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 图尔钦（Peter Turchin）是全球研究松甲虫的专家，或许也是一位研究人类的专家。2020年夏天，他不情愿地在康涅狄格大学斯托尔斯校区与我见面。与许多身处疫情的人一样，他更喜欢限制自己与外人的接触。他也不相信我俩的接触有多少价值，因为他的数学模型已经告知我需要了解的一切。
对图尔钦而言，2020年是愉快的一年；而因为许多相同的原因，2020年对我们其余人来说宛如地狱。城市硝烟四起，民选领袖赞同暴力，命案激增——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这些都是末世前兆。对于图尔钦来说，这表明他建立的模型成功了。他的模型糅合了成千上万年的人类历史数据。（“并非所有的人类历史，”他一度纠正我，“仅仅最近一万年而已。”）过去十年里，他一直在警告人类，若干关键的社会与政治趋势预示“冲突时代”的出现，那时的骚乱暴动和大规模杀戮会比大多数美国人经历过的更可怕。2010年，他预测2020年左右民众骚乱会变得严重，而且在逆转上述社会与政治趋势之前，骚乱问题不会好转。如若出现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那种程度的暴动，就属最佳情况；最糟糕的情形是全面内战。
图尔钦说，根本性的问题是三项社会沉疴：首先是规模膨胀的精英阶层，可供分配的精英工作岗位又过少；其次是一般人口的生活水准日益下降；第三是无法承担其财务状况的政府。他建立的模型追踪人类历史中各种社会的这三项要素，因为过于复杂而无法以一篇非专业的文章来解释清楚。但这些模型成功地给非专业文章的作者留下好印象，大家纷纷将他与其他诸如贾雷德 · 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尤瓦尔 · 诺瓦 · 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宏观历史”作家做比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 · 杜泰特（Ross Douthat）过去觉得图尔钦的历史建模说服力不够，然而，2020年的情况使他成为图尔钦的信徒。杜泰特最近在播客节目中承认：“在这个时间点，我感觉你必须对他多加关注。”
戴蒙德与赫拉利的目标都是描述人类历史，而图尔钦为同侪展望遥远、宛如科幻小说的人类未来。在2006年问世的《战争与和平与战争》（War and Peace and War）一书（也是他最容易读懂的著作）中，他将自己比作哈里 · 谢顿（Hari Seldon）。谢顿是艾萨克 · 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中“特立独行的数学家”，能预测银河帝国的兴衰。图尔钦相信他已经在10 000年的人类历史数据中找到主导人类社会命运的铁律。
他说，人类社会的命运不会光明灿烂，起码对近期而言。“为时已晚。”他这么告诉我。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和深层次的，不是冗长的民主程序能及时修补以推迟混乱到来的问题。图尔钦将美国比作一艘径直驶向冰山的巨轮：“假如你召集船员来讨论该往哪个方向转弯，你就会不能及时转弯，会径直撞上冰山。”过去的十年，出现过各种讨论。而你现在听见的嘎吱嘎吱声——仿佛钢铁扭曲、铆钉松脱——是巨轮撞上冰山的响声。
图尔钦预测：我们几乎注定要过上糟糕的5年，可能10年或更久。他说：“问题在于有太多像我这样的人。”“你是统治阶级。”他以稀松平常的语气说道。三项驱动社会暴力的要素中，图尔钦最为强调的是“精英过剩”（elite overproduction）——社会统治阶级人数的增长比供他们填缺的岗位数量更快。统治阶级增加的一种方式是生物繁衍——想想沙特阿拉伯吧，那的王子与公主诞生的速度比为他们设立的王室职位更快。在美国，精英阶层通过经济和教育的向上流动扩大规模，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富裕，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二者听上去都不坏。我们难道不希望美国人都富有、接受教育？当财富和哈佛大学学位像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头衔一样时，问题就会出现。假如有许多人拥有财富和一流大学的学位，但只有其中部分人掌握真正的权力，那么手中无权的人最终会与掌握权力的人决裂。
