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艾尔弗雷德·P·斯隆基金会副总裁、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兼职科学家杰西·奥苏贝尔（Jesse Ausubel），回想起1996年7月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海洋学家弗雷德里克·格拉斯尔（Frederick Grassle）来到他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海事政策中心办公室的那一天。

 

　　根据从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获得的一份年度报告，格拉斯尔当天特别强调了科学家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了解是多么的不足，即便是一些得到较多探索的海洋生态系统，如珊瑚礁、海湾和河口生态系统都含有大量未被发现的物种，更不要说那些偏远而未被探索到的地区，如极地海域和海底热液喷口等。这份由格拉斯尔参与撰写的报告称，“迫切需要”扩大对海洋生态的研究，这类研究对渔业生产和海洋生态保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我知道，对海洋生命的调查，特别是在物种层次上做得并不很好，也不全面，”奥苏贝尔回忆道，“但我从格拉斯尔那里获知，我们连最基本的一些事情也都没有做到。”格拉斯尔说，一般的政府机构似乎没有人愿意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试图去说服他们。

 

　　斯隆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一些雄心勃勃、却难以从传统途径获得资金来源的项目，这也正是为什么格拉斯尔来找奥苏贝尔的原因。

 

　　“在谈话结束时，我们达成了一致的意向，我们应该去尝试做一件大事，”奥苏贝尔说。这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原本只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海洋鱼类调查项目，最终演变成可能是海洋生物学研究领域内有史以来最宏大最昂贵的一项调查计划――持续时间长达十年的“海洋生物普查项目”。

 

　　这一于今年10月4日宣布正式结束的海洋生物全面普查活动，有8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参与其中，不仅包括了对海洋鱼类的普查，而且还包括了对海鸟、海洋哺乳动物、无脊椎动物和浮游生物等多类海洋生物的普查。普查的科研目标既雄心勃勃，又很简单明了：即海洋生物的丰富多样性及分布情况，以及海洋中都有些什么生物？它们生活在哪里？它们在海洋某处的种群数量有多少？

 

　　诚然，要完全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量的研究空白仍然需要由未来的研究来填补。而且人们对未来调查前景有所疑虑的是：在许多国家，海洋普查项目仍然在为下一步的继续研究寻求资金来源。然而，格拉斯尔和奥苏贝尔于1996年7月提出的理念“已经超出了我们最大胆的梦想”，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的生物学家罗纳德·奥多尔（Ronald O'Dor）说。他的话反映了参与海洋生物普查科学家的普遍看法。

 

　　在这次海洋生物普查中发现的生物，包括在墨西哥湾海底以石油为食的管状蠕虫，生活在极地海域的至少235种海洋生物新物种，以及新西兰海山南端的一个“蛇尾海星之城”，在那里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一种类似海星类的海洋生物。“这一海洋生物普查项目实施以来，迄今为止已出版了2500多种出版物，”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行政总裁、主持普查的科学指导委员会主席伊恩·波伊纳尔（Ian Poiner）说。

 

　　在奥苏贝尔的支持下，斯隆基金会最终将7500万美元投入这项于2000年正式开始的海洋普查活动中，但仅够支付该项目的首期投资――用以组建各委员会、召开会议和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名科学家。至于普查本身所需的费用，这些科学家们不得不从他们各自的政府和其他方面寻求进一步的资助。初步估计，十年间各国投入海洋生物调查的费用约为6.5亿美元。

 

　　参与国就14个现场普查项目进行了合作调查，其中一个是中大西洋海岭生态系统普查项目，科学家利用多种手段对这一区域的海洋生物进行了调查，包括载人潜水器、机器人遥控设备和传统的拖网等；另一个项目是针对海洋浮游生物的，手段包括从DNA条形码到专门为此普查项目开发的声纳监测系统，对约6800种浮游生物进行了监测和调查。

 

　　普查活动还包括对海洋生物发展历史的了解，以及探讨人类捕猎行为和气候变化在未来将如何对海洋生物产生影响并建立科学模式等。许多参与这一调查的科学家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这一调查创建了一个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保存了普查活动中生成的数以百万计的记录。

 

　　奥苏贝尔认为，总的来说，“这次海洋普查活动所取得的最大进展是在于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完整的调查结果将在稍后正式公布，包括新发现的至少5000个新物种，其中许多配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照片以及新物种的分布范围图。

 

　　与生物多样性调查相比，对生物量的调查却还不能令人满意。奥苏贝尔说：“生物量的调查是最棘手的。”首先，某个物种被发现后，接着要收集足够的观测数据并绘制一个分布范围图，然后关于该物种的数量需要补充更多的数据资料。只有如此，才能最终推断出该物种生物量的估算数字。

 

　　这一并非圆满的普查结果引起了一些批评意见。《海洋生态地理》一书作者、已退休的海洋生物学家艾伦·朗赫斯特（Alan Longhurst），指责该普查项目组织过于分散，导致研究项目太多太泛“缺乏重点”，并为此提出质疑。

 

　　“也许是这样，”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海洋学家、普查综合组主席保罗·斯内尔格罗夫（Paul Snelgrove）如此说道。但他同时认为，如果没有这次海洋普查，各个国家的调查项目即使还会进行，也可能以“规模更小，也更随意更无目标的方式”进行。

 

　　这次普查有点像“一个轮盘赌”，荷兰皇家海洋研究所得克萨斯分所所长、海洋普查科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卡罗·海普（Carlo Heip）说，“应该投资于哪些，不投资于哪些，无法事先作出准确的规划。”但海普坚持认为，这次海洋普查活动并不存在重大的差距和不足，因指导委员会在各个国家都指定了一些起关键作用的科学家，提出让他们拥有在某些优先研究领域内获得资助的提议。

 

　　然而，也有人认为这种松散的结构可以作为未来大型科研合作项目的模式。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致力于生物学领域科研合作的尼基·韦尔默朗（Niki Vermeulen）认为，这种形式提供了实际的好处。她说，一些大型国际研究项目往往因各成员国只愿意为自己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的做法而导致失败，“而这次海洋生物普查的组织结构至少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

 

　　奥苏贝尔回顾说：“我们达到了公众对这次海洋普查的所有期望吗？也许还没有。”但这种框架结构的建立是“历史性的”，他说，“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我们对它的评估不应该只限于这十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海洋管理研究的詹姆斯·桑奇里科（James Sanchirico）说。一旦海洋生物普查的数据资料被科学家和决策者利用的效果越来越明了，那么“也许20年后当你回顾此事时，你会说，它一直以来产生了哪些影响？”

 

　　同时，参加这次普查活动的大部分科学家都期盼着第二次普查活动的开展，否则，他们在第一个十年里建立起来的合作框架的影响将渐渐消散，而所建立的这种合作框架无疑是这次普查活动最有价值的成就之一。但斯隆基金会一直清楚地表明，在这十年普查之后将不再继续提供资金，目前也尚未有任何其他组织表示愿意取而代之。

 

　　更为复杂的是，奥多尔指出，未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在另一个十年里继续这一普查工作，对这次普查发现的新物种继续监测。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寻找更多的物种。虽然奥多尔可以将粗略估计为“数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第一选择，但科学家将用于第二种选择的资金也不会有真正的限制。“这两个目标之间将会有所竞争，”奥多尔说，两者之间在可用资金上如何平衡还将有待于商榷。

 

　　格拉斯尔正在锲而不舍地寻求支持，以继续第一次普查的研究成果。他认为，海洋普查带给我们的回报将会是巨大的，令我们无法不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