从长远来看，我倾向于怀有信心。有些证据显示弗林效应――从长期来看个人的智力处于上升的趋势――是存在的；从全球范围来看，当然许多机构的能力变得更强了；我们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认识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观察、分析和预测能力也大大加强了；我们处于一个这样的阶段：有数百万人正在成为他们所在领域的创造者和塑造者。当然，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发展得还不够快。然而，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们在怀有希望的时候会犯错。我的堂弟约翰·马尔根（John Mulgan）是新西兰小说家兼军人，于1945年自杀身亡，因为他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沮丧，其中包括他一直在一个国家进行了好几年的战斗，而英国人却在那里重新安置了一位希腊国王，他认为前景无望。但是回想起来，1945年是世界迎接新机遇的重大年份之一。这个事件提醒我们，要想准确地判断我们的时代是多么困难。

 

　　然而，我们不应该依靠希望，不应该陷入思想上的怪圈，不要认为伟大的历史力量将会使事情变好或变坏。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市场、人类、科学等系统不会自动地产生解决方案，既洋溢着想象气氛又笼罩着恐惧色彩的机构空间是完成最重要研究工作的场所。我很幸运，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全世界社会创新运动中的实践创新者一起度过的，涉及的领域有商业、科学和政务。如果你做了这些，你就会不可避免地感到乐观。

 

　　这些经历指向一个最终的见解：多年来，我了解到越是脱离实际工作的人，就越有可能陷入消极状态和宿命论中。行动孕育着希望，反之则不然。歌德说过，要行动在先而不是话语在先。很可能，参与实践是使我们怀有希望、有所作为、为人类进化到下一阶段做出贡献的最佳方式。

 

　　威尔逊：说得很好，也正好道出了我作为一名活动家的亲身体会。我也是乐观的，但问题是棘手的。不过，为了变成“进化过程中的明智管理者”，我们正在开发各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