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昔底德到加缪，无数憧憬未来的文学作品提醒着我们，随新冠病毒疫情而来的严格封锁措施并非我们首创——并且，这场肆虐全球的疫情终究会结束。

“寓言之外”——20世纪50年代，《鼠疫》作者阿尔贝  • 加缪站在伽利玛出版社办公地的阳台上

伦敦封城之前不久，我在水石书店的一块鲜有人问津的书架上找到了薄伽丘的《十日谈》（The Decameron）和丹尼尔 • 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不过，阿尔贝 • 加缪的《鼠疫》（The Plague）已经像超市里的干粮和卫生纸一样消失不见了，原来书架上的摆放位置现在空空如也。

自修昔底德以来，我们能从以瘟疫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汲取的主要教训就是，人类应对此类危机的措施和反应都有迹可循。数千年来，疫情肆虐期间的人类行为基本都逃不脱这些模式：惊慌、恐惧、自私、推卸责任、囤积生活用品、偶像崇拜、时刻关注新闻报道中的疫情死亡人数以及禁足期间的无所事事。

笛福看到伦敦中心地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了种种离奇变化：户外那一堆堆本在融化的冰突然封住了酒吧；梅菲尔区（伦敦上流社会居住的街区）一户权贵的家门前有卡车在卸载体育器材；战战兢兢的顾客们推着满载商品的手推车。他意识到一定有大事发生了。“许多家庭预见到了瘟疫的到来，提前储备了足够全家人吃的食物，然后就闭门不出，”笛福写道，“于是，在疫情出现明显好转之前，人们根本就看不到他们，也不会有他们的任何消息。”

这种突然出现的想要知道未来会如何的强烈需要也同样可以预见。下面我们就研究一下一些亲历者的经历，他们的遭遇会向我们解释这种需求究竟是什么样子。笛福撰写《瘟疫年纪事》的动因是1720年在马赛暴发的黑死病。当时的读者们预见到这场黑死病必然会大范围传播，便想了解1665年瘟疫时的情况。笛福看到了读者的这种需求，便迅速地写下了《瘟疫年纪事》，刻画了当年那场瘟疫的统计数据、回忆片段、闲言碎语、奇闻逸事以及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戏剧性细节。“穿过洛斯伯里的土地拍卖市场时，头顶上的一扇窗户突然猛地推开，一名妇女探出头来，可怖地尖叫三声，然后哭喊道：‘哦，死亡，死亡，死亡！’”

“把你家的死人拖出来”——这幅作品描绘了1665年伦敦大瘟疫时的惨状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笛福没有亲历如此种种——1665年的时候，他才5岁左右。像这样的小说情节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让作品脱颖而出，但联系到我们当下的情况，又难免令人心生痛苦。大家在疫情暴发前毫无准备，在疫情暴发后又推卸责任，这更是雪上加霜。而笛福尤其擅长抨击我们的这种做派。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时常反思整个人类种族在灾难降临伊始所陷入的惊慌失措的境地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在疫情开始时，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应及时采取相应手段和管理措施，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随之而来的便是萦绕在我们每个人心头的诸多困惑。我还常常深思，如果我们能够及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那么只要上帝应允，在瘟疫中殒没的千百万条性命本可以安然度过余生。”

人们有时批评笛福是御用文人，但他写实的文风正是《瘟疫年纪事》强大感染力的一大源泉。他追根溯源、叙事生动，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如实引用瘟疫死亡率数据；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宗教狂热分子所罗门 • 伊戈尔（Solomon Eagle）这样的小人物，写他头顶碳盆、赤身裸体地四处走动；还有鲁莽的约翰 • 库克（John Cock），这位理发师在疫情刚出现明显消退迹象后便放松了警惕，立马回到了正常生活模式，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也总结出了一句教训：别学约翰 • 库克。

我们这些生活在17世纪的先人有很多很多行为与今天的我们十分相像，这很是让人不安。例如，当时住在伦敦东部的市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疫情在伦敦西部蔓延，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不会被波及。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笛福在叙述此事的过程中插入了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等到大祸临头之时，瘟疫在手无寸铁的他们面前就像全副武装的士兵。”

虽然笛福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细菌理论，但笛福的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让他得出了即便是我们今天的医疗官员也会举双手赞成的诸多结论。他极有眼光地预见并警告了无症状感染者的危险：“那些身在疫区还四处闲谈的人肯定逃不过瘟疫。自我感觉没有染上瘟疫的人也有可能已经染病，并且很可能以类似的方式传染他人。”

这几百年来，人类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进步，令人失望地原地踏步，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有所改善的话，那就是我们拥有了科学，对科学的认识也不断提高。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700年前，薄伽丘对在自己故乡佛罗伦萨肆虐的黑死病的描述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这难免令我们扼腕叹息。“这场瘟疫尤为致命的地方在于，无论何时健康人群与患病人群待在一起，病毒都会从后者蹿到前者身上，就像烈火无情吞噬靠近它的一切干燥或油性物质一样。不仅如此，不但与患者交谈、相处会感染甚至杀死健康人群，就连接触病患的衣物或者他们触碰过的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会感染疾病。”阅读这番描述，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出哑剧的观众，迫切地希望能穿越几个世纪，亲口告诉薄伽丘幕后真凶到底是谁，以及它究竟是如何残害人类的。

