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两名心理学博士后――阿夫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特瑞·莫菲特（Terrie Moffitt）比肩而坐。卡斯皮平时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但当看到莫菲特的海报时，很快被她的科学研究吸引住了。他说：“你的数据集真是太棒了。”莫菲特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吸引的人，在会议结束后，她去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卡斯皮的相关研究。没错，这正是他所研究的问题。卡斯皮回忆说：“那是一种很狂热的感觉。我们爱上了我们的数据。”

 

　　从那以后，这一直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不只是两个人的美好爱情，还有他们对科学的共同热爱。近30年来，莫菲特和卡斯皮一直在合作进行一项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人类发展调查。从1972年开始，新西兰“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简称“达尼丁”）一直是关于人类发展的基础性研究，正如“弗雷明汉心脏研究”（译者注：一项针对美国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市居民开展的多代长期随访研究）对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和“护士健康研究”（译者注：目前最大规模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关于女性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之一）对女性健康的研究一样。通过对大约1000名新西兰人的人生历程的详细观察，“达尼丁多学科健康与发展研究”项目已经发表了超过1200篇论文，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从反社会行为的危险因素到压力的生物学结果再到大麻使用造成的长期影响等。莫菲特在1985年加入了这项研究，与随后加入的卡斯皮主导大部分研究工作。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心理学家布伦特·罗伯茨（Brent Roberts），曾与这对现已结婚的夫妇合作过，他表示：“他们做了很多事，无法简单地归类。”

　　该项研究的一个早期发现――关于大多数青少年犯罪的短暂性――被引用在美国最高法院2005年的判决中，以禁止执行未成年杀人犯。莫菲特和卡斯皮做过开创性的研究，表明幼年时期有自控力预示着成年的健康和幸福。他们详细描述了某些个体的基因组成如何使其容易受到特定压力的影响，阐明了基因和生活经历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2017年，达尼丁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该研究利用数十年的数据证明，与传统观念相反的是，绝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心理健康问题。

 

　　美国心理学会在为莫菲特和卡斯皮颁发2016年度杰出科学贡献奖时如是评价：“他们的工作已经超越了心理学范畴，影响了精神病学、遗传学、犯罪学、流行病学、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的思考。”

 

　　心理学领域有很多纵向研究，可以追溯到1946年，当时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开始对5000多名被试者进行从出生到年老的调查。其他研究人员也跟踪调查了同卵和异卵双胞胎，以梳理出先天与后天的影响，这样的研究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可以实时观察现象，而不是必须从受试者的记忆或病历中重新构建，也不必对不相干的群体进行比较。

 

　　达尼丁是纵向研究的佼佼者，它既不是规模最大的，也不是耗时最长的，但是它的高保留率――自该研究启动以来，大约95%的原始被试人群一直保留下来被跟踪调查――而数据采集过程的保密性使该被试群体成为地球上受到最详细调研的人群之一。每隔几年，研究团队都会进行深入的认知、心理和健康评估。他们采访被试群体的每一位成员，以及他们的老师、家人和朋友，并审查他们的财务和法律记录，向他们承诺将完全保密，以换取他们生活中最真实的信息。

 

　　因此，莫菲特、卡斯皮及其同事们已经能够梳理出人类发展领域未被察觉的模式。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埃兹拉·萨瑟（Ezra Susser）在谈到这项研究时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研究。”罗伯茨补充道：“这真的是意义非凡。一次又一次地，他们已经预料到我们所需要的研究成果，而且比其他人更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莫菲特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地区长大的，她的祖上是苏格兰-爱尔兰人，于18世纪才定居在这里。莫菲特常常和敬爱的祖母梅肯一起做农活，一起在树林里漫步，采蘑菇，捉萤火虫。祖母曾教育她：“尊重是赢得的，而不是要来的。一个女人的魅力在于她的力量和笑声。”

 

　　拥有红头发、蓝眼睛的莫菲特是她的大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毕业于一所普通高中，她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选择了比较轻松的课程，但当教授们意识到她的潜力时，她就开始接受心理学和行为药理学的高级课程的挑战。莫菲特成为附近的达勒姆三角研究园中的一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她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经历――童年时代常在森林中猎捕兔子和松鼠，因而对于用动物做实验不会感到不适。

