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单基于学习成绩预测未来，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母权制的。”10年前，苏珊·平克（SusanPinker）在其著作《性别悖论》中写下上述这句话，如今她也可以做出同样的断言：2014年的一项综合分析发现，“在检索的1914―2011年数据中，女性在学习成绩上的优势仍然保持稳定”。既然女性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整体优于男性――根据论文，女性在语言课程上的优势最大，在数学课程上的优势最小，那么，女性后来步入职场，在薪酬和位高权重的职位方面，为什么不具有相应的优势呢？

 

　　自从平克写下《性别悖论》一书后，这位发展心理学家的答案从未改变：女性在学校的优势并没有转变为职场优势，部分原因是男性和女性职业及生活方式喜好不同，这些偏好不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平克说，这些偏好是解释女性和男性为什么遵循不同的职业发展轨迹和时间表的关键部分。她认为，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仍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全部原因。对此，《纽约时报》称平克的著作是“性别差异战争中一次强劲的开炮齐射”，而平克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性别差异，被认为是一位“差异”女性主义者。《鹦鹉螺》杂志记者布莱恩·加拉格尔（BrianGallagher）就此对平克进行了专访。

　　最近关于女性工作偏好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研究表明，除去其他差异之外，受过教育的女性职业路径通常不同于男性――根据是她们兴趣更广泛，而且都渴望在子女年幼时从事时间灵活的工作，之后再加快工作步伐。此外，女性的职业往往比男性更持久。毕竟，女性的寿命一般比男性长5~8年，在其一生中她们的职业往往更具多样性。

 

 

　　在有天赋的人中，这些性别差异也照样存在吗？

 

　　2014年，一项关于有天赋的年轻人的长期研究表明，与男性能力水平完全相同的女性通常会选择不同于男性的人生道路。该研究由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戴维·卢宾斯基（DavidLubinski），卡米拉·本博（CamillaP.Benbow），哈里森·凯尔（HarrisonJ.Kell）共同完成。他们对一群数学推理能力测试水平居于前1%的青少年开展了长达40年的跟踪研究。40年后，他们查明这群有天赋的青少年如今正在做什么。结果发现，很多女性和男性拥有不同的职业收入，但是他们也有不同的偏好和价值观，这些因素在他们的职业选择中发挥着很大作用。比如，大多数男性更关注外在的个人成功。相反，女性一般更关注公平。男性一般更关注他们自身的成就，关注于创造有形的东西。女性则一般更关注投入到一个健康而普惠的社会。从事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职业的男性多于女性，而从事医学、法律、卫生和教育领域职业的女性则多于男性。

 

 

　　职业选择的性别差异是生物学或文化差异导致的吗？

 

　　我觉得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差异都有，单单只说其中一个因素的影响是简单化的，从科学上看也是不真实的。两性并不是白纸一张，即使存在性别连续体。证据足以表明，大多数女性和男性在平均意义上而言是非常相似的，极端情况下性别差异才更明显。很多技术职位可能吸引极端的男性。被吸引从事IT工作的可能是某种特定类型的男人，那种有条不紊、一心一意的男性。在我的近作《村落效应》中，我提供了证据证明：女性所做的一些选择，比如投入大量时间维系她们的亲密关系，可以帮助她们延年益寿。这在本质上是我们在哪里调转镜头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望远镜聚焦在男性传统上珍视的东西――高收入、STEM工作和长久的工作时间，比如每周60或70个小时，那么，是的，女性有50%的可能性不在我们观察的视野中，而且我觉得她们将来也不会在那里――即使我们拥有可能的最性别平等的社会。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瞄准寿命、职业满意度以及经过数十年培养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有研究显示，亲密的个人关系会保护认知、弹性和免疫力，那么，男性一般落后于女性。如果男性想要活得更长寿、更幸福，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要追赶女性。一切都取决于你最看重的结果是什么。

 

 

　　选择兼职难道不会令这些女性在职场中处于劣势吗？

 

