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密歇根大学几条街就是沃什特瑙县（位于密歇根州安阿伯市）法院，这是一栋黄褐色带茶色玻璃的石头建筑。7月的某一天是这家法院的宣判日，法官伊丽莎白·P·海因斯（Elizabeth P.Hines）对酒后闹事、入店行窃和其他普通犯罪处以缓刑和罚款，但一桩编号为10-0596的案件仍在等待着。密歇根大学综合癌症中心前博士后维普尔·菲里古（Vipul Bhrigu）穿着一件深蓝色西服，手攥着他怀孕的妻子的手，一副痛苦的表情。当海因斯对菲里古的案子判决时，严厉地对他说：“今天早上我本想把你送进监狱的。”

 

　　在密歇根大学7个月的时间内，菲里古曾精心策划并破坏同实验室另外一名女研究生海瑟·艾姆斯（Heather Ames）的工作，严重干扰她的实验和毒害她的细胞培养基，其行为被隐藏的摄像机拍到了（菲里古已在四月向校警坦白并且认罪）。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在警方的报告中，警官写下了“实验室研究”和“细胞”字样。菲里古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他被“内部压力”所迫，其行为只是是想拖延艾姆斯的工作。然而在九月的早些时间，他又悔罪了。他说：“我完全缺乏道德判断。”

 

　　菲里古的行为令人吃惊，但或许并非个案。通过与研究生、博士后交谈，类似学术不端行为在别处也曾出现，只是大多数未经报告和归案而已。菲里古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上万美元的潜在损失，并给年轻学生带来了心理阴影。推而广之，类似菲里古的行为――还有一些更隐蔽地阻碍或挤兑同事工作的行为――对科学发展和科学家都有伤害。科学家之间的绝对信赖是科研发展中的一个必需因素，上述行为无疑对这种信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尽管如此，犯事者却不能被阻止重返科研岗位。在美国，提供研究资金的联邦体系目前还不能有效处理这类破坏他人研究的行为。与论文剽窃、编造和篡改研究数据不同，这类行为还未被划分到学术不端范围内。在菲里古一案中，密歇根大学积极配合警察开展调查，在某种程度上也多亏艾姆斯和其导师西奥·罗斯（Theo Ross）的坚持。

 

　　“问题在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又有多少大学能建立起这样的程序来为科学家提供相应的帮助呢？”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前任总监克里斯汀·伯兹（Christine Boesz）说，“在我所了解的大学中，大多数学校很少采取积极的态度。”

 

　　艾姆斯是一名硕博连读研究生，她是在2009年12月12日首次发现不对劲的。她所做的是表皮生长因子（一种与某些癌症有关的蛋白质）研究，当时她正在做免疫印迹检测实验，以确认样本中蛋白质的存在。这是一个例行过程。当她看着印迹（一种用于蛋白质显影的载体胶片，根据显影方法不同可以是胶片、纸片等――译者注）时，却发现6个样本中似乎有4个次序颠倒，本应该在一个泳道上出现的条带却出现在另一个泳道上。5天后，这种情况再次重演。“从技术上说可能是我的错，但以同样的方式出错就有些奇怪了。”艾姆斯说。当时她推理认为，唯一的解释是，有标签的细胞培养瓶的盖子被人调换了，并怀疑有人在破坏她的工作。为保险起见，她改变了做法：把标记直接写在培养皿的底部。

 

　　接着，艾姆斯免疫印迹实验又出了问题，她在样本泳道观察到了另外一种蛋白质，表明一种外来抗体粘在了印迹上。这可能也是一次错误，但它又出现了两次。“我跑到我未婚夫的实验室并在那里通宵做印迹。”说到这里，艾姆斯显然十分激动，她已经肯定有人在她的实验上做了手脚。但她没有证据，也找不到嫌疑人。她的好友说她可能患上了妄想症。

 

　　在有些竞争激烈的实验中，课题负责人往往会挑选一些互相竞争的博士后。但问题是罗斯的实验室很小。在艾姆斯注意到问题时，实验室还有一名研究生，几名做项目的本科生和在实验室工作了9年的管理人员凯瑟琳·O·威尔逊（Katherine O.Wilson），后者是罗斯的左膀右臂。剩下就是在2009年4月加入实验室的博士后菲里古了。

 

　　菲里古于2003年从印度赴美，在托莱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师从肿瘤生物学家詹姆斯·坦普（James Trempe）。“他是一个普通学生，”坦普在谈论他时表示，“我不会说他在实验室很出众，但也没有什么让我质疑他所做的工作。”罗斯认为菲里古很适合她的实验室――友善、健谈、紧跟领域前沿。艾姆斯说她那时也喜欢菲里古，几乎不会怀疑他。“他是我最后考虑的不喜欢我的几个人之一。”她说。

 

　　今年2月28日，艾姆斯又遭遇了一次她认为是试图破坏她的实验的事件。当时她正在为细胞换液，突然间发现事情有些蹊跷，细胞“漂离了底面”，像是某种腐蚀物作用的缘故。于是，她将装有培养基的瓶子从通风橱中拿出并做了仔细地检查：发现瓶中有一种半透明状液体，像是将水加进了威士忌一样，在暗红的培养基中凸显出来。她闻了闻，酒精的气味扑鼻而来。她想，这就是她需要的证据。“显然这不是我的过错。”艾姆斯说。

 

