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采访莫茜已有一段时间，那是去年10月底一次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启明星联谊会举办的交流活动上，那天有好多位星友的交流发言都很有质量，但最吸引我的是看似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小女生模样的莫茜博士，她发言前主持人介绍她的身份是2014级启明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时即让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定睛朝她望去。那天她没有多讲自己的经历，而着重讲了自己为什么会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背景转向临床科研，以及到了儿童医学中心后从事转化医学研究的感受。她发言后好多星友和她互动，餐后的闲谈时间里她也是很多星友希望交流的对象。在旁的我也为她纯粹的为人，率真的发言所感动，当时就和她约定希望有机会对她作启明星访问。上周在和小莫按约采访时，她不但在时间上充分配合我，还专门到地铁站出口等我。这一切令我感动。

 

　　1982年3月出生的小莫是在黑龙江大庆出生长大，受做小学老师的母亲影响较大，小时候母亲就对她要求很严，直到大学选专业。当时有很多专业，但关心报纸新闻的母亲时常看到有关21世纪是生命科学世纪的报道，于是就要女儿填报生命科学类专业。小莫说她当时其实并不