 

　　在位于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研究生院，莫菲特与著名心理学家萨诺夫·梅德尼克（SarnoffMednick）合作，重点研究犯罪行为的根源。在博士论文答辩的前几个月，莫菲特和几个同学决定参加跳伞课放松一下，但并不顺利，莫菲特摔断了腿。她坐在轮椅上，花了几个小时与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拜访者菲尔·席尔瓦（PhilSilva）谈论自己的研究。席尔瓦一直在跟踪调查达尼丁医院玛丽皇后妇产科中心1972年4月至1973年3月期间出生的共1037名孩子，每隔几年调查一次，评估他们的认知和心理发展状况。

 

　　莫菲特认为，这个被试群体是一个现成的实验室，可以探索她关于儿童早期和犯罪根源的一些想法。在孩子们13岁的时候，她参与了这项研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她第一次到新西兰旅行，收集了一些有犯罪记录的女孩的数据。命中注定一般，她于那次在圣路易斯召开的会议上展示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坐在她旁边的是一位有着橄榄色皮肤、棕色头发、深邃双眼、扎着马尾辫的男人。

 

　　如今卡斯皮的头发已变成银白色，但他仍然经常扎着马尾辫。卡斯皮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一个小农场里长大，他的父亲是也门人，母亲是立陶宛人。当时，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已经退休，住在街道上的一个小屋里。每天早上，卡斯皮和他的5个同学在上学的路上都要经过本-古里安的小屋。他们会向他喊话：“戴维，您好！”本-古里安会回答说：“你们好，孩子们！”卡斯皮10岁的时候，一家人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他的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国际研究专业博士学位。卡斯皮回忆说：“从基布兹到伯克利，生活发生了相当惊人的变化。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我记得和爸爸一起躲避暴乱。”

 

　　卡斯皮的经历使他对人和地方感到好奇，他曾想要成为一名记者。但是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心理学激发了他的兴趣，他的毕业论文是和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一起合作完成的。埃尔德曾发表论文《大萧条时期的孩子：生活经历的社会变化》，这是一个关于经济环境如何影响人类发展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卡斯皮对人们的性情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感到着迷。在那次讨论会上，当一位有着绯红色头发的年轻女子坐在卡斯皮旁边时，他提出了一项研究――坏脾气的孩子怎样成长为暴躁易怒的成年人。

 

　　这对恋人经历了几年的异地恋之后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安顿下来。同事们提醒他们，不要把情侣关系变成工作伙伴关系，但他们还是大胆向前迈进了一步，卡斯皮加入了达尼丁研究团队。

 

　　卡斯皮与莫菲特的首次合作涉及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戏剧性的生活事件究竟是改变了人们，还是仅仅巩固强化了他们本来早已形成的自我？这个研究团队关注女性的青春期。在达尼丁的研究对象中，有超过一半是女孩――自孩童时期到15岁，一直持续接受身体和心理测试。之前的研究表明，过早进入青春期通常压力特别大，而卡斯皮和莫菲特发现，最难以适应青春期早期的女孩，就是那些在童年早期就表现出行为问题的女孩。这使卡斯皮提出了“强化”假说――即紧张有压力的过渡时期倾向于强化我们基本已经成形的自己。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激进的想法，在那个时候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决定一个人个性的关键在于环境，而非性情。

　　从那以后，卡斯皮与莫菲特常常研究探索人性的阴暗面。与电影《指环王》中田园诗般的风景所暗示的相反，新西兰并不是人间天堂。经济上的不平等程度与美国相当，同样与美国类似的还有吸毒率、自杀率和强奸率。通过承诺严格保密，研究团队从他们的被试对象那里得到了令人震惊的坦白，包括暴力和犯罪行为。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女性承认自己和男性一样经常虐待配偶，尽管她们造成的身体伤害通常较小。莫菲特说：“我们的政策是从不干涉他们，并永远严格保密。新西兰警方了解我们研究的价值，也从未问过相关问题。”

 

