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毅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要做身体健康的民族。”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业已成为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件大事。何谓中医药？这个问题人们往往会从“中医”与“西医”对比的角度来理解。当我们从历史脉络中寻求对中医药概念解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不仅有“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之说，还有“中庸之医”之解，更会对什么是“中国之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尚书 大禹谟》中讲到的“允执厥中，惟精惟一”，这也可以称作为中医的科学之道。中医之道和中庸之道，都是在比较和研究当中寻求最佳路径，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求真、格物致知的重要反映。中医药，既是健康的学问，更是中国人的生命智慧，也必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模式。
抗疫成就对中医药发展的启示
2020年，抵御新冠肺炎的武汉保卫战中，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医护团队共派出了252人，其中227人进入了包括金银潭医院在内的一些重症病房。中医药对轻型、普通型患者能够快速地改善症状，尤其是在阻止轻症转变为重症的治疗中优势非常明显，对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取得了明确的疗效。在雷神山病区里，中医药治疗率达到100%，零死亡、零复阳、医务人员零感染，不仅为体外膜肺氧合（ECMO）救治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病患病情，降低治疗成本。经统计，采用中医药治疗的病人人均住院费用仅7 500～7 900元，平均重症的治疗费用低于13 000元，中医药赢得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效率，不但有效，而且在卫生经济学方面展现了独特优势。
2022年，抵御新冠病毒的“大上海保卫战”打响。中医药在一个超过2 7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中，开展更为广泛的预防干预、救治与康复。在前期干预中，预防方药对人群的保护作用十分明显。仅各类中药汤剂就发放了4 700余万人份，这样的全人群、全覆盖干预在特大城市防疫中还是第一次。公共卫生的一项研究显示，服用中药的重点人群其感染相对风险能够减少约60%，而未服用中药干预方面的密接人群阳性检出率是服用中药者的3倍以上，受干预人群的睡眠、食欲、排便等整体状态明显优于未服用中药的人群，这完美诠释了“上工治未病”的理念。相比于“武汉保卫战”，中医药治疗策略在“大上海保卫战”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除了全市22家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院外，20多个省份调集了近万名中医医务人员，接管了4家定点医院，参与了32家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的新冠救治。经过三年的抗疫斗争，中医药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针对新冠病毒的成熟技术，并且在与西医和其他多学科的联合救治中，对于作用发挥的靶点、临床技术路线更加清晰。一是辨证论治，面对本轮疫情老年危重症患者偏多的情况，中医药充分挖掘“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精义，用大黄通腹气，同时用大剂量的人参，不仅能固元气，在基础疾病下维护生命体征，还能明确抑制病毒引发的炎症反应，起到了解热、抗炎、抗休克的作用，在这次老年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二是各方通力协同，最大限度地前移治疗关口，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拔河”。对于危重症患者，专家集体会诊指导后两个小时之内，中药保供单位就将代煎的中药送到了床边。通过一人一策、一人一方甚至一天一方的精准分类，发挥中医药的个性化治疗特长，对快速降低死亡率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中药救治、中西医结合成为上海方案的亮点特色之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于文明强调：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一个重要抓手，显示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上海科协主席陈赛娟院士也曾明确指出：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就在于治未病、辨证论治、多靶点干预，无论在临床救治还是社区的防控上，坚持中西并重，推动中药的深度全过程的参与救治，都能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确实起到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作用。中医药的优势就在于其作用机理并非一味依赖“外力”来抑杀病毒邪气，更不是被动地等待“自愈”，而是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体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修复、自我防御的“正气”功能。《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疫毒之所以侵犯人体，主要由于人体的“正气虚”。所谓“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强调治疗措施是标、病人的正气才是为本，只有“标本相得”，“邪气乃服”。武汉与上海两次阻击新冠病毒的战斗正是中医药现代应用的鲜活实践。我们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洪流之中，中医药发展之路必须牢牢把握住自身的独特优势。诚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所说：当我们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胸怀，全面回顾、总结、交流中医药、中西结合在抗击新冠肺炎斗争中的宝贵经验时，事实展现给我们的正是中西结合的重要作用与中医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智慧和文化基因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曾创造过多个世界第一。东汉华佗用“麻沸散”进行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是世界上第一个用人工呼吸急救病人的医生。晋代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不仅记载青蒿截疟，还用海藻治瘿，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用含碘食物治疗甲状腺疾病。人痘接种术的发明起于明隆庆年间，是对人工特异性免疫法的一项重大贡献，18世纪中叶由我国传遍欧亚各国。1796年，英国人詹纳（E. Jenner）受其启示，试种牛痘成功。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写到：“我听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因此，大医精诚、与时俱进、治病救人是中医一贯的追求。
