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英国最受爱戴的人物,一位94岁高龄的全球巨星。他制作的影片在很长时间里避免讨论人类对于地球的影响。现在它们拉响了警报——但是否为时已晚?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里斯托尔怀特雷迪斯路上的BBC摄影棚里召开了一场会议。与会者讨论了一位已经为BBC工作了将近40年、灰白头发的自由工作者即将退休的事宜。“我们需要想想,当这个系列结束后,谁会接手大卫的工作。”副制片人麦克 • 甘顿(Mike Gunton)记得他的上级如此说道。那年,大卫 • 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年近65岁,正在对电视片《生命的起源》(The Trials of Life)进行最终的润色,它也是艾登堡制作的第三部关于自然世界的宏大纪录片。这些电视节目在全球各地播出,建立起关于野生生物影片的新门类,或许甚至是一种新语言。这是一份上佳的遗产。现在是时候放手了。
数年后,当阿拉斯泰尔 • 福瑟吉尔(Alastair Fothergill)成为BBC博物组的领导,高管们仍然在为相同的问题忧心忡忡。BBC总裁要求他寻找到新一代的大卫 • 艾登堡。“我记得自己当时想着,那并非十分明智的想法。”福瑟吉尔说,“大卫 • 艾登堡一直好比是一棵雄伟的橡树,小树苗在这棵大树下面很难长大。”现在,麦克 • 甘顿已经升任博物组的创意总监。他仍然参加在怀特雷迪斯路摄影棚召开的会议。然而,在这个话题初次被提出的30年后,寻找新一任的“大卫 • 艾登堡”不再出现在会议议程中。“我们仍然没找到答案,我也不想要答案。”甘顿告诉我。
艾登堡出生于1926年5月8日,比现任英国女王晚17天。他像英国女王一样,已经变成动荡纷乱世界里的一个稳定的象征。艾登堡出生后的第二年,人类发明了电视机,但电视机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进入千家万户,而那时艾登堡正在开启他的事业。他制作的第一档电视节目的观众仅有一万人,当时的英格兰东南地区的那些观众注视着从客厅硕大的电视机闪烁播放的405线黑白图像。而在2019年春天,他制作的系列片《我们的星球》(Our Planet)成为网飞平台上观看量最高的原创纪录片,在首个月就有3 300万观众。同年秋季,BBC播放了《七个世界,一个星球》(Seven Worlds, One Planet),那是艾登堡撰稿并制片的第19部爆款系列片。
在英国社会分崩离析的年代里,艾登堡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接近于广受爱戴地位的公众人物。2018年,英国市场调查公司YouGov的民意调查显示,艾登堡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人物。2019年夏天,当他出现在金字塔舞台上时,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的观众大声呼号。艾登堡在多年前就超越了“国家宝藏”的地位。他现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球知名人物。他到访白宫和世界经济论坛,力劝各国总统、商界人士和公众去更好地保护环境,他逐渐被视为人类良知的守护者,而他本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做过头了。“那个拯救世界的人”,这便是我7岁大的女儿对艾登堡的形容。
“永远不会有另一位大卫 • 艾登堡。令他特别的因素除了他的个人特质,还在于他人生的机遇巧合。”福瑟吉尔说道。福瑟吉尔注意到,当艾登堡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球游历时,我们处在不同的地质世全新世。如今,我们生活在人类世中,而定义这个地质世的,是智人对地球的破坏性支配。“他比这个星球上活过的任何一个人类都见过更多自然世界,他也比其他任何人见过更多自然的变化,于是他感觉有种责任。”