　　这一长时间的密切监视使莫菲特能够追踪达尼丁被试群体中陷入困境的那部分人群。不良行为在20岁左右到25岁之间达到顶峰，主要是男性。莫菲特发现，到15岁时，约有1/3的被试男孩参与了某种程度的违法行为，甚至有一部分孩子更是经常有不法行为。当她查看童年早期的数据时，发现那些惯犯从3岁起就开始制造麻烦，并且在13岁之前就有了逮捕记录。

 

　　多年来，莫菲特在一系列论文中报告称，这些男孩在神经心理学测试中（比如言语技能和非文字记忆）表现糟糕，极易冲动，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很有可能会滥用药物。在2002年，莫菲特报告称，社区中的犯罪行为主要由这个群体在26岁的时候犯下――而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30多岁。简而言之，尽管很多男孩表现出“仅在青少年期出现”的犯罪行为，但约有5%是“终身持续违法”的罪犯。这项研究对社会工作和法律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使莫菲特赢得了2007年度的斯德哥尔摩犯罪学奖。

 

　　2000年，在席尔瓦退休后，位于达尼丁的奥塔哥大学的心理学家里奇·普尔顿（Richie Poulton）成为项目主管，莫菲特继续担任副主管。每隔几年，莫菲特和卡斯皮都会访问达尼丁，花几个月的时间与普尔顿一起收集信息，然后返回家中分析数据。（几年前，他们还发起了一项对1100个有双胞胎的英国家庭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达尼丁的研究数据。）

 

　　新西兰的测试计划一开始是有限的，随着不断引进新型技术，如DNA分析、网膜视像（可以帮助评估大脑的血管健康）和大脑活动扫描等，测试计划不断得到拓展。该研究的主管们对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专业地采访被试者及其家人和同事，并利用数据管理程序处理大量的编码数据。他们持续调查被试者，达到了较高的被试者保留率。有1/4的被试者已经从新西兰移居到国外了，研究者们承担了这些被试者回到研究地点的旅行经费，并拜访那些在狱中服刑的被试者或病得很重无法前来的被试者。

 

　　盐湖城犹他大学的哲学家詹姆斯·塔贝里（James Tabery）曾写过关于这项研究的论文，他说：“他们对这些被试者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观察他们的成长、结婚、生子，以及在中年时发生的事情。”他表示，这可能令人感到痛心。“如果被试者中有一个濒临无家可归，或者有一个欠着1000美元的租金，你会怎么做？这感觉就像是大卫·艾登堡（DavidAttenborough，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看着一头自己已认识了40年的长颈鹿被吃掉。”研究人员在听取了令人不安的信息后，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房间里吐露心事，卸下自己的负担。在那个房间之外，任何违反保密规定的人都将被解雇。

　　这项研究发现最重要的是模式，而非机制。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莫菲特和卡斯皮加入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寻找行为的遗传根据。其结果可能是他们的诸多观点中最引人注目的，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

 

　　众所周知，被虐待的儿童通常会变成暴力的成年人。例如，在达尼丁研究中，童年时期遭受虐待的孩子大约有一半长大后容易犯罪。莫菲特和卡斯皮认为研究这一群体可以对经典的先天后天问题有所启发：仅凭经历就会导致犯罪生涯吗，还是有些人天生就容易犯罪？在纳米比亚旅行时，他们注意到，即使是在蚊子肆虐的地区，许多人也没有感染疟疾，这无疑是由于遗传抗性。那么遗传型是否对行为也能起到作用，使某些孩子心理上能够抵抗虐待呢？

 

　　早期的研究将攻击挑衅行为和一种叫作单胺氧化酶A（MAO-A）的水平较低联系起来，这种酶可以分解大脑中的某些神经递质。实验中培养的缺乏这种酶的小鼠表现出攻击行为，在一个著名的人类案例中，一个荷兰家庭的几名病态暴力的男性成员缺乏这种酶的编码基因。

 

