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太郎一杉的家人不希望他选择到东京大学化学系任教。1999年，他在完成化学博士学位申请之后，这位年轻的日本科学家便在总部位于东京的索尼公司开始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生涯――太郎一杉在科研和市场营销方面拥有牢固的专业知识，2003年他的年薪已经达到了8万美元。太郎一杉如果当初选择在东京大学做一名助理教授，他的年薪大约在2万美元左右，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当于其妻子的收入。但是为了获得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太郎一杉最终决定重新回到学术界，他的妻子和家人也都支持他的这一选择。

 

　　现在作为仙台东北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太郎一杉说他想发表论文并且致力于自己选择的课题的研究。“在一个公司的研究部门，你不能自己选择你的研究课题”，他说，“寻找感兴趣的科研课题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对这些课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公司里，通常是由经理人员而不是研究人员拥有科研和发展的优先权，公开发表论文的机会非常有限，致使一些研究人员感慨缺少科学研究的自由。

 

　　对于这样的一种比对，往往给年轻的科学家带来这样的烦恼：究竟是选择在学术界里发展，还是到公司里找份工作。尽管从公司再回归学术界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种发展路径在大多数学科中并不多见，但是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依然有实现这种转变的成功示范。

 

　　例如，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转化医学系主任李·鲁宾（Lee Rubin），以前在剑桥的Curis生物技术公司任首席科学官；物理学家彻里·莫雷（Cherry Murray）从贝尔实验室来到了哈佛大学任教。由于他们的成功，企业界和学术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互分离，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犹如步入了一条双行道。但是，寻求作出这种选择的人除了考虑薪金因素外，还得考虑重新加入一个新的团队可能遇到的潜在痛苦，以及获得科研经费的苛刻要求。

 

　　十年前，即生物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很少有私人企业的科学家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岗位上；相反，很多人离开了学术岗位去私人企业追求发展机会。十年过去了，由于生物技术的低迷以及制药工业的步履维艰，使得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渴望回到学术界。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在美国，高校的职位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的欢迎――尤其是一些有工作经历而没有学术背景的科学家。特别在生命科学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和高校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药物和疾病治疗方法的研究之中。

 

　　应该说，这种具有专业知识和企业工作经历的非学术背景的研究人员很受高校欢迎，尤其当学术研究机构希望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时候，更需要拥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才，这种结合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财富。2006年任职至今的英国邓迪大学药物研发部负责人保罗·怀亚特（Paul Wyatt），此前曾在许多药物公司做项目主管，其中包括位于英国剑桥的Astex Therapeutics公司。他说，拥有企业背景的研究人员具有一种高效的团队组织管理和项目管理以及高通量数据分析和质量控制的观念，有助于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开发。

 

　　“在邓迪大学，我们就像是在一个生物技术公司里那样工作”，怀亚特说，“有过企业工作的经历，拥有这样的人才有助于我们这样的学术机构吸引真正的世界级科学家”。随着药物研发工作的深入，怀亚特希望大量有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人员进入学术界。他所在的单位正在寻求一名有经验的药物研发人员，来从事医治类似疟疾和非洲睡眠症等疾病的药物研发工作。

 

　　一些成功从企业转到学术界的人拥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例如，太郎一杉已经与几个居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其中也包括丰田公司。“我理解丰田公司的哲学”，他说，“公司的经理们在考虑生产计划的同时需要提前了解市场的需求”。技术不仅是企业工作的一部分，把产品推向市场同样重要。当涉及到太郎一杉的企业工作经历时，他说，“对我来说，拥有的一个优势就是我确实了解如何去销售产品”，“多亏我在销售方面拥有经验，这使得我可以想象从基础研究到制定生产计划，再到生产以及销售的全部过程”。

 

　　在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鲁宾说，他用他在企业获得的经验去从事干细胞的研究，然而企业对这方面的研究却没有什么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高校相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从事医药研发比较理想的地方”，高校的学术圈表现出对他工作的“令人吃惊的认可”。

 

　　研究人员可以成为两个部门之间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重要沟通渠道。英国爱丁堡大学计算系统生物学会主席、计算生物学家伊戈尔·格扬尼（Igor Goryanin），以前曾经是一名企业的研究人员，他说：“在将来，药物的研发将会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参与的工程”。