尽管有各种恭维,但仍然有一项指控在数十年间一直尾随着艾登堡。批评家们争辩说,他为自己建构了独一无二的解说平台,只是没能讲述最最重要的故事:这颗星球上人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但70年间艾登堡在电视荧屏上大放光彩的一个原因是,他总是能察觉到公众态度如何改变,并随着时代变迁而调整立场。长期以来,他坚持自己制作的节目必须展现自然世界的奇观,而不提及人类世界。现在,他的最新系列片充斥了关于环境破坏的紧迫讯息。然而,他反对那些认为他已经改变的想法;他更喜欢的说法是,公众情绪出现变化。在谨慎的一生之后,尽管他本人并无意,可他已经变成一位行动的领头人和倡议者。
在他孩提时,艾登堡就爱上了自然世界,在莱斯特探索家四周的地区,寻找昆虫和两栖动物。他成长于一户教师家庭,在三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莱斯特大学学院的校长,而他的母亲是一位才华满溢的钢琴家。在他们的家中,教育受人崇敬。我在春季与艾登堡会面时,他聊起自己童年时的爱好——养殖一缸缸热带鱼,少年时骑着单车独自穿越英格兰北部,搜寻化石。
直至今日,艾登堡仍然是个收藏家(收藏了部落艺术品、书籍和音乐),但尽管有十多种物种以他的姓名来命名——其中包括一种不会飞的象鼻虫艾氏象鼻虫和一种恐龙属名阿腾伯洛龙属——但他不是博物学家。“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位出色的博物学者。”制片人及作家玛丽 • 科尔韦尔(Mary Colwell)说道,她在21世纪初时与艾登堡在博物组共事,“他根本不是博物学者,他是一位高明的讲故事者。每个人都认为他制作了这些节目。他并没有——但缺少了他,那些节目不会那么闪耀夺目。”
他说,当观众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科学智慧的源泉,情况变得糟糕。“好吧,我曾经是个生物学者,但我是个一无是处的观鸟者。假如我和一个观鸟者一同出门,我会紧闭嘴巴。我是个过得去的博物学者,但我并非无所不见,并非所有信息、知识、见解的源泉。”有时候,艾登堡的自我贬低听上去几乎像患上了冒名顶替综合征。当我要求他列出个人缺点,他眯起眼睛。“我太具说服力。”他哈哈笑着说,将自己的专长与西蒙 • 金(Simon King)和丽兹 • 博宁(Liz Bonnin)等其他野外生物节目主持人进行比较,指出自己的不足处。
2005年,在《灌木丛中的生命》的某集中,艾登堡与一只食鸟蛛一起出镜
尽管如此,许同僚都回忆到艾登堡如何以渊博知识令他们大吃一惊,并从这种能力中获得乐趣。《七个世界,一个星球》的执行制片人容尼 • 基林(Jonny Keeling)兴奋地给节目主持人展示一份之前从未获得过的中国川金丝猴资料带。他记得艾登堡当即说道:“哦,是的,学名叫Rhinopithecus roxellana。”艾登堡了解川金丝猴的方方面面,多年以前就试图拍下它们的影片。
艾登堡唯一接受的赞赏是对他的解说技巧的表扬。罗伯特 • 艾登堡(Robert Attenborough)是大卫 • 艾登堡的儿子,也是剑桥大学的一位人类学家,他记得年少时看着父亲作为宴会的东道主而风趣地讲述故事,钦佩父亲讲述滑稽故事的技巧。
在70年的电视生涯中,艾登堡的解说技巧受到了细细的磨砺——他首先还是个电视人。在剑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后,他娶了大学女友简 • 奥丽尔(Jane Oriel),放弃枯燥的出版工作,投身到崭新又充满魅力的电视世界。在他最初的一位上司认定他的牙齿太大,不适合当主持人后,他从幕后工作起步。1954年,艾登堡与伦敦动物园爬行动物主管杰克 • 莱斯特(Jack Lester)一起造访塞拉利昂,拍摄了一个新系列片《动物园探奇》(Zoo Quest)。片子的创意很简单:他们会捕捉野生动物——他们的塞拉利昂之行的收获包括蟒蛇、食鸟蛛和秃头岩鹛——带回伦敦动物园。一开始,艾登堡是制片人、导演、录音师和动物管理员。只是他最终成了主持人,因为莱斯特在拍摄了第一集后就病倒了。
