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怒
今天不知怎么了,电脑运行的速度太慢,我不由得怒火中烧,击了一掌把灯关了,结果自己却住进了医院。现在我正痛苦地躺在病床上,用没有受伤的左手费劲地写下这些东西。
当然,这不是真的,但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当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慢极之时,我们就会生气,也很可能会砸东西,而且要命的是,砸的是我们自己。真的,这多半已是一种常识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有必要再发表一篇研究文章让这种信息家喻户晓呢?
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 · 文森(Daniel Vinson)和他的同事瓦尼夏 · 阿雷里(Vineesha Arelli)曾询问过一些骨折、刀伤和其他外伤的病人,了解他们受伤时的情绪。他们把这与病人在未受伤前24小时的情绪,以及与未受伤害的对照人群的情绪作一比较。结果发现,那些声称“极度生气”的人要比那些富幽默感的人受伤的机率大约高出7倍。
这样的研究结果真的是显而易见的吗?文森说,有很多如常识所支持的证据认为,发怒有可能使人对他人施暴。不过,我们可能不知道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也容易惹出事故。急诊室里的伤者毕竟不仅因发生街斗或运动场上的比拼而造成,而且也是因一些小事情而造成的。
文森希望此项研究以及媒体的报道能与人有益。倘若人们知道发怒有可能导致头破血流、鼻青眼肿,他们就有可能退后一步,冷静下来。
有一个研究结论认为,我们自己制怒的能力要比想象的强。调查者发现,发脾气似乎不会促使人们去冒交通事故伤害的风险。这意味着司机通常可以控制自己不要在驾驶过程中发火,因为他们知道拿车出气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还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当人们对他们的上司感到愤懑不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往往会忍气吞声。文森说“:你不会去揍老板,但你可能会到家里去踢你养的猫。”
关于酒醉
一本名为《上瘾》的杂志不久前刊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因酗酒而引起的宿醉会使你感到身体不适,从而使你的认知能力受到影响。
真有人想证实这一点吗?
英国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大学首席研究员弗朗西丝 · 芬尼根(Frances Finnigan)认为,我们显然还没有过硬的科学事实来支持这种主观体验。她说“:没错,这是常识。但那只是一些茶余酒后的传闻,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为了弄个明白,人们试图在实验室里对宿醉的影响进行量化,从而弄清楚何种性质的酗酒最可能在第二天早晨产生令人难受的感觉。虽然人们已经对宿醉治疗的方法作过测试,但对“真正的”宿醉的研究还很少很少。
芬尼根说,在实验室里进行酒量试验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是伦理道德问题。因为你得要求试验对象喝得烂醉如泥,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健康很有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不过,她的研究小组有这方面的优势:试验对象都是一些自愿出来喝得酩酊大醉的人。
通过这种自然的方式,芬尼根的研究小组对70多名志愿者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来评估他们的注意力、反应的时间和记忆力。其中半数试验对象被要求过几天头脑清醒后再来做测试,另一半人则被要求在喝醉后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下一次的测试。
芬尼根发现,宿醉者在注意力和反应时间的测试上表现较差,而在记忆力测试上的表现却与他们头脑清醒时一般好。这个结果证实,在一场酒宴过后直至第二天清晨,宿醉者的生活确实是过得十分艰难的。
然而,我还是赞成对纯粹的宿醉的确切症状能作出更明确的说明,以便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有趣问题:即那种可怕的感觉到底应该归咎于什么原因。这些症状可被分别归因于脱水、头脑胀痛、大脑血清素改变,甚至是混在某些饮料内的除了酒精以外的杂质。但是什么引起了那种醉后难受的感觉,仍然谁也不知道。也许对纯粹的宿醉进行研究,将有可能解开这个谜底。
关于避雷针
近日报上有一则关于避雷系统(可能是人们所熟悉的避雷针)的宣传报道使我感到十分惊奇。报道说,对这一系统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该系统能按设计要求保护着大楼。特别惊人的是报道接着说“:如此的量化研究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自从250多年前本杰明 · 弗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发明了避雷装置以来,没有人曾进行过这样的量化研究。
当然没有。我们肯定都已知道避雷针是管用的。难道不是吗?