“方技者，生生之具”。中医药是科学，是探究人体生理与病理奥秘的一门学问，更是中国人对生命现象、对于身心健康的一种独到的理解和大美智慧。
中医药讲求养护人的“精气神”。《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内部有一种生化和制约并存的自稳调节机制，所谓“亢害承制”，即生化和制约机制必须和谐协调才能精气充足，神气旺盛，可以抵御致病因素的侵犯。中医药将人的健康状态描述为“阴平阳秘”，这就是一种机体的“内稳态”。如何维护这种状态？《内经》提出要“必先五胜，调畅气血，以致中和”，也就是要注重五脏六腑生理功能的协调，推动气血的流畅。这样的状态被称之为“和”。
中医药讲求“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谓“养生先养心”，治病重在治神，这是在提倡“形具神生，神能驭形”辩证唯物观的基础上，对于身心和谐重要性的充分强调。《黄帝内经》中提出“节欲养神”“独立守神”“积精全神”“四气调神”等诸多理念，始终把养神、治神放在首位。假如病人“神不使”（即精神崩溃时），疾病必不可治。这就提示了面对疾病时精神心理因素对于治疗效应和预后转归的重要性。当然，中医的神不仅是指精神心理领域，更是指人体的“神机”，突出的是身心的和谐统一。
中医药讲求“用药必须中病即止”。无论是治病还是养生，都忌讳对于“药物”的依赖。药物调养是“自然的助手”，而不是“救命的稻草”，过度用药反而损伤正气。《黄帝内经》记载：“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对于重病可能要下猛药，但前提是中病即止，避免损伤正气。如在临床上滥用抗菌素和大剂苦寒尅伐之品等伤及正气的药物就应该引以为戒。即便是无毒之品，中医学也主张“十去其九”，留下空间就是为了调动人体自我康复的能力，否则人体很容易成为一个“补药罐子”。
中医药的智慧发端于古人对生命的朴素认识，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
中医崇尚“自然”，强调天人合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是一个规律中互相比较的存在。中医的方法学除了观察学外，还有援物比类，用大宇宙比喻小宇宙。“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无论治病养生都是把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修复、自我防御这四大功能调整好，以达到“正气”充沛的目的。无论是中药、针灸，还是推拿、导引，中医药都是通过激发人体内在，间接地产生更多有利于自身调节、控制、修复的物质，达到防御治愈疾病的效果。这种自然之美、间接之美正是中医具有的独到“魅力”。
中医重视“度”，以“中节”为要。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 人的精神气血都是有限的，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这就是所谓“度”的观念。从精神上，人要追求“真善美”，保持积极向上的世界观，要有一股正气的人生观。中国太极文化的“阴阳合抱”和“圆”，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对于中医药的自信应该是多方位的。中医药的自信靠的不是“神医”个体，而是来自于历史与实践的记忆。它是中国人几千年抗击疾病、研究人体生命奥秘的科学总结，这种高度辩证的疾病防治观，蕴含着非凡的哲学意境和审美意趣。
中医药现代融合发展之路
今人非古人、今药非古药、今病非古病。中医药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沃土，从古老的历史中走来，又在不断走进现代、走向未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医药事业高度重视，提出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既用好现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尊重几千年的经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这就提示我们：现代的中医药，不仅有望闻问切、丸散膏汤，还可以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现代的中医人不单是继承者，还应该是转换者与跨越者，不仅要阐释发掘“六经之旨”，更要切合“当世之务”。
而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医理论还是用比较古奥的传统思维和语言体系表达的。由于多元文化的浸润融合和变革发展，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医药术语出现了内涵多层面、外延宽边界的情况，经常出现一词多义、多词一义、内涵嬗变、概念更替等现象。要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原理，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语言体系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一个“翻译”问题，其实质是要构建起中医自己的知识图谱体系，在一个现代共同语言体系和明确的概念下发展和完善中医知识建构体系、知识发展体系，方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厘清脉络层次，构建体系规范。只有如此，方能推动中医药的现代融合发展之路，方能树立中医药理论与文化自信。
“大上海保卫战”再次证明，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同用，相互支持，相互创造救治条件，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就目前中医药发展的现状来看，“跟随”与“模仿”西医现有的医疗和研究范式还比较多，缺少符合中医学自身特点的“迭代”。因此，中医药的发展模式和评价机制无疑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突破机制约束和目前学科分置的壁垒实现中西医学科的汇聚，充分利用好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先机，与中医药特有的非线性思维与高度个性化的特质相融合。面对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这一历史使命，深入研究和建立好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将有力推动对生命奥秘和“未知领域”重大疾病的探索以及当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将有利于全方位体现中医药当代重要价值和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在防治疾病、保健养生的过程中进行探索的总结，积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维护健康及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关系上的深度与广度，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医药抗击新冠疫情的卓越表现，更彰显了中华民族与时俱进、自立自强的品格与力量。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一定会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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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笔者在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会主办的“海上科普论坛”上的报告撰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