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在谢菲尔德的克鲁西布剧院举行的斯诺克世界锦标赛中，奥沙利文走向球桌，他在第一轮对战米克·普赖斯（Mick Price），他要打的这一局本该是一次例行的胜利。然而，接下来5分钟20秒内发生的事情让斯诺克圈震撼不已，事件的涟漪还传播至更广阔的职业体育界。实际上，斯诺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成为职业体育项目。天才的奥沙利文在比赛中第一次打出147满分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产生如此风波的原因在于他打出满杆的方式。他绕着球桌滑步的时候，以一种不符合他21岁年纪的节奏和自信击球。奥沙利文轻松地持着球杆，在出神入化地运用他的技艺。他显然在心中预想好接下来的四五杆要怎么打，在以如此行云流水的动作打球时，奥沙利文已经找到了斯诺克打法的新天地。

 

　　这也许看起来挺粗俗，但是将取得的成就放在相关背景下，可以从纯粹的财务方面将斯诺克和其他运动进行比较。奥沙利文的这一局比赛持续仅仅320秒，他获得的奖金高达16.5万美元。几乎没人敢夸口说：他们的工作每秒钟能赚到515.63美元，尤其是在如此幼小的年纪。最最基本的是，他赚钱靠的是一根磨光的木杆和一枚巧克粉块。对于许多人而言，收入暂且不提，奥沙利文的成绩可以排在全世界最出色的体育成就之中。但对我来说，这是人类使用棍子的完美庆典：是技艺、天赋、勇气和自信的诗意和美丽结合。

 

　　棍子大概是手艺的故事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我们遥远的祖先得以进步，从动物般的存在到利用身边的物体改善物质生活。在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人类黎明”长镜头里，就描绘了这种转变。在那个极其有名的长镜头中，一只猿在顿悟之时高高举起一根骨头（他刚刚用这根骨头打死了一个敌对部落的首领），接着将骨头向上抛入天空。很遗憾，我所举的人类朝向工具使用的进化历程中的突破性时刻的这个例子发生在如此暴力的后果中。库布里克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评论驱动技术变革的力量，以及使用棍子互相打斗是如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作用。但是，我猜想：棍子首先在人类的进化之旅中起到更加寻常的作用，之后才被有计划地用于残杀种族内的其他成员。即使有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高潮的开场小节提供影片的管弦乐团配乐，但假如库布里克电影中的猿使用棍子只是敲下树上的苹果，那么这个长镜头也会缺乏一定的力量。无论你选择用哪种方式来描述人类故事中的这个决定性时刻，在原始时期成功使用棍子无疑会带来声誉和财富。

 

　　300万年之后，那条规则在今天仍然适用于许多文化环境。从技术层面来讲，斯诺克属于体育世界而不是技艺世界。但是，如果把体育运动看作人类体能竞争的延伸，那么我对于将手艺的概念延伸到体坛人士的工作毫无意见，尤其是使用棍子的体坛人士。网球手、板球手、斯诺克选手、高尔夫球手都以熟练的方式挥动他们的“棍子”。于是，我们就这样回到了奥沙利文，仿佛有一条人类使用棍子的轨迹，将我们从感知的起点（通过库布里克电影中的猿而想象到）带到最高点，即1997年4月谢菲尔德的克鲁西布剧院和史上最快的满杆。

 

　　然而，库布里克本来可以将骨头换成石头，这么做的话，也许就更准确描绘使用工具的创举。尽管有石头和骨头在史前早期的考古记录中幸存下来，但除非存在明显的磨损或改造的特征痕迹，否则难以知道某根骨头是否曾被用于它所适合的新用途。木棍呈现了一种甚至更具挑战性的困难处境，这是因为以下的事实：木棍除非被悬挂在干燥或水饱和的极端环境条件下，不然就会腐烂分解成尘埃。另一方面，石头从岁月的损坏中幸存下来，当它们被人类之手改造或变动时，其情况在我们看来会非常明晰。从而，石头提供了关于人类使用工具的最早证据。

 

