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 · 库普费施密特（Kai Kupferschmidt）

《科学》杂志特约记者

2020新年前夜，中国出现了聚集性肺炎病例的报道。10天后，肺炎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序列在网上公布。又过了几天，诊断性测试已经准备就绪。抗击新冠病毒，科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建立了动物模型和诊断方法，绘制了病原体在人体内的破坏路径，找到了对应的药物，并且开发了相关疫苗。

与科学的加速进展相伴而来的也有各种事故。像bioRxiv和medRxiv这样的论文预印本服务器成了快速分享信息的枢纽，但它们偶尔也以相同的速度传播错误信息。例如，一篇暗示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病毒的论文就出现在一个它不应该出现的平台上，还获得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同行评审期刊也出现了纰漏——《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错误地使用了据称数据来自全世界数百家医院的造假论文。

饶是如此，对那些愿意学习的人来说，2020年是一个观察科学运作方式的前所未有的良机——倾听专家们解释病毒和疫苗，看他们在推特上就论文内容互相批评，并且意识到科学中的不确定性和自我修正是优势而非缺陷。科学的研究过程甚少能像2020年这样展现得如此清晰。

然而，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应对由错误信息和欺骗构成的另一场“瘟疫”。两极化、政治化以及那种擅长在复杂事实上撒简单之谎的媒体生态系统，都做好了准备利用那些深受不确定性困扰的不安公众。

即便事实摆在眼前，已经有百万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也无论专家怎么说，还是有很多人淡化问题，甚至拒绝承认病毒的存在。同时，美国某些政客、医生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推销某些药物。白宫方面无视流行病学家提出的有关口罩抑制新冠病毒在人群聚集场所传播倾向的建议。在某些人看来，敌人并非病毒，而是科学家。许多研究者报告称受到了相关威胁和骚扰，女性研究者的情况往往更糟糕。此外，阴谋论也甚嚣尘上。

科学家自已也加剧了这种混乱与困惑。法国微生物学家迪迪埃 · 拉奥尔特（Didier Raoult）基于一项只有寥寥数名被试参与且没有真实对照组的研究大力吹捧羟氯喹。一度被斥为“草率科学之祸害”的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家约翰 · 约安尼迪斯（John Ioannidis）因为在某些研究中暗示并非所有新冠病毒都那么致命而备受指责。这样的事件助长了人们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渴望：能治愈一切的万能药；对疾病没有那么危险的一厢情愿；快速回到疫情大流行之前的生活。某些科学家出现这种反常行为可能是出于对公认观点的良性怀疑或是出于逆向思维，但这么做的结果让我们想起了之前打击烟草业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剧本：引发公众对相关证据产生怀疑与困惑，然后一切照旧。

众多研究者联起手来合作之时，科学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成百上千项小型药物研究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但两项大型实验——英国的“复苏”实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团结”实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羟氯喹等药物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毫无价值，同时也证明了一种价格低廉的类固醇药物地塞米松能够让新冠病例的死亡率下降1/3。新冠疫苗，也是成千上万科学家和医生努力合作的产物。

2020年诸多事件的结果不能仅仅是对潜伏在自然界中的未知病原体展开更多研究，还必须是一番志在复兴并加强科学与社会其余部分联系的努力。

—— 乔琦译自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