图尔钦告诉我，你可以观察到美国有越来越多身怀抱负的人争夺著名法律事务所、有影响的政府闲职或全国性杂志社的岗位。图尔钦大概留意到我的T恤衫有破洞，特地指出人可能属于意识形态上的精英而非经济精英。（他并不将自己视为意识形态的精英或经济精英。一名大学教授顶多向几百个学生传播理念，他告诉我：“你的受众是几十万读者”。）精英岗位的增长赶不上精英人数的增长。美国至今仍然只有100个参议员席位，但有远远超过这个数量的美国人拥有足够的财富或学位，认为他们应该去管理国家。“现在的情况是，有好多精英在争夺同一批席位，他们中的部分人会转变成反精英（counter-elites）。”图尔钦说。
精英过剩造成反精英的出现，而反精英在普通人中寻觅盟友。假如普通人的生活水准降低（不是相对于精英人士而言，而是相对于普通人昔日的生活水准），他们会接受反精英发出的提议，开始为运动的“拖车”（tumbrels）轮轴加润滑油。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糕，极少数试图将自己拽上精英救生船的人被早一步上船的人推回水中。崩溃的最终触发事件往往是国家破产。到某个时候，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变得代价巨大。精英人士必须用救济和免费发放的手段来安抚满腹怨气的公民，当这些手段无力维持时，他们只得采用强力手段，逮捕异议人士，镇压民众。最终，国家用尽所有的短期对策，因此，持续的文明土崩瓦解。
如果这种瓦解没有发生，图尔钦的预测会更轻易被驳斥为酒吧理论。如果未来10年像他说的灾祸不断，那么他的见解将不得不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来解释——当然，假设还有大学可以雇佣这样的人。
图尔钦其人其事
1957年，图尔钦出生于苏联的奥布宁斯克。图尔钦7岁时，全家人迁居莫斯科，又在1978年时流亡至纽约。图尔钦在纽约大学学习生物学，后来在杜克大学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
图尔钦撰写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墨西哥豆甲虫的，墨西哥豆甲虫是一种外形与瓢虫相像的可爱昆虫，分布于从美国到危地马拉之间的区域，以豆科植物为食，属于农业害虫。图尔钦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时，生态学正在像其他学术领域一样演变发展。研究昆虫的旧方法是收集昆虫，描述它们的样子：数它们有几条腿，测量它们的腹部尺寸，将它们钉到塑合板上，以供日后参考。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图尔钦意识到，他想要了解的关于甲虫的一切他都弄懂了。图尔钦说，“我放弃生态学，因为我解决了相关问题。”
2003年，图尔钦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生态学专著《复杂种群动态：理论与经验的综合》（Complex Population Dynamics： A Theoretical?/?Empirical Synthesis）。之后他告诉在康涅狄格大学的众多同事，他会永远告别生态学研究领域，尽管他会继续以终身教授身份从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系里获得薪水。图尔钦说：“我是与一门旧学科离异，‘娶’一门新学科。”
他的最后几篇论文之一刊登于期刊《欧伊寇斯》（Oikos）上。“种群生态学有没有一般定律？”图尔钦问道。大多数生态学家都说不存在：种群拥有自身的动态情况，每个种群的处境都不一样。松甲虫繁殖、失去节制、毁坏森林，但那不意味着蚊子种群或蜱虫种群的涨落会遵循同样的规律。图尔钦提出，“有一些十分像一般定律的观点”能应用于生态学。生态学长期收集数据，将数据归类，如今有足够的数据来描述这些一般定律，并不再假定每个物种各有特质。“生态学家知道这些定律，也应当称呼它们为定律。”他说。譬如，图尔钦提出：有机生物种群的增长或衰退呈指数方式而非线性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假如你买两只豚鼠，很快就是满满的一屋子豚鼠，然后一片社区里到处都是豚鼠。这条定律十分简单，拥有高中数学程度的学生就能理解。当时，图尔钦应用于生态学的定律，以及他坚持称它们为定律的做法引起不少争议。现如今，这些定律被教科书引用。