《动物园探奇》以黑白形式播送,但它的原始彩色资料带(后来被BBC档案管理员发现)很漂亮。艾登堡以20世纪50年代清晰的BBC式发音讲述他的遭遇,从中察觉不到他后来更具表现力的风格。尽管《动物园探奇》中从殖民地猎取动物的点子相当过时,但每一集不仅聚焦于异国动物,也聚焦于他造访的人类世界。艾登堡撰写的脚本基于事实,尊敬自然,思想开放;他制作的影片以绝不耸人听闻的方式描绘塞拉利昂原住民的裸露现象、一夫多妻制和其他文化传统,以及猎捕动物的过程。
在之后的数年里,《动物园探奇》的新系列片问世,艾登堡的名声越来越响。他敏锐地注意到电视观众的看法,狡黠地调整适应迅速扩张的电视产业。到60年代初时,正如他在自传中承认的那样,《动物园探奇》看起来“越来越过时”。他意识到是时候改用新手段了。他的下一部《动物园探奇》在澳大利亚北部拍摄,回避了将野生动物带回英国的企图,转而描绘澳洲原住民的文化生活。
这趟澳大利亚之行激励了他,他开始在职攻读人类学研究生学位,但在他完成学业之前,他先受到诱惑,重新干起全职电视工作。1965年,他成为BBC二台的总监,那时的报纸专栏里援引了“电视专业人士”对这项任命略带猜疑的祝贺。起初,他被认为是个无足轻重的年轻“养眼花瓶”,但他很快就以“出乎意料”的成功获得喝彩。
艾登堡作为频道总监(后来升任为BBC两个频道的节目主管)是个厉害的创新者。1967年,英国政府决定,BBC二台会变成第一个转向彩色播放的电视频道,艾登堡着手充分利用彩色电视的优势。他让该频道播出彩色台球的斯诺克比赛,帮助构思新类型的运动:在泛光灯下进行的板球单日赛和联盟式橄榄球赛。
他的众多创新中,影响最持久的是“所有你需要知道的知识”类型的纪录片,而它的发端就是肯尼斯 • 克拉克(Kenneth Clark)创作的系列片《文明》(Civilisation)。艾登堡筹划了这套13集的关于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宏大系列片,展现了彩色电视的荣耀。这些仿佛纪念碑的电视系列片有了“长柄大锤”的称谓,之后有了关于人类进化、经济学和美国历史的电视系列片,在高雅的水准上一点也没有让步。但艾登堡相信,这种制作手法的最佳用武之地尚未出现,而那就是博物学。
艾登堡在BBC二台的成就使得他成为公司总裁的头号候选人。但他厌倦了高管生涯——被绑在办公桌旁,要开没完没了的会议——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辞去BBC的工作。“他不想待在高管的位子上,想要回去继续做节目,这一事实道出他身上一些十分重要的特质。”他儿子罗伯特告诉我。艾登堡渴望变得更具创造力,也看到总裁工作中涉及费力不讨好的政治攻防。“天使长加百列干不了BBC总裁的工作。”他向我点评道。
相反,他说服了BBC公司,说他可以创造一套《文明》风格的系列片,讲述植物和动物的进化。这套系列片用了三年时间才制作完成,预算庞大,为了获得资金,艾登堡只得向美国电视网推销起来。(他仍然喜欢模仿一个满腹狐疑的美国电视网高管在听说要给一部以“黏菌”开场的系列片提供资金而大吃一惊。)
1979年时,《地球上的生命》连续在13个周日晚上播出,每集片长55分钟。据节目的前制片人麦克 • 索尔兹伯里(Mike Salisbury)所言,系列片“首播时悄无声息”。尽管片子里的艾登堡身着狩猎服,脖子上挂着双筒望远镜,穿梭于异国他乡的地点,但最初的几集常常感觉像在用影片讲课。
但随着宏大的进化故事逐渐展开,系列片的人气变旺。片子的文案常常让人叫绝。“世界上有400万种动物和植物,”艾登堡说,“也就是对于存活一事的400万种不同解决方案。”倒数第二集是关于灵长类动物的,出现了艾登堡的令人难忘的首个“双人镜头”,由他和另一只动物一起出现在镜头前。在卢旺达,他加入一群理毛中的山地大猩猩,却仍然能镇定地念出解说词:“与我知道的任何其他动物相比,和一只大猩猩交换眼神有着更大意义,更多相互理解。”虽然一些事实已经改变——我们现在知道世上存在800多万个物种,而不是400万——但系列片捱过了时间的考验;有位剑桥大学的教授每年仍然给本科生们播放关于灵长类动物的那一集。