但通过快速搜索因特网,我们发现......这一点其实并不明确。多年来,我们已对针形避雷针与圆形避雷针孰优孰劣做过研究,还有大量道听途说的证据都说高耸在大楼顶部的金属物能够吸引雷电的攻击。但是,似乎并没有人曾确切地测算过一套避雷装置使大楼免受了多少次雷击,而失败的有多少次。
俄亥俄州一家生产避雷针的Erico公司的弗朗科 · 达历山德罗(Franco D'Alessandro)与莫斯科物理学家尼古拉 · 彼得罗夫(Nikolai Petrov)试图填补这个空白。他们对世界上遭受雷击最多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的86幢高楼上安装的避雷系统的功效作了测试(电子监控器统计了1990年到2003年之间被该系统拦截的雷击次数)。“失误”的次数是简单地通过寻找留在屋顶上高尔夫球大小的雷击痕迹计算的。结果证明,该系统的保护率为87%,与模型预测的功效完全一致。
但达历山德罗说“: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你可能认为避雷针都差不多是一个样子的。然而在美国大楼上仍然耸立着的是一种被称为“富兰克林棒”的巨形针状物,而英国人却喜欢用扁平的铜条把高层建筑的边缘包起来。达历山德罗研究的这套避雷系统是由一根金属棒和靠近金属棒一端的导电球组成的:当雷电即将袭来之时,导电球便产生电压,从而能增强捕获雷电的功效。
当一个奇特的避雷针设计出来后,人们就得考虑把它们放置在什么地方。一个方案是在城市上空施放一种直径为90米的不停滚动的假想球,而且一定要让其所接触到的物体上都有一个避雷针。在达历山德罗和彼得罗夫的方案中,用以放置避雷针的地方是大楼周围的一个三维空间电场的精密模型。
本杰明·弗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电气技术委员会是一个评定避雷质量等级的机构,它把87%的保护率称为中等保护率。达历山德罗说,如果你要保护一座核电站,那保护率至少应为98%。标准避雷系统一般设计的保护率为80%~99%。
应当指出,达历山德罗的研究做了一件让人感到宽慰的事:它确认了模拟的方法能精确地评估避雷系统的功效。
关于山地摩托车运动
“告诫山地摩托车手谨慎驾车——伤害事故真会发生的”。我收到的新闻简报上这么写着。
我对极限运动并不陌生,而且我得说我所有那些从事山地摩托车、滑雪和攀岩运动的朋友都知道,当他们在陡峭的山坡上奔驰时,他们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冒险。但报纸的意图显然还是要提醒人们,它援引了3个男人的实例,他们倒在车把手上,头部着地,头盔遭到“严重损坏”。结果他们的颈椎都受了伤,致使四肢瘫痪。报道列举了可能导致严重事故的一些因素“:速度过快、地形不熟、装备失灵、性别(我相信那都是男性)、注意力不集中和能力不济”。报道的主要作者阿普辛吉(Apsingi)承认“:那都是些众所周知的情况。”
然而,问题虽然似乎明白不过,由于这类事故导致截瘫的风险对于一些主治医生来说却可能并非一目了然的。虽然所有严重的头部伤害都可能被当作脊椎伤害来医治,但是,驾车并不一定是引起瘫痪的一个确切的显要原因。在阿普辛吉引证的一个病例中,医生们直到患者恢复知觉并诉说四肢无法动弹以前,就没有断定是脊椎损伤。
阿普辛吉的批评者之一指出,在滑雪场地,当滑雪者头部首先着地严重受伤后,通常总是会怀疑脊椎受到伤害。阿普辛吉说,如果在车祸现场的目击者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可能只是因为他对这项运动缺乏了解。不过,随着山地摩托车运动越来越普及,真的应该提醒他们:发生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的。
发表一篇报道究竟对提高人们的警惕会起多大作用?阿普辛吉为了弄清车祸与截瘫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他查遍了Google和PubMed,竟毫无收获。现在他至少把一些资料公诸于众了,虽然它不是精确定量的,但总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