历史动力学
离开生态学领域后，图尔钦开始相似的研究，试图为另一个物种——人类——阐述一般定律。长久以来，历史学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图尔钦告诉我：“所有学科都经历数学化的转变，当我遭遇中年危机时，我正在寻找一个研究主题，让我可以帮助它朝着数学化学科的目标转变。只剩下一个学科尚是空白，那就是历史学。”
历史学家阅读书籍、信件和其他文本，偶尔会发掘陶器碎片和货币。但对图尔钦而言，仅仅依靠这些研究方法就等同于研究昆虫时仅仅将它们钉到塑合板上，数它们的触须数量。如果历史学家不打算亲自引进数学化变革，他会冲进历史学系，替他们做这件事。
“对于历史有没有一般定律，科学家与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2009年出版的《世俗周期》（Secular Cycles）中，他与合著者如此写道，“我们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研究历史社会能采用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研究自然系统的同一套方法。”图尔钦建立一份期刊《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专注于“寻找能解释历史社会运作与动态的一般原理”。（“历史动力学”这个术语出自他之手；在希腊神话中，Clio是司管历史的缪斯女神。）
为了帮助壮大这本期刊相关的研究，图尔钦策划了一份历史数据与考古学数据的数字档案。他告诉我，这些资料的编纂需要精细的技巧，因为譬如说，判定中世纪法国有志成为精英的阶层规模的方法也许就不同于对当今美国相同阶层规模的度量方法。但一旦数据输入完毕，经过图尔钦和相关历史时期专家的审查，这些数据能对历史现象提供迅速和有力的启发。
图尔钦最不受人欢迎的一项结论是：复杂社会出自战争。战争的作用是奖励能自我组织起来抗击外敌并存活下来的社区，也往往摧毁那些简单和小规模的社区。我们所处的社会富裕、复杂，拥有大学、博物馆、哲学与艺术。他说：“没人想要接受这样的说法：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是因为战争这样的丑陋之事。”然而，数据很清楚：达尔文过程选择了复杂社会，因为它们消灭了那些较为简单的社会。认为：“民主优于与其竞争的其他制度的地方在于：民主能从其本质之善和道德改善中寻获力量”，这种观念纯属想象。相反，民主社会之所以繁荣昌盛，是因为它们有被外部敌人消灭的记忆。图尔钦说，他们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避免灭绝，而对集体行动的记忆使得民主政治在当下更容易实行。采用民主体制和为了生存而必须进行战争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图尔钦的另外一条不受欢迎的结论是：民众骚乱会很快降临到我们头上，可能会让国家分裂。2012年，图尔钦再次用数据库发表了一份对美国政治暴力的分析报告。他将1780年至2010年间的1 590起事件（包括暴乱、私刑处死、造成至少1人死亡的任何政治事件）予以分类。有些时期平安无事，另一些时期无比血腥，残酷暴行的高峰出现在1870年、1920年和1970年，呈现50年的周期循环。图尔钦将美国南北内战等极度暴力事件排除在外，认定它属于“特殊事件”。这个排除的做法也许似乎可疑，但对统计学家而言，“剔除离群值”是标准做法。对比之下，历史学家和记者倾向于聚焦离群事件（因为它们很有趣），有时遗漏更宏大的趋势。
受到这种暴力与和平之间的振荡、以及精英过剩成为反复出现的美国大灾变的第一征兆的启发，图尔钦做出了关于2020年的预测。2010年，《自然》杂志对科学家做调查，询问他们对于未来10年的预测，图尔钦提出了末日预言，除非进行基础性改革，否则无法阻止又一次暴力转折。
就整体而言，图尔钦给出的药方含糊又难以分类。有些政策听上去像出自参议员伊丽莎白 · 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主张（向精英征税，直至精英人数变少），另有一些政策（譬如号召减少移民，以便让美国劳工保持较高薪酬水平）像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其他政策就只是说说而已。譬如，他反对以文凭为导向的高等教育，声称这种方式批量制造精英，却不为他们批量生成工作岗位。他告诉我，这些政策的框架在“制造过剩精英，其中有些变成反精英”。更聪明的手段是：保持小规模的精英，保证普罗大众的真实薪酬持续增长。
要如何做呢？图尔钦说，他其实不知道答案，这也不是他的工作。他告诉我：“我并非在考虑特定政策。我们需要阻止精英过剩的失控过程，但我不知道有什么手段管用，也没人知道。征更多税？提高最低工资？统一基本收入？”他承认这些可能的措施都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影响。他回忆起自己还是个生态学家时听到的故事：美国国家森林局曾经实施一项计划，旨在用杀虫剂减少树皮甲虫的种群数。结果发现：杀虫剂实际上杀掉更多树皮甲虫的捕食者超过杀掉的树皮甲虫数。这项干预的结果是树皮甲虫的数量比以前更多。他说，这件事的教训是要采取“适应性管理”，随时改变和调整你的手段。
学界如何看待图尔钦的理论？
总体而言，历史学家尚未接受图尔钦的理论。从至少19世纪起，历史学已经接纳了“历史十分复杂”的观念，到今时今日，大多数历史学家相信，人类活动的多样性会挫败任何企图提出一般定律的尝试，尤其是预测性的定律。相反，每个历史事件必须得到详细描述，每个历史事件的特质与其他事件的关联是有限的。一件事导致另一件事，这种因果模式能告诉你另一个地方或另一个世纪中事件的顺序；这种想法不属于历史学领域。
人们甚至可能会说，将历史定义为人文事业的信念是：它不受科学规律的支配；人类社会的运转不像台球。如果从某些角度排列，用一定的力量打击，台球必然裂开，然后滚向战争的角落口袋或和平的侧袋。图尔钦反驳说，他以前听过历史复杂的说法，而科学方法的持续应用已经在管理复杂性方面获得成功。他以温度概念为例，温度如今显然是可以量化的，我们会嘲笑那些觉得温度过于含糊而无法测量的想法。“在人类知道温度是什么之前，你所能做的就是说你热或冷。”图尔钦告诉我，热或冷的概念依赖于许多因素：风、湿度、普通人类感知冷暖能力的差别。如今我们有了温度计。图尔钦希望为人类社会创造一只“温度计”，它会测量人类社会何时可能麋沸蚁动、爆发战争。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是一位能用数学行话与图尔钦对话的社会科学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赵鼎新过去也是一名精通数学的生态学家。赵鼎新告诉我：“我有着自然科学教育背景，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图尔钦。如果你从自然科学改换门庭到社会科学，你掌握一种看待世界的强大方式，但你也可能犯下大错。”
赵鼎新说，人类比昆虫复杂得多，“生物物种不会以十分灵活的方式谋划。”在1 000年的进化后，啄木鸟会想出巧妙的方式来将鸟喙戳入树中寻找食物；它甚至可能拥有社会特征——首领位置的啄木鸟可能扑翅要求居于老二位置的啄木鸟让它先品尝美味的白蚁。然而人类是更为狡猾的社会性动物，赵鼎新说。啄木鸟会吃白蚁，但它“不会解释：它这么做是因为那是它的天赐权利。”赵鼎新说，人类一直使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为了理解“特朗普的决策”，自然科学家必须结合人类策略、情绪和信仰等复杂方面。赵鼎新告诉我：“我实现了这个转变，彼得 · 图尔钦尚未转变。”
尽管如此，图尔钦还是填补了那些厌恶科学、讨厌对过往的宏观视角的专业历史学者所留下的史学空隙。他将自己置于倾向总结性思考的俄国传统中，以托尔斯泰的风格思索历史的路径。相比之下，美国的历史学家大多像微观历史学者。极少人敢于撰写美利坚合众国历史，更勿论人类文明史。在图尔钦看来，历史的弧线与其说是朝向进步，还不如说是绕回到原路上，像一条永不终止的循环，有繁荣的高峰，也有萧条的低谷。这令他与美国的历史学家意见不一。
假如你接受过历史领域之外的训练，以这种总结性、周期性的方式写作历史更加容易。“假如你看一下谁在做这些宏观历史研究，你会发现那些人常常并非真正的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沃尔特 · 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告诉我。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以一本书写尽13 000年的人类历史。该书的作者贾雷德 · 戴蒙德在其事业生涯的前半生是一位全球顶尖的膀胱生理学专家。斯蒂芬 · 平克（Steven Pinker）是一位研究儿童如何学习词类的认知心理学家，他撰写的宏观历史著作，介绍数千年间的暴力下降，介绍人类从启蒙运动起兴盛壮大。我向历史学家打听这几位男士（出于某种原因，宏观历史几乎毫无例外是男性的追求），大多数受访者都使用“笑柄”和“明显带有偏见”这样的措辞来形容这些男士。
平克反驳说，历史学家憎恨他这类“进入历史学的空降客”将科学方法应用至人文学科、得到用旧方法捕捉不到的结论后获得的关注。他对图尔钦所宣称的历史周期有所怀疑，但他对数据驱动下的历史探究深信不疑。“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嘈杂、认知偏见的盛行，通过选择那些符合某些人的论述的事件，人很容易受到误导而相信存在所谓的历史周期或历史趋势。”他说。唯一的答案是使用大数据集。平克感谢传统历史学家校订整理这些数据集的工作；他在一封电邮中告诉我，历史学家“理应凭借原始研究工作得到不一般的赞赏”。平克认为，“传统史学和数据科学没理由不能融合成一项合作事业。了解某件事很难；我们需要利用每一项能获取的工具。”
南方卫理会大学教授古尔蒂（Guldi）是一位接纳新研究工具的学者，这些工具之前受到历史学家的蔑视。她是数据驱动史学的开拓者，考虑的时间尺度超过人类的一生。她采用的主要技术是文本挖掘——譬如说，对国会辩论记录中保存的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进行筛选，为的是弄清大英帝国最后一世纪中的土地利用史。古尔蒂也许看上去像历史动力学的潜在招募对象，但她对数据集的研究方式根植于人文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她计算词频，而不是试图寻找途径去比较各个文明的几类大而模糊的指标。她告诉我，图尔钦得出的结论质量要看他的数据库质量，任何数据假如试图将“哪些人构成社会精英”这样的复杂概念变成代码，再试图在横跨千年的范围内，对远隔重洋的地区进行逐项比较，那么它肯定会受到传统史学家的怀疑。图尔钦的数据局限于一万多年（或者说是大约200轮人生）内观察到的全景特征。以科学标准来说，200这个样本规模很小。
然而，200轮人生至少比只观察一轮人生的普通历史学视野更具野心。这个野心也得到了回报，除了有权吹嘘自己有可能揭示了人类遭遇过的所有情况，图尔钦还得到每位作家都梦寐以求的东西：受众。在小范围内做思考极少能让你的言语被《纽约时报》引用。
一些历史学家私下告诉我，他们认为图尔钦使用的工具虽然有点粗糙，但威力强大。历史动力学如今被列在一份长长的研究方法名单上，这些研究方法曾进入历史学领域，许诺要革新历史学。其中许多研究方法昙花一现，但另一些方法则幸存下来，在日益扩大的史学工具箱中获得一席之地。图尔钦的研究方法早已显示威力。历史动力学提供了科学假说，人类历史会给予我们越来越多的验证机会，检验历史动力学做出的预测，揭晓图尔钦到底是一位哈里 · 谢顿式的人物，或仅仅是一位诺查丹玛斯。而为了我自身利益的缘故，我到希望这位思想家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
资料来源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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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是《大西洋》月刊的在职作家，著有《陌客之道：遭遇伊斯兰国》（The Way of the Strangers： Encounters With the Islamic 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