　　莫菲特和卡斯皮分析了他们研究对象的DNA基因。结果发现，在被虐待的儿童中，那些遗传上倾向于产生低水平MAO-A的儿童比其他同龄人更容易变成暴力的成年人。这是第一个确凿的证据，表明一个特定的基因可以对犯罪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发现于2002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引起了媒体的轰动，但一些研究人员对此类研究的实用性提出了质疑。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迪恩·哈默尔（DeanHamer）撰写过大量关于基因和行为的论文，他说：“在遭受过暴力的人群中，肯定存在遗传效应。但这种影响如此小而多变，与儿童虐待的危险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从那时起，调查人员就不再研究单个基因了。塔贝里说：“关于孟德尔遗传学，轻易就能获得成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遗传学家现在对成千上万哮喘患者的基因组进行了调查――寻找对风险组合影响较小的基因/DNA变异。通常发现不仅仅是一个，而是成百甚至上千的基因导致了整体风险。莫菲特和卡斯皮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寻找包括烟草成瘾和肥胖等疾病状况的遗传因素。

 

　　最近，卡斯皮将纵向研究比作是农业生产――“播种、培育、等待和收获”。鉴于他和莫菲特的祖父母都是农民，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年复一年，他们收获了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关于人类发展新的启示。

　　几十年来，莫菲特、卡斯皮和其他研究人员使用了各种工具来监测大约1000名新西兰人。多项发现表明，他们的生活轨迹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的健康、环境和性情。

 

　　席尔瓦是第一批意识到儿童会出现幻觉的人之一――这是他在1987年采访11岁孩子时发现的。随着研究对象年龄的增长，研究数据的不断累积，一个不祥的关联出现了。研究对象26岁时接受的跟踪调查表明，儿童时期有幻觉的孩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其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25倍以上。（然而，精神分裂症是如此罕见，所以样本数量很少。）

 

　　2013年的研究报告为“前驱症状的”精神病学提供了新的证据――在发展成疾病之前的数年里，症状在最初阶段被识别出来，并得到治疗。莫菲特说：“我常常会收到家长们的来信，他们说，‘我的孩子有一些很疯狂的想法，我该怎么办？’”现在，莫菲特可以指导他们去诊所接受治疗。她表示，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工作。

 

　　卡斯皮说：“我们花了25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一切。你必须要有耐心，纵向研究会为你带来满足感，但往往姗姗来迟。”

　　莫菲特和卡斯皮于2007年回到美国，在达勒姆的杜克大学接受了教授职位。回到家乡使莫菲特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中部买了一套旧的住宅，清理了大量的旧轮胎和杂物，重建了结构，修剪了树木，还建起了一座新的农舍。

 

　　儿童时代对他们的工作来说有很大意义，表明作为成年人的天性――自控能力、暴力倾向――深深植根于儿童时期。最近，莫菲特和卡斯皮对他们现已45岁的被试对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是人生中一段令人心酸的经历――中年人面对的现实是，很多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都不可能实现了。达尼丁的数据显示，被试者中超过1/5的人导致了大部分社会问题：犯罪、福利支出、住院治疗、购买烟草、无父养育子女以及其他社会问题。

 

　　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了？莫菲特和卡斯皮研究了他们从3岁起的所有数据。这一目标群体似乎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诅咒：他们在早期语言技能、全身运动技能、神经系统健康和自我控制方面得分较低。他们一般成长在贫困的环境中，遭受虐待。他们的缺点一生中都在困扰着他们。莫菲特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公平的起点。你不能指望有这种童年经历的人表现良好。”

 

　　与那些有更好起点的人相比，他们甚至衰老得更快。莫菲特和卡斯皮发现这一群体在30岁就出现了衰老的迹象。早年压力的影响对他们的打击尤其之大。儿童期受虐似乎会侵蚀端粒――像一顶帽子那样覆盖在染色体末端，保持染色体的完整性和控制细胞分裂周期――而这反过来又会加速衰老。

 

　　莫菲特和卡斯皮并没有提出宏大统一的人类发展理论，因为人类太复杂，太不理性，无法总结出用一个规律。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其说是一个关于人类的结论，还不如说是一种观点。

 

　　莫菲特说：“观察人们在几十年里的生活，会有深深的同情怜悯之心。人不是生来平等的。有些人有真正的天赋和才能，而有些人则在人生刚起步阶段就出现了真正的问题。一旦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逃避社会行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