 

　　“我把自己看成是会讲两种语言的‘翻译家’”，把两种不同的世界和心理体验联系起来。格扬尼曾经是基地位于英国伦敦的医药制造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一名资深研究人员，他在2005年对公司改变研究重点的做法产生不满之后，就来到了爱丁堡大学。他说，那时公司的科研预算开始减少，并且把重点集中在产品的销售上，而不是集中在发展新的药物上。现在，格扬尼有欧洲联盟在仿生学上的大额赠款，也有来自英国和苏格兰政府进一步的资金资助，因而拥有充足的科研资金。

 

　　卢布明顿市印第安纳大学的生物化学家理查德·迪马奇（Richard DiMarchi），曾经在总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跨国制药公司――礼来公司工作了20多年，他说，这种作为“翻译家”的老师对于学生们来说，是大有裨益的。迪马奇的实验室里有三个资深的成员，他们在企业工作的年头加起来有75年之多。“对于学术研究机构的实验室来说，这些人将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以前的单一的教授所不能提供的”，他说，“对于博士研究生和做博士后的人来说，这将为他们的学习创造非常良好的条件”。迪马奇和他在企业实验室的老伙伴们，洞察和分享了他们对于医药的创制和发展过程――从早期实验阶段到概念验证，再到临床试验。

 

　　然而，实现重回学术界的转变并非一件易事。达拉斯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分子内分泌学家史蒂夫·克莱沃（Steven Kliewer），2002年以前在葛兰素史克公司北卡罗来纳研究中心负责核受体和蛋白质定位研究的监督工作。克莱沃虽然在新的岗位上有了自由时间，但他仍然需要取得研究成果，以继续获取科研资助。“这种转变就像一次休克”，他说，“那一段时间非常紧张，很多晚上睡不着觉，从以前的环境过渡到现在的环境感觉特别困难。”

 

　　在2000年，葛兰素·威康公司与史克·比彻姆公司合并之后，公司开始减少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之前已经拒绝了好几个美国高校邀请的克莱沃，开始考虑重新做出选择。“我看到了墙上写的东西”，他说，“我曾经一度想永远呆在企业里，在企业里收入高，工作时间也长，但我对基础研究的热情超过了原先的想象”。他强调，企业需要人们去解决任何将要从事的项目所需要解决的难题。然而，克莱沃想更集中精力于一个系列――核受体的研究上。

 

　　当合适的机会到来的时候，克莱沃抓住了。但是，获得学术界的重新认可被证明比十年之前他完成进入企业的转变要困难得多。自从加入一个20人的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团队以来，克莱沃已经出版了好几本著作，但他很快认识到，仅仅依靠被引用的成果和学术声誉是不足以从赠款机构那里获得资金支持的。于是，他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建立起了一个一流的团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创造出能够用来获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研资金的实验成果。在这期间，他和一个获得较少赠款和资助的小团队一起工作。他说，他现在的部门非常支持他，他们也知道他的这种转变将是非常困难的。

 

　　来自科研经费的竞争和使资助者满意的挑战，在等待着回到学术界的大多数科学家，格扬尼说：“维持你的研究团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尤其是现在正处于经济危机的环境中”。许多企业科学家由于之前是根据研究需要自动获得经费的，他们很少或几乎没有出版著作，寥寥无几的著作出版记录，是他们重新回到学术岗位的一大障碍。

 

　　薪金的差异是另一个潜在的不利方面。企业中的科研人员，尤其是那些为大公司工作的研究人员通常可以拿到高额奖金。但是，当他们回到学术界后不仅收入会减少，而且需要从新融入一个新的团队，必须根据团队的要求重新认识自己，学会如何以及到哪儿提交科研经费申请或获得动物实验协议的批准，这是一名学者理所当然的工作。

 

　　阿德里亚诺·亨尼（Adriano Henney）是虚拟肝网络的项目负责人，此项目是德国系统生物学会发起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投入了460万欧元（578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他认为，大体上，企业界和学术界之间更多的专业转换既有利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又有利于科学研究。在这样一个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研究日益接近和融合的世界里，公司经理们应该知道更多的学术规则，而高校应该从企业中学会更多专业计划和项目管理的经验。“那些拥有两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人，将会使两个领域走向合作，这既有利于科学，也有利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