　　很多女性会把鸡蛋放到很多不同的篮子里――她们的家人、她们的朋友，还有她们的兴趣爱好，没法和她们的职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事实上，这种更多元化的兴趣爱好和技能，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保护了女性。失业的女性少于男性，因财务损失和身份的完全丧失而自杀的女性也少于男性。当你让女性描述她们的理想工作时，大多数女性――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会说，她们想和自己尊敬的人共事；她们想要从事一份有意义的、提供社会联系而且时间灵活的工作。大多数技术工作并不满足女性对理想工作的这些评判标准。

 

 

　　政府如何支持女性选择兼职，毕竟兼职会影响收入？

 

　　在美国，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女性请假6个月甚至都会觉得丢脸，或失去工作。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如此。当我到荷兰为新书《性别悖论》做巡回推广时，采访我的一位资深报纸编辑有一份很高级的工作，而她竟然是兼职工作，令我很吃惊。我问她，“您为什么做兼职工作？”她回答，“星期三下午是留给我年迈的父母和我朋友的时间，星期五则是我弹钢琴的时间，我是一名非常认真的钢琴演奏者，我想在我的生命中留出时间做能给我快乐的事情。”受保护的兼职工作可能是荷兰女性比美国女性更幸福的原因之一：她们的职业选择多于我们。

 

 

　　当一个社会变得更平等，职业收入上的性别差异将会缩小还是扩大？

 

　　我不能预测未来，但是近来好几项杰出的研究都表明一个悖论：随着社会变得更平等，职业选择上的性别差距并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8年2月，《心理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心理学家大卫·吉尔里（DavidGeary）和海斯贝特·斯托特（GijsbertStoet）研究了来自67个国家的将近50万名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他们发现，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确定的各国性别平等程度，一个国家越是性别平等，最终在大学选择STEM领域发展的女性就越少。对性别平等给予最健全的法律和文化保护并且织就了最强有力社会安全网的国家，比如瑞典、瑞士、挪威和芬兰，拥有数量最少的女性STEM领域毕业生，比例只占STEM领域毕业生的20%（美国的这个比例是24%）。相比之下，对女性几乎没有保护、对女性提供的保证很少、人们生活满意度低的国家――比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目前为止，STEM领域的女性比例最高，接近研究人员估计的41%，这个比例是科研人员基于女性在高中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而不考虑她们的其他技能所做的估计。2008年，大卫·施密特（David Schmitt）领导的另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种悖论效应。施密特及其同事发现，在提供更平等的性别角色和机会的文化中，性格上的性别差异更大。如果男性和女性的偏好完全受文化力量的制约，那么，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您觉得如何解释这种性别差异的悖论？

 

　　研究人员在这项研究中也调查了每位学生的强项和弱项。几乎在他们研究的每个国家，女生都能完成大学水平的STEM学习，但是她们在阅读上的得分更高――阅读更可能是她们的个人特长――而男生的强项（相比于自己）更可能是在科学上。如果男生基于自己的个人特长选择职业，最通常的选择是STEM领域；而女生，尤其是感觉可以自由做选择的国家的女生，选择自己的强项或个人特长皆可，但是通常她们会听从自己的强项和个人兴趣的指引。

 

 

　　其他心理学家认同这种阐释吗？

 

　　我跟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温迪·威廉姆斯（WendyWilliams）探讨了这个阐释，她跟斯蒂芬·切奇（StephenCeci）共同创作了影响深远的著作《为什么没有更多女性投身科学？》。她对这种阐释表示认同：“如果环境为多元化的工作领域都提供了一种美好生活，那么，女孩子会选择追求在自己的能力中相对最擅长的工作领域。比如，这个相对最擅长领域可能是STEM，也可能是法律。但是，如果环境只提供有限的选择，而最佳选择如果是STEM领域的职业，那么，女孩子往往会更多关注她们在STEM领域的技能。关键是女孩子和妇女正做出能让她们的成功最大化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并不总是STEM领域的职业。”但是，在她们感觉受到文化和财务限制的地方，她们更可能选择她们认为确定的事情，那就是一份STEM领域的职业。我完全赞同和提倡两性拥有平等的机会，接受平等的教育。但是，这并不能决定两性在职业发展上就会有平等的结果。假设女性只是受打压和抑制的男性版本，而且如果她们有选择的机会，总是会选择男性选择的东西，那么，这种假设既不尊重女性的独立性，也得不到数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