　　她气愤地给导师罗斯发了一封邮件。“我找到了确切证据，有人试图破坏我的实验。”她写道。罗斯也来到培养基前嗅了嗅，她也认为气味不对，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于是，罗斯开始找学生谈话。一些人认为这是艾姆斯工作遇挫，想要找替罪羊的缘故，但艾姆斯坚持要查下去。罗斯便将这件事交给了学校法规事务部（为一些与研究和临床护理有关的规则和条例提供建议的部门）。该部门主任帕特丽夏·沃德（Patricia Ward）和副主任雷·亨廷顿（Ray Hutchinson）之前从未处理过这类事件，他们与罗斯会了几次面。不久，艾姆斯又两次在培养基中发现了酒精，于是沃德在3月9日联系了学校公共安全部（校警）。后者很快对艾姆斯本人进行了调查，两次约谈她，还对她进行了测谎，确认了她没有问题。

 

　　4月18日凌晨4点，校警在实验室安装了2个摄像头：一个装在艾姆斯的印迹被污染的冷藏室，另一个在她储存细胞液的冰箱上面。第二天早上10:15左右，艾姆斯发觉培养液又被加进了东西。当罗斯与负责该案的警官理查德·扎瓦拉（Richard Zavala）一起观看录像回放时，她感到心里一沉。菲里古这天上午9点来到实验室，抽出了他那天要用的培养液瓶，然后将一个消毒酒精喷雾瓶放回了冰箱，并在冰箱中翻找了46秒。罗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看起来不妙。

 

　　随后，扎瓦拉便陪同菲里古来到校警处接受讯问。当他告诉了菲里古实验室装有摄像头后，这位博士后要了一杯水，随后就坦白了。他说，自从今年2月起就在破坏艾姆斯的工作（他否认与去年12月与今年1月的事件有关）。

 

　　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新事物，但很难衡量其发生频率。爱丁堡大学研究学术不端行为的丹尼尔·法内利（Daniele Fanelli）认为，类似菲里古那样恶意破坏他人研究的情况或许罕见，但其他形式的破坏可能多得多，“有许多是用摄像机拍不到的。”报复性的同行评审、不诚实的推荐信、同事或竞争者隐瞒程序的关键部分与破坏他人实验一样杀伤力巨大，能毁掉一项研究或一个研究项目。这些只是在科研中广泛存在问题中的几个，技术上不一定被视作学术不端。在去年发表的一项学术不端研究中[《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 ONE）杂志2009年第4期]，法内利发现接近1/3的科学家承认触犯了这一灰色区域，接近70%的科学家说他们发现过这类事情。

 

　　有人说这是科研系统的结构在作怪。终身教职、项目资助、在主要杂志上发表论文等是通过竞争获得的。为了获得成功，研究人员就需要比其竞争对手表现更好。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健康伙伴研究基金会的社会学家布莱恩·马丁森（Brian Martinson）表示，这种竞争有时会导致破坏他人研究行为的发生。马丁森和其他人建议，大学和资助机构要承认研究系统存在着压力，并通过教育和疏导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事后简单地惩罚犯事者了事。

 

　　菲里古说，他从托莱多大学来到密歇根大学后感到了压力，包括罗斯对他不系统的科研训练和工作习惯的批评让他感到沮丧，但他并没有就这件事件责备自己。“在任何一种工作环境中肯定会有某些压力，”他说，“我只是嫉妒其他一些前进的人，想要拖慢他们。”

 

　　沃什特瑙县法院在7月前就开始受理这个案子，海因斯法官为此宣布了判决：菲里古被判赔偿实验室试剂与实验材料损失8800美元，加上600美元的诉讼费和40小时社区服务，缓刑6个月并接受精神鉴定。

 

　　菲里古曾面临重判的危险。在检察官的要求下，罗斯曾准备了一份更详细的赔偿列表，包括菲里古的所有工资、实验师6个月工资的一半（该实验师帮助艾姆斯加快工作进度），实验室试剂的1/4。法庭初步估计总额为7.2万美元，最终数据在9月的听证会上再做决定。在听证会举行之前，菲里古离开美国去了印度。菲里古说他的签证随工作情况而定，而在10月安排的一次新的听证会，主要讨论赔偿和菲里古违反缓刑条例的问题。

 

　　在一个半月的调查期间，罗斯不愿意接纳新学生或雇佣职员。她说，她曾考虑过放弃手头上的研究项目，甚至担心是自己的性格破坏了艾姆斯的工作。罗斯现在怀疑自己是否太轻信她人，并催促其他实验室负责人“弄清实验室所有人的情况。”

 

　　在6月菲里古认罪后，罗斯给托莱多大学的坦普去了电话。后者闻知大吃一惊，因为不久前他聘用了菲里古。菲里古在向坦普解释离开密歇根大学的原因时撒了谎，抱怨说与罗斯之间不合。当罗斯来电告知这一情况后不久，托莱多大学便解聘了菲里古。

 

　　目前身在印度的菲里古，没有什么能限制他重返科研工作的岗位，即便在美国也一样。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研诚信办公室，尽管有时会阻止一些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获得联邦经费资助。但菲里古显然不会有这种境遇，因为他的行为不符合联邦机构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坦普说：“所有的科学家都会说，篡改数据才是科研不端行为。”

 

　　还有很多事烦扰着罗斯。菲里古在她的实验室待了约有一年，他所做的全部实验都需要再做一遍，包括他用过的试剂将被重新检测或是直接扔掉。艾姆斯说，由于菲里古的原因，她的工作被延迟了5～6个月，但她希望在明年春天能拿到博士学位。

 

　　艾姆斯说，在遭遇过这一经历后曾动摇了她对个人职业的选择。“我确实对继续从事科研表示过怀疑。”然而，艾姆斯现在开始用她的经历去帮助别人，就她的经历与罗斯及新来的研究生一起召开了讨论会。她说，罗斯及其他人对她的协助帮助她度过难关。“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的确帮助我恢复了信心，很幸运我能抓住它（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