　　我们以石器类型学为基础，才能够为石器时代建立历史年表。从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石器逐步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段历史发生在大约300万年前，地点在如今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平原上一个名叫奥杜威峡谷的地方。英国和肯尼亚古人类学家及考古学家玛丽和路易斯·李奇（Mary and Louis Leakey）夫妇和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考古发掘对于这段历史重见天日功不可没。在奥杜威峡谷里发现了一种早期似猿的人科动物南方古猿的骨骸，同时还发现了相关的经过加工石头的组合。这些早期工具通常被描述为卵石石器或者砾石石器，因为它们似乎仅仅被敲打过若干次，只够生成一道锋利边缘。因此，这些早期石器真的是非常简陋。然而对于南方古猿（他们的食物包括腐肉）而言，石器无疑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不必再用赤裸的双手撕开一具尸骸，可以获取兽皮、切割肉块、敲断和击碎骨头而吃到骨髓。这小小却重大的一步会导致蛋白质摄入的提高，从而对进化有着长期影响。

 

　　接着，大约190万年前，能人抵达这个考古的地方，接着在大约12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了。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人族――人类进化的成员――它的定义是相对于更宽泛的人科而言。人族中包括了更像猿的各属成员，譬如非洲南方古猿。我们倾向于称呼这一时期被加工过的燧石为阿舍利（Acheulean），这个名字是在纪念法国北部亚眠市郊圣阿舍尔的一处考古遗址。19世纪时，在圣阿舍尔的这个地方，若干被称为“手斧”的石器从索姆河区域的砂砾河阶中发掘出来。从某些方面来说，石器时代在这个地点诞生，因为这些不容置疑的石器证据证明：石头被人类努力加工过，和已知纪元的地质矿床有关，从而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是如何诞生”的传统《圣经》版叙述。

 

　　阿舍利手斧是美丽的人工制品。我在伦敦考古学研究所第一次就考古插图主题讲课时，我必须绘制一枚手斧的技术图纸。当我将手斧拿在手中，翻来覆去欣赏时，我惊叹于它穿越时间的宏大之旅。这些美丽的、经过加工的燧石显示出明显的反复击打的痕迹，那是为了将石核加工成完善的石斧，两侧有锋利的边缘，并聚合于尖端，但在底部或末端有个“抓握处”。这些石斧让人入迷的地方在于：从石斧的断裂线，你能看见有意识的决定和设计的认知历程，因为旧石器时代初期原始人构思出期望的外形和形式。这儿出现了一些真正“人造”的东西。然而，手斧这个用语大概有点儿用错名称。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次到萨塞克斯威尔德的茂密林地的实践之旅中，几位朋友和我决定去看看我们能不能用自己制造的原始工具砍倒一棵树。旧石器时代阿舍利流派的拥护者无疑会在我们的复制标准上退缩。在炎热的夏日里，我们在伦敦哈林盖区一座排屋的后庭院里急匆匆地敲石头，弄完还要去赶驶往萨塞克斯的火车。但我们制造的石器当然有锋利的边缘，一些非常乐意实践的考古学家愿意花费一个周末的时光，用这些石器去劈开一棵树的树干。实际上，那次尝试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们的手臂和手腕很快就疲倦了，关节开始僵硬肿胀，时不时换成另一只手的做法反而让痛苦扩散。我们手腕的骨骼和肌肉严重受伤，当天晚上在当地的乡村俱乐部里，我们几乎无法将一品脱大的啤酒杯举到唇边。我们改用色彩鲜艳的吸管吮吸麦芽酒，并一致做出结论，我们大概应该将手斧视为阿舍利版的瑞士军刀或莱泽曼刀具，即视为一种多用途工具。在专家的鼓励下，我们如今设想手斧具有多种功能，包括基本的屠宰、击破、砍劈、刮擦、碾碎、挖掘以及作为一种货币形式。

 

　　阿舍利产业的终点与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在10万年到12.5万年前的出现大幅重叠。它将我们引入旧石器时代中期，工具制造的更为成熟和社会秩序的更加复杂。尽管艺术象征和符号象征或许超出了原始人的意识范围，但他们的墓葬实践和其他仪式是抽象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识程度的证据。这一时期的石器常常被称为莫斯特石器，是以多尔多涅省勒穆斯捷岩棚（Le Moustier）标准遗址为名，在那处遗址发现了一些最早期最完整的组合。手斧继续成为标准发现物，但这一时期也以我们所称的“刮削器”（scraper）为特征。刮削器是小型手持燧石，食指蜷曲抓住石器的钝侧，从而创造出一种有效的切割工具。这些刮削器几乎肯定用于制备兽皮，而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面对气候变化时非凡的适应力表明，他们制作了更加复杂的保护性服装。

 