瘟疫面前，并非所有人的反应都是沉浸在触目惊心的传染病数据中。逃避现实者对灾难的反应同样延续到了现在，而《十日谈》就是描绘此类反应的代表作。薄伽丘先是简要地描述了可怖的佛罗伦萨瘟疫，然后就把一群年轻人送入了隔离区，作品的剩余部分就是讲述他们在那儿互相讲述的各种滑稽、下流的故事，而瘟疫本身就再也没有作为重点出现过。沉浸在充斥着婚内出轨和淫荡修女故事的世界中的确是麻醉自己、逃避疫情现实的一剂“良方”。没错，现在的我们也仍旧是这个样子。生活在14世纪的这些纨绔子弟所做之事同我们一口气看完网飞上的《性教育》（ Sex Education ）没什么两样。

“栩栩如生”——丹尼尔 • 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刻画的宗教狂热分子所罗门 • 伊戈尔

“医护人员的死亡率尤其高”——修昔底德在谈到公元5世纪发生在雅典的瘟疫时如是说

托马斯 • 曼（Thomas Mann ）和加缪对瘟疫本身并没有那么感兴趣，他们更乐意借助这个主题提出一些存在主义观点。《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中的瘟疫象征着一般意义上的死亡，就像是圣经中的灰马，一种可怕的神秘所在。曼笔下的瘟疫剥离了空洞，揭示了令人痛苦的真相。在曼的这部中篇小说中，瘟疫是主人公冯 • 奥森巴哈（Von Aschenbach）从自甘堕落走向自我毁灭的催化剂。与此同时，那些描写霍乱疫情的文字也有力且贴切。哪怕政府在霍乱开始时声明没什么好担心的，客人们也纷纷迅速撤离了威尼斯的旅馆。最终揭穿政府谎言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旅行代理人。他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廉洁度的质疑是我们在相应的环境中都不得不思考的。“那就是官方解释，”他颇有感触地用低沉的声调继续说道，“也就是此地的执政者认为应该坚持的说法。”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瘟疫”——这是尼尔 • 巴特雷特根据加缪作品《鼠疫》改编的舞台剧2017年在伦敦阿科拉剧院上演时的一幕

加缪则是真正的异类。人们常常把他的作品《鼠疫》看作对法国被占领期间经历的讽刺寓言，但现在看来加缪的文字也没什么讽刺的：他对主人公里厄医生（Dr Rieux）的描写看上去就像用自然主义手法阐述了一位身处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被迫面对的抉择，也即让谁使用呼吸机。在其他历史时期反复思考这场鼠疫的意义可能是一种颇为木讷的行为——对高卢人来说，这更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但现在阅读加缪的这部作品就像是在父母因施展巫术而受审时观看《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会忘却这部作品的寓言属性，只会好奇加缪究竟是怎么做到如此准确地描述疫情场景的：无论是民众恐慌性地抢购他们以为具有预防作用的薄荷，还是市级监狱内的高死亡率，抑或是精疲力竭的医护工作者、无聊到可怕的隔离场所，如此种种都是我们现在才开始刚刚熟悉起来的。

当然，在那之后，瘟疫就结束了。这是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的真正的好消息。瘟疫总会过去，大多数人总能活下来。修昔底德自己就染上了瘟疫但最终治愈。“瘟疫确实发生了，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描述疾病的种种特征。”修昔底德记录了公元5世纪在雅典肆虐的瘟疫并这样憧憬，“这样就能给研究这种传染病的人提供一些借鉴。万一瘟疫将来有一天卷土重来，也好让人们有所认识。”

“万一瘟疫将来有一天卷土重来”这句话体现了我们人类的狂妄自大。虽然我们现在总是说目前面临的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巨大危机，但如今经历的许多事其实早有先例。“由于医护人员长期暴露在疾病面前，这个群体的死亡率特别高，”修昔底德2 500年前写下的这句话可能会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我们曾经以为，致命的传染病只属于我们身后历史的一页，就像蜡烛照明和自己手挤牛奶那样古板且遥远。

死亡数字终于见顶并开始下降后，笛福笔下的市民们纷纷推开自家窗户，互相呼喊着分享这个消息。加缪笔下的奥兰城解放了，市民们费了半天劲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公元5世纪时的雅典仍在继续伯罗奔尼撒战争。疫情终将结束，无论社会因疫情而向好或向坏，抑或是原地踏步，我们都会看到最后的结局。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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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马塞尔 • 泰鲁（Marcel Theroux）是英国作家，他的作品屡获各类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