1958年,艾登堡向查尔斯王子和安妮长公主介绍他养的鹦鹉“考基”
对于BBC的老职员来说,历史被分成《地球上的生命》诞生前和《地球上的生命》出现后。“我们尚未意识到它会成为怎样改变电视业界的作品。”索尔兹伯里说,“等到片子播完时,一共有1 400万观众看过它。”系列片建立了电视业高管们称为“蓝筹”的爆款博物题材纪录片。据福瑟吉尔所述,当BBC公司放弃了它对大多数节目种类的优势,它仍然是博物类节目的杰出制作者。他说,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大卫”。尽管被多次模仿,这些爆款纪录片仍然成为全球性的出口品:就算这些系列片赚了钱,BBC也不会揭晓相关利润,但《地球脉动第二季》(Planet Earth II)和《蓝色星球第二季》被销售到全球235多个地区。
在《地球上的生命》大获成功后,艾登堡将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完成三部爆款纪录片,由《活力星球》(The Living Planet)探索生态,《生命的起源》揭晓动物行为的秘密。他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些不那么时髦的题材的系列片:行星、蜘蛛、竹节虫目昆虫和其他无脊椎动物。观众喜欢他的热情、机智和对于动物的感情,这些从他早年时在《动物园探奇》中用奶瓶喂一只小小的非洲蹊鼠时就看得出来。
从索尔兹伯里这样的博物部老手到现今的同事,每个人都描绘出艾登堡“在野外”的同一幅画面:他善于团队合作,携带装备,精力充沛,满怀好奇,不会虚荣自大,为人风趣,不会容忍笨蛋,有异乎寻常的好运。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则关于他的故事,说他加入一支毫无运气的队伍,原本两星期里监视目标物种毫无斩获,在他加入后那个物种(无论是匈牙利蜉蝣或北极熊)突然就进入视野。
到80年代初期时,艾登堡的节目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播出,他无论去哪里都会被人认出。但他尚未成为全球巨星(这是另一个让如今的他烦恼的标签)。直到最近,当艾登堡的系列片在美国电视上播出时,播出机构还是会将艾登堡的旁白替换成他们认为美国观众会更喜欢的声音。在2010年时,当《生命》(Life)在美国播出时,奥普拉 • 温弗里(Oprah Winfrey)担任旁白解说。
观众们往往臆断艾登堡在荧屏上说出的每个字都是他亲自写的,而电视行业的人认为他的旁白是别人为他撰写的。真相介于二者之间。艾登堡的脚本是制作团队撰写的,但他是一位非常缜密的编辑和改写者。甚至在如今,艾登堡都会重写每一份脚本,以便适应他本人的措辞,并检查准确性。
根据麦克 • 甘顿的说法,在摄影时,艾登堡不会丝毫不差地记住自己的台词。“他看着稿子,回来说: ‘如果我这么说,你有什么想法?’ 他的措辞和表达方式具备如此的力量。他和他的哥哥有着相同的基因。”这句话指的是过世于2014年、荣获过奥斯卡奖的演员及导演理查德 • 艾登堡(Richard Attenborough)。“我常常说,他是个和他兄长一样优秀的表演家。”甘顿说。
“你改变了节奏,你改变了音色,你改变了情绪,解说词就有了勃勃生机。”艾登堡告诉我,“假如最后一句话在10秒钟前,而不是一分钟前结束,那么你就是开始了一种不同方式。我不认为其他人会那么做。这是一种手艺,我实际上相当享受其中。”他的同事认为他的嗓音随着年龄而改善。“假如你回头看更老的节目,甚至是2001年起播出的《蓝色星球》,那时的嗓音还相当急促。”福瑟吉尔说,“现在是一位长者的嗓音,却变得更加有力,有着音色,带着情感的共鸣。”