　　尽管这样，尼安德特人还是被认为在大约公元前4万年时灭绝，那时在欧洲开始了一段极端寒冷期。从此开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石器制造的特征是有了不少变化、创新和快速发展。石器不仅更加复杂，而且也被用来制作骨器，譬如尖钻和骨针。这两种骨器都间接表明，原始人制衣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很可能将不同的衣服缝在一起，为了获得更牢固、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衣服。我经常对服装订制行业的朋友说，他们的手艺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最大的一笔债。没有那些骨针和因地制宜取得的线，我们这个种族也许永远无法从那场寒冷的短冷期里幸存下来。

 

　　在石器记录中，本地传统同样显而易见，这是个确切的迹象，表示智人有能力生产适合当地环境条件的产品。我们似乎能开始探讨“文化”，因为被命名为石刃剥片（blade flake）的石器存在各种变化，而这些石器是由从石核上敲下来的石片制成的。让人吃惊的是，原始人花了这么久时间才意识到，从石核上飞出来的碎片和石核本身一样锋利。当初我们在哈林盖区的庭院里，仅仅过了几分钟时间，赤脚的舍友就发现，一片随意的废弃燧石碎片――或者按照专业上的称呼，叫成“废片”（debitage）――能有多么锋利。但创新不在于用敲击下来的燧石制造石器，而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石核，因而从石核制造石刃剥片。对剥片、石核、敲打台以及我们称为“敲打半椎体”（bulb of percussion）的特征进行分析后，能明显地看出，一整套加工技术得到运用。间接敲打、压力剥落（pressure flaking）和软锤敲打这些方法都使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敲击者创造出类型繁多的石器，这些石器又支撑了原始人与自然世界之间十分复杂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关键性技术发展是为石器安装柄（hafting）――在一根棍子的末端装上矛头或箭头――出现的证据。这一证据不是来自于发掘出的完整武器（木质柄上插着石刃），而是来自于加工过的燧石的形状，以及它们底部侧面和角上存在的凹缺。这些在燧石上切出的缺口会提供紧固点，使用一段绳索就能将石刃和棍子捆绑成一体。是不是早在莫斯特文化时期，尖头器（projectilepoint）就装上了柄？对此曾经有漫长的争论，但最近在南非卡图潘的挖掘已经发现一些石质尖状物，它们的尖端露出的断裂类型，表明是冲击造成的，而不是刮削和锯造成的。不仅如此，这些尖头器底部附近的改动也与安装柄一致。遗址的科学年代测定提出的时间范围在50万年前上下。与一直以来的见解相比，这次的发现早了难以置信的20万年，从而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在我们进化模型里很早时期，人类就成为猎手而非猎物。能够确定的是，这些简陋的尝试一点也不像中石器时代安柄的尖头器那么复杂，也不是如今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的文化生产的工具。

 

　　安装柄在技术上能够给石头上加上一根棍子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人类种族的进化选择，手艺变得牢固。复合工具或器具诞生了，工具制造能力比以前大幅提高。按照我的观点，造出武器或工具的时刻是关键时刻。安装柄标志着人类技术进步的新开端，相当于诞生了一根延长的手臂，在中石器时代得到了良好发展。无论它是开始于50万年前还是30万年前，我想要接着讲安装柄故事的最后岁月，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故事和我爷爷有关，他曾经是一位高尔夫球杆制作者。

 

　　在最近两年里，我已经屈服于一种冲动；它是一种潜意识的渴求，是一种基因深处的遗传。我开始制作棍子。它让人上瘾――显然隐藏在我的血脉中。我为此归咎我的爷爷。在我仅仅2岁时，爷爷就撒手人寰了，所以我其实从来不熟悉爷爷这个人。爷爷出生、生活、逝世都在圣安德鲁斯（也就是“高尔夫故乡”），从事着高尔夫球杆制作的生意。因此，他是一位超群的木棍制造者，掌握着高深的技艺。我父亲回忆起他还是个男孩时，如何敬畏地看着父亲坐在屋后的室外，将一根根榛木、白蜡木或柳木变成手杖。这一幕将在一代人之后重复，我看着父亲坐在后门台阶上，在傍晚的日光下削木头。我记不得有哪个时候，父亲手里没有拿着一两根木棍忙碌着，给把手雕刻上精细的人像，给手柄刻上装饰图案。但我从未有一次想到过，我会发觉自己身处和父亲一样的处境，一边幻想，一边用双手开始工作。

