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离开英格兰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美国的许多著名环境科学研究机构都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因而那时的美国是世界环境政策的领导者。与美国相比，当时英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缺少规划，加之总是把视野局限在本民族，因此没有取得任何令人兴奋的成果，所以我离开时没有丝毫的后悔。

25年后的今天，情况却完全不同了。我回到英格兰后，牛津大学的环境变化研究所提供给我主任的职位，这个研究所重点研究气候变化，能源和自然保护对环境政策提出的挑战。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变化研究倍受重视的国家里开展我的工作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在美国，公众对环境科学的反对，研究基金的减少和媒体对环境问题的不重视等一系列问题总是在困绕着进行环境研究的科学家们。

不久前在西雅图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一千多名美国科学家听取了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戴维 ? 金爵士的报告。报告呼吁布什政府应更加重视环境问题，在早些时候发表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气候的变化是今天我们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它甚至比恐怖主义的威胁还要大。”他还指出美国的这种市场策略是不能起多大效果的，因为“市场是不能决定什么样的缓和措施是必需的，也不能建立起一个发挥所有积极因素的国际性框架组织。”西雅图会议上，几乎所有的美国科学家都对这个报告能否影响布什政府的环境政策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政府对美国在全球的义务上认识不清，他们有选择地利用科学，而且在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上总是受到那些顽固支持石油政策的说客左右。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的一份报告（我也是报告的起草者之一）回顾了美国政府的环境研究计划。报告表扬了有远见的新的研究提议，同时也对政府的要求（在采取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保护措施或是适应措施之前，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都必须减少到最低）提出了质疑。报告还认真考虑了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顺利实施这些计划。

研究全球变化的原因、结果及其对政策的影响，是我一直以来就衷心支持的，并且我也在美国政府的咨询机构里服务了很多年，努力通过我的言行和影响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空间。但是我总是很失望地看到，许多研究项目被一点点地削减和推迟，尤其是当推迟就意味着不是阻止气候变化，而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时候，我就更加地感到失望。

最近的调查也反映出美国人远不如英国人关心全球变暖问题。2000年有72%的美国人关心这个问题，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58%。只有44%的美国人反对美国在《京都协定书》问题上的立场，而有83%的英国人批评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我认为是有的人不愿意冒被批评的风险，也有的人认为适应措施的实施更容易一些。

在我从寒冷的宾夕法尼亚州搬到荒凉的亚利桑那州时，我和一个邻居的对话可以说明上述这种态度。他说：“你搬到这种温暖干燥的环境中来，不也生活得挺好的吗？为什么还总是说全球变暖是个大问题？只要有足够的空调和引入的灌溉水，你也一样轻松适应气候的变化。”不错，在亚利桑那州，几乎所有的事物，从建筑物、健康保障系统到农业统统都机械化了。为适应干燥温暖的气候，甚至连牛棚里也装了空调。但是你跨过边界看看墨西哥吧：那里的人们没有钱也没有技术来适应这种恶劣的气候——夏天水资源极度短缺，蚊虫引发多种疾病，由于连续干旱和不断袭来的热浪导致大批庄稼和耕牛死亡。

而在美国，人们依然对国家气候变化评估等很多问题未取得共识，这是让人觉得非常沮丧的事情。我本人也参与了这项研究，一方面努力使大家意识到气候变化可能影响到美国的不同地区，另一方面探索如何做才能把损失减到最少。但是这份报告，到了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戈尔手里，却变成了布什政府不称职的一种证据。

说客们和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们以这份报告准备不充分（因为使用了两个国外的气候样本）、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并且没有按照适当的指导原则进行研究为由，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有几个科学家被点了名，不得不去花很多钱请律师。尽管通过在报告的网页上加上了《健康警告》这一部分使得这个问题稍稍缓解了一下，但是国家气候变化评估结果能否得到认同仍然困绕着美国气候学家：许多人担心会被卷入这场官司，更多的人担心自己已经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气候杂志的编辑们受到的压力不断增加。发表在《气候研究》上的一篇文章说20世纪气温并无大的变化。这一论断马上就被华盛顿的一些人采用，他们以此来反驳全球变暖的证据，并且要求修改相关环保机构的报告。去年，有人调查出是美国的一些石油公司给该文作者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而且关于这篇文章的专家评论文章也是有缺陷的。《气候研究》的编辑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讨论如何做出反应时，很多人表示应要求信息透明，并收集更多的证据以防止被某些政客利用。

对环境科学研究的普遍反对同时也给我个人带来了许多麻烦。一次，我在亚利桑那州对民众做演讲时，下面都是怀疑和敌视的目光。他们认为我呼吁重视全球变暖问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研究基金。我们在一条跨国界的河流上做研究时，被当地的居民视为是一种国际干涉行为。

考虑到上面的因素，我们在研究项目中只能对全球变暖问题作一番轻描淡写。

事情也有好的转机。一些美国的政治家开始注意到气候变化对其所在地区的影响。例如，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克仓就支持提出要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气候管理法案》。这项法案也得到了两党议员广泛支持。

我加入了美国籍并且在美国工作了许多年，我很担心我所在国家的科学研究的环境和环保政策，同时也关心别的国家是如何看待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低估了全球变暖的威胁并且尽力去破坏《京都协定书》。

看看英国的现在：政府相信和支持科学家，公众热心环境科学。这意味着英国正努力成为世界上减少二氧化碳运动的领导者。

但是，英国是美国一直以来的忠实朋友，我们能否影响美国，使其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议题带到八国峰会上去呢？让我们看看有力的外交政策能否有一些具体的结果。现在是到了该决定的时候了，正如戴维 ? 金所说的：我们再也等不起了！

本文作者戴安娜 ?理沃曼：在美国工作25年（做过多年的高级环境顾问）后回到英国。现任哈佛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主任、地球环境学院的环境学教授和英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分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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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球日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World Earth Day）。世界地球日活动起源于美国。1969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尼尔森提议，在全国各大学校园内举办环保问题讲演会，并将次年的4月22日作为“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美国首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地球日”活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1990年4月22日，全世界140多个国家、2亿多人同时在各地举行多种多样的保护宣传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联合国的首肯，从此“地球日”成为“世界地球日”。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球环境状况在过去30年里持续恶化。自1860年有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以来，全球年平均温度升高了0.6摄氏度，最暖的13个年份均出现在1983年以后。目前世界上约有40%的人口严重缺水。全球12%的鸟类和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濒临灭绝，而过度捕捞已导致三分之一的鱼类资源枯竭。

世界地球日活动旨在唤起人类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每年4月22日都举办世界地球日活动。世界地球日的总主题始终是“只有一个地球”。我国2004年确定的主题是“善待地球——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