艾登堡本人承认,他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人类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威胁。他说,在他年轻时,人们知道一些灭绝了的物种,譬如阿拉伯大羚羊和渡渡鸟,但“没有将这理解为重大生态问题。以事实而言,让我们说句实话,如果夏威夷雁不复存在,旋转的地球也不会真的颤动一下。”直到《地球上的生命》问世后,他才逐渐明白,物种的衰减是系统性,“实际上大熊猫在野外的消失代表某种重大改变”。
在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艾登堡的环保主义一直是老式的,发生在荧幕之外,支持了众多环保慈善组织。最初是在1966年时,诺丁汉郡艾登堡村当作玩笑一样请求艾登堡出席自然保护区游客中心的开幕仪式,自从那时起,他已经在英国各地自然慈善机构的数百个典礼上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讲。在野生生物信托(Wildlife Trust)的自然保护区中,很难找到一家游客中心没有将一块银色铭板放在显眼位置、公告它是“由大卫 • 艾登堡爵士开幕”的。
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这些善行弥补不了他们眼中艾登堡作为电视主持人的巨大失败。记者乔治 • 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就指控艾登堡制作影片,将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轻描淡写,没有确认驱动大灭绝和气候危机的力量,“有意识地制造出对于世界的虚假印象”。该记者还将这个案子提起诉讼。另一位环保人士告诉我,艾登堡具有无可挑剔的正直人格,但他在电视工作中对于物种灭绝和全球变暖议题的长期缄默造成大众认知的不足。
博物学家理查德 • 梅比(Richard Mabey)在电视行业工作过,后来几乎以一己之力复兴了英国的博物学写作,长期以来对这场争论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当《地球上的生命》在1979年播出,5年后《活力星球》播出,我就担忧一个事实,即节目中的世界让我认不出来。”梅比告诉我,“从节目中看到的东西都很壮丽,然而重要的是节目里看不到的东西——不见人类,不见环境退化。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理想化生物圈。”80年代初,梅比有次在午餐时碰见过艾登堡。“我真是很好奇地问他,为何这幅星球的图景中如此缺少环境冲突?他十分简洁地说道:‘那样我们不会有观众,他们会直接关上电视。’我听闻之后相当苦恼。”
今时今日的电视业高管在重复艾登堡的主张。一套爆款系列片的制作要耗费数百万资金,需要全球范围的资金。BBC的节目制作者害怕节目被视为“政治性”的。《七个世界,一个星球》推出时,基林坚持说它并非“说教”。正如长期为艾登堡担任制片人的迈尔斯 • 巴顿(Miles Barton)所言:“说教越多,收视人数越低。”收视人数越低,系列片赚的钱越少,下一部片子获得的资金越少。梅比理解这条方程式。“艾登堡对观众有影响力,”梅比说,“我吃不准他对掌握钱的人是否有影响力。我最初对于他的担忧是他早期制作的系列片里没有包括环境灾难的内容,这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公司压力,而非他的个人选择。”
在艾登堡还是个年轻制片人时,他就被灌输了一条原则——个人的信念不能公开播出。他总是维护自由主义建制派的价值观,在政党政治中立性上采取BBC传统方针。“我不是玩政治的人。我了解的是昆虫。”他在2017年时被问起英国脱欧事宜时,如此声明。(当他受到逼问时,他揭晓自己投票给留欧。)
像博物部的大多数人一样,艾登堡长期以来也是以“展现奇观,然后人们会关心世界”的主张来为自己的工作辩护。当我们在早些时候交谈时,艾登堡的表述更加直率:“人们应该关心自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世界很重要。如果他们对自然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一点也不会在乎。”