 

　　在制作高尔夫球杆所需的众多手工技术之中，我爷爷的一项专长是把球头和握把缠在杆身上。这是一项相对而言挺简单的工序，但假如球头和杆身的衔接要不破裂、不在压力下松开、并最终裂为两半的话，这又是绝对需要弄好的工序。它需要取一条线，缠绕在衔接处，作为一种强化手段。一只手必须始终给线施力，保证线处在最大张力状态，而另一只手要缓慢转动棒头，从而将线缠绕到上面。完成这项工作时，要将线结藏匿起来，让最后一层呈现光滑的外表，这是为了外观好看，但也是因为这样就不会留下一段多余的线头，荡来荡去，使得缠绕处变松。尽管爷爷不再有这项手艺的用武之地，他还是将缠绕绑线的技术传给了儿子，我父亲又转而传给了我。

 

　　在一些场合里，我因为一些缘故而使用了这项继承的多功能技术，最近的一次是试图制作一根中世纪后期/近代早期样式的钓鱼竿。在一份名叫《钓鱼的论文》（TheTreatyseof FishingwithanAngle）、能追溯到15世纪后期的文献中，一种用榛木和马毛线制作的钓鱼竿得到了详细的描述。榛木是一种做钓鱼竿的绝佳木料。榛树生长在阴暗的地方，根植于湿润、富含腐殖质的土壤，能笔直地长到10到12英尺高，同时树干仍然是不寻常得细。它也具备柔韧性，所以当鱼试图从鱼钩上扭动挣脱时，它能承受鱼的拉力。它的不足之处在于木料更细的那端像软木一样脆弱。在最细小的压力下，它都有可能咔嚓折断。因此，需要给榛木拼接上一小段更硬的木料（譬如黑刺李木或者苹果木），拼接处的榛木粗细要足够强，能承受接合。这两种木料用缠绕绑线的技术绑在一起，缠绕绑线法也能用来在钓鱼竿的手持那段制作出一个握持处。等到我完工时，我的钓鱼竿肯定很像样。可惜我既没有钓鱼的耐心，也没有钓鱼的技术。

 

　　我第一次不得不使用缠绕绑线法时，我才意识到这项技术有多么古老。我当时试图将一枚燧石矛头（它是我花费了整整两天时间从零开始做出来的）系到一根白蜡木杆上，白蜡木杆是我用一块燧石刮削器剥掉树皮后制成的。我当时感觉相当得意，因为这是我孩提时和同校朋友在漫长而炎热的暑假里常常一起做的那类事，我们当时会流连在萨塞克斯佩文西沼泽毗连的小树林、林丘、矮林中。我当时怀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感觉，要完成一样东西；拿着这件东西，我可以从树篱后面突然冲出来，制服一匹幼小的北美驯鹿――或者起码这是我想象的内容。

 

　　制作矛头的过程中，我试验了间接打击和加压剥离技法，还使用买来的绳索做了缠绕绑线。我希望亲自用荨麻类植物的茎制绳，但很快时间就不够用了――当你试图将旧石器时代塞进三天长的周末时，时间不够用是个常见的问题。当我坐在林地斑驳的光亮中，专心致志地专注于缠绕绑线工序时，我意识到这项技艺或技术已经流传了多么久。它已经流传了几十万代人，穿越大陆，跨越纪元，一路上实现多种多样的功能。而我正在使用这项技艺，是因为我父亲和爷爷花费时间来将它传下去。它诉说的故事对于我们理解人类来说，和任何书面历史一样重要，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仰赖这类技艺维生的普通人。当在圣安德鲁斯的高尔夫球杆制造业中，机器接管了这一工序后，爷爷失去了生计和他的自尊源泉，但我们――更广泛的社会――失去了与我们的远古祖先的一道直接的、实际有形的连接纽带。

 

　　我想要能够讲述自从旧石器时代初期以来棍子发展的平行进化史故事，因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没有像对待石器技术那样，将这项技术发展到同等的复杂程度，这点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因为木材没法存在于考古记录中，于是它会永远成为一则不为人知的故事，仅仅由我这样的实验考古学家的空想来假定它们的存在。即使我们无法详细记录原始社会中棍子使用的发展情况和多样性，我们至少也应该感谢棍子――考古记录中的石器的“沉默姐妹”，为了棍子在开发人类种族的认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感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