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候补到明星，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女性分享她们的科学成功之路。
《引领潮流：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女性科学家们》（Ahead of the Curve：Women scientists at the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凯瑟琳 · 韦斯顿著
1986年5月，博士生凯瑟琳 · 韦斯顿（Kathleen Weston）的名字出现在《自然》期刊一篇名为“性别歧视广告”的通信作者首位。在这篇通信的46个署名作者中，一半是在英国剑桥的医学研究理事会（MRC）下属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工作的女性。她们谴责这份期刊上刊登的一系列暗示“男性（某些广告中是雄性动物）是思维严谨的科学家，而女性只是愚蠢装饰物”的广告。
如今，在很多国家，女性研究人员都不太可能碰到“她们从事的职业是男人的天下”这种说法了。这部分要归功于一些女性科学家的成就，如LMB自1962年创办以来在此工作的635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引领潮流》一书中，作者韦斯顿重点解答了部分人心中的问题：这些女性科学家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她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物。LMB这座拥有800多名科学家和辅助人员的研究机构，总共产生过27位诺奖得主。对于希望在结构生物学、蛋白质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前沿领域工作的研究者来说，LMB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韦斯顿在1983年来到这个实验室时，发现这所机构有些“可怕”，倒不是因为歧视女性，而是因为LMB“歧视平庸”。她的这部作品主要基于LMB诸多女性研究者的访谈。这些女科学家在压力巨大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并进而成为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头人。
诺贝尔奖得主、分子生物学家伊丽莎白 · 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LMB是否存在某种预选机制，让进入这所机构的女性总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这些女性的成功有如下的基础：非凡的能力、面对挫折时的巨大决心和毅力、每周工作6天或7天、每天工作15小时。细胞遗传学家萨拉 · 泰克曼（Sarah Teichmann）回忆说，自己在本科生阶段“一直在做研究，即便是平安夜和圣诞节也不例外”。
她们对科学的热情超越了一切。“LMB的科研氛围非常自由，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尝试任何事情，那种氛围太奇妙而且很有帮助。”免疫学家菲利帕 · 马拉克（Philippa Marrack）说，她1968—1971年在LMB做博士研究。
应得的荣誉
分子生物物理学家琼 · 斯泰茨（Joan Steitz）的科研生涯在美国起步，当时，她很明显遇到了很多人为障碍，比如因为她是女性而拒绝收她做博士生。因此，当斯泰茨于1967年进入LMB做博士后研究时，她感到了解脱。“这里只有对科学的不断讨论，”她说，“LMB鼓励所有人同像马克斯（马克斯 · 佩鲁茨，诺贝尔奖得主、LMB主席）这样的学者互动。”斯泰茨研究的是RNA测序技术，指导她的则是这项技术的先驱、LMB部门主管弗雷德里克 · 桑格（Frederick Sanger）。斯泰茨在基因表达领域作出了关键发现，并且在1969年成为第一位在LMB年度讲座周上发言的女性。“在某些地方，你取得的成就不会得到认可，但在LMB，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她说。
韦斯顿书中提到了数名为了配合丈夫工作（学习）调动而做出相应职业选择但仍取得重大成果的女性，斯泰茨就是其中之一。分子生物学家丹妮拉 · 罗兹（Daniela Rhodes）当初之所以来到LMB，在生物物理学家阿龙 · 克鲁格（Aaron Klug）手下担任技术员，是因为她的丈夫当时在剑桥学习。后来，她又在这里攻读了博士学位，并且在1987年成了第一批获得实验室研究小组组长终身职位的女性之一。布莱克本则随她的丈夫去了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正是在那里，她开启了后来为她赢得诺贝尔奖的端粒研究——所谓“端粒”，就是一些能够保护染色体的重复序列。
细胞生物学家玛丽安 · 比安（Mariann Bienz）和休 · 佩勒姆（Hugh Pelham）因热激蛋白的研究而相识并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前者当时是LMB的博士后，而后者则是刚上任的组长。后来，比安又辞掉了瑞士苏黎世的助教工作，回到LMB担任小组组长，薪酬减少了40%，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能与佩勒姆以及他俩的孩子一起生活。比安表示，孩子还小的时候，她的产出“有点下降”，但后来，她在2007年成为细胞生物学研究部主管，如今已是LMB的副主任。
这些女性科学家研究的问题涵盖广泛。分子生物学家梅利纳 · 舒（Melina Schuh）领导的小组与剑桥郡试管婴儿诊所合作，第一次用高分辨率显微镜捕捉到了正在发育的人类卵细胞。泰克曼的研究领域则是宏观生物信息学，她在LMB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成天“伏在电脑前”给蛋白质结构分类。
不过，她们的奇闻轶事反映的是她们管理实验室方式的相似之处。举个例子，泰克曼的博士后工作是在伦敦大学学院结构生物学家珍妮特 · 桑顿（Janet Thornton）的实验室完成的，那所机构“开放、愉悦且民主的管理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泰克曼的工作方式。
目前及之前在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的部分女性科学家
平衡上升管道
10年前，韦斯顿放弃了科研工作，转行成为科学作家。她在《引领潮流》一书中的叙述很是生动，但由于故事的主线是站在LMB以及更早之前成立的一些研究机构的角度，讨论分子生物学的历史，难免有时会因对技术细节的详细描述而弱化了科学家本人的故事。只有一小部分读者看得下去对披着网格蛋白外衣的囊泡或是超突变在抗体多样性中所起作用的细致解释。
如今的LMB，一半的博士生和博士后是女性，但担任研究小组组长的只有大概1/4是女性。比安是最近差不多60年里LMB四个部门中的唯一一个女性主管。女性上升通道狭窄是全球性问题，因此，把侧重点放在她们的成功故事上也算一种不错的回避手段。然而，韦斯顿却直截了当地指出，期望在LMB大展拳脚的女性同样面临着诸多令女性在学术界举步维艰的问题：榜样的匮乏、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需要、上级领导在职务任命中无意识的偏见、对自我能力的否定倾向以及薪酬差异。不过，韦斯顿没有对以下事实做任何评论：她的大部分采访对象都受过良好教育且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另外，所有采访对象都是白人。
无论如何，有一点都可以肯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女性科学家的不断超越，科学才变得更加丰富。如今，这些女科学家都在指导女性同行，并且时常游说她们所在的机构实行更方便兼顾家庭的制度。韦斯顿曾建议，学术界不应该在女性（比如她本人）找到回报更高的工作时感到焦虑不安，而应该让这种转行也变成男性的积极选择。“或许，学术界需要更多支持杰出女性，削减不出色男性的上升机会。”韦斯顿总结道。
资料来源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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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乔治娜·费里（Georgina Ferry）是现居英国牛津的科学作家，作品包括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和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