对于一位怀有同情的观察者来说,艾登堡的全部作品中缺少宣导影片,这点也许看来像是狡猾的政治计算,企图在长期范围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转变民意。但这也许刚好反映出艾登堡的脾性。“我制作博物类节目,不是因为我是个改变信仰的狂热者,对环境保育说教布道。”他告诉我,“我喜欢看着动物,看它们的行为。”艾登堡称赞那些更加大胆直言的主持人,譬如克里斯 • 派克汉姆(Chris Packham)。“克里斯值得受人钦佩,因为他会为了某些他认为重要的关于保育的东西而牺牲他的事业。他会那么做。希望他大获成功。”他说道。但那不是艾登堡的行事之道。他承认,他大概连被BBC公司下禁令的风险都不会冒。
在公开场合,他总是矜持谨慎的。记者常常留意到他拒绝在访谈中慷慨陈词。艾登堡的儿子说,父亲给予外界的形象是一位压抑情感的英国绅士,是一个属于他所属时代的人,而这根本不是他私下的样子。“我将他视为一个例外,他打破了英国男性的所有规矩。”罗伯特说,“在个人生活中,他对自己的情感并不腼腆。在那方面,我不会将他视为标准的英国男士——相比起来,他是个更热情的人,更善于表达的人。”罗伯特记起,当艾登堡的妻子简在20年前过世时,“他悲痛欲绝,表露无遗。”
尽管如此,他面对公众的缄默和天生的慎重使得他事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格外惊艳。
2004年11月,“全球变暖”一词被首次提出的将近20年后,艾登堡在比利时参加了拉尔夫 • 塞瑟罗恩(Ralph Cicerone)的一堂讲座。塞瑟罗恩是美国的大气化学专家,他呈现的图表展示出全球温度的上升,这最终说服了艾登堡,令他毫无怀疑地相信人类要为气候变化负责。艾登堡坚持说,对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他从来不是怀疑论者,他只是持着谨慎态度。甚至在塞瑟罗恩的讲座之后,艾登堡仍然相信他的工作是制作野生生物相关的节目。他担心人们会认为他将自己设定为气候科学专家。
然而,艾登堡的作品改变了。这种差别也许让博物部以外的人迷惑,但那儿的影片制作人将博物题材和“环境”题材影片的制作区分开。前一类影片关注动植物的生物学和行为;后者处理的是环境议题。由艾登堡制作、2006年BBC播出的两集电视片《气候变化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Climate Change)是他首次明确地面对全球变暖议题。三年后,《地球能容纳多少人口》(How Many People Can Live on Planet Earth?)问世,片子折射出他长期以来对于人类人口不断上升的忧虑。2019年BBC播出了艾登堡的一部新纪录片《气候变化:事实真相》(Climate Change: The Facts)。2020年,BBC会播出另一部纪录片《物种灭绝:事实真相》(Extinction: The Facts)。
2017年《蓝色星球第二季》的问世宣布艾登堡的爆款纪录片有了新的紧迫性,也就是用塑料包裹海龟、信天翁无意间喂塑料袋给雏鸟的画面来帮助转变大众对于废物和污染的态度。当我在2019年春天采访艾登堡时,他在网飞平台播出的系列片《我们的星球》尚未发布。这部片子的宣传重心更多放在拯救世界的急迫呼吁上,制片人福瑟吉尔热切地坚持片子的环保资格。与此同时,艾登堡看起来同样热切地一口咬定,它与他之前的作品并不悬殊:“如果你忘记那些废话宣传和新闻发布稿,结果怎样?片子展示出你见到过的最惊人的一幕幕画面——采用无人机,以你从未见过的方式拍摄下的美丽、惊奇、壮观景象,有让人难以置信的色彩,有澎湃的音乐,诸如此类,到了最后,影片说整个世界处于危境。那就是他们的做法。我对此并不羞愧,我认为这是完全有根有据的事。”
然而,当你坐下来观看《我们的星球》,奇怪的地方是它与艾登堡的宣传并不匹配。每一集的开始都是艾登堡讨论登月。“从那时起,人类人口翻了两倍不止,”他的旁白继续着,“这部系列片会展示仍然存在的自然奇观,揭示我们为了确保人类和自然兴旺繁荣而必须保留的东西。”系列片无情地回到这个宣言。它解释了雨林对于适合人类栖息的气候的重要性,几乎每组让人印象深刻的野生动物镜头都有艾登堡强调它们延续存在的不确定性。同样地,在《七个世界,一个星球》中,环保讯息不再局限于每一集末尾的呼吁。在第一集中,第一则关于气候变化影响的故事占据16分钟。从头到尾都有镜头强调人类作用——气候变化、污染、栖息地破坏、偷猎——导致地球的第六次全球物种大灭绝。“我们是一档展现野生动物行为的节目,我们有一整个镜头中没有出现一只动物——那是令人瞩目的改变。”系列片的制片人斯科特 • 亚历山大(Scott Alexander)说。
艾登堡作品的这个转变反映出影片制作者(尤其是博物部)对于他们在过去“打假拳”、手下留情的指控的回应。然而,正如艾登堡的抗议所提出的,对他而言迎合“环保”并不容易。“我根本不认为他是个天生的环保主义者。”一位昔日同事说,“涉及环保主义时,他并不雄辞闳辩。但你无法夺走他的智识、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以及他的正直诚实。”根据信源所述,艾登堡最初不情愿将塑料包裹海龟的故事放进《蓝色星球第二季》,又一次担忧“这会是条岔路”。假若真是那样——BBC资深高管予以否认——到系列片在2017年播出之时,艾登堡完全支持那一集的内容。“大卫真的引导了塑料包裹海龟的内容,在系列片播出前常常提起塑料的话题。”制片人迈尔斯 • 巴顿说道。
艾登堡在冰岛为《七个世界,一个星球》拍摄外景
艾登堡已是94岁高龄,对他的需要却远胜以往。他的女儿苏珊一直照看着他,徒劳地试图缩减他的演讲邀约和慈善奉献活动。BBC想让他为《地球脉动第三季》担任解说,但到那时他会有96岁。与此同时,他将大多数精力用来恳求采取根本性的行动,攻克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2018年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被选中代表全球民众向来自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演讲。在2019年初的达沃斯会议中,他质疑了经济永恒增长的常识,他争辩说,只有“一个疯子或一位经济学家”会坚持这个观念。
2019年10月的早些时候,艾登堡推出《七个世界,一个星球》,接受来自六块大陆的各国记者的采访,同时警方的一架直升机因为“反抗灭绝”抗议活动而在伦敦街头上空轰鸣。在首映会上,当我询问他,对于他的影片激起“反抗灭绝”活动,他有没有感觉不舒服,他尖锐地回答:“并不只有‘反抗灭绝’代表关心地球的民众。他们是一批关心地球的人士,但每个人都应该关心地球。我们是地球公民。我们占据支配地位,我们应当关心它。”
艾登堡过去支持了针对天气变化的罢课行动,也喜欢暗示现在地球属于年轻一代。显然,他仍然陶醉于周围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和社会变化,但基于本能,他固守于毕生扮演的角色——作为一名饶有兴趣的观察者,看着新一代人大声要求应对环境变化。“我有自己的那份子平台。我远离那个平台、试着尽可能平心静气的话会更好。”他在上周告诉我,“我很老,他们很年轻。他们有自己的技术和集团特质。这是他们的世界,而不是我的世界,那是肯定的。”
资料来源 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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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帕特里克 • 巴克哈姆(Patrick Barkham)为《卫报》撰写博物学相关文章。著有《岛民》《蝴蝶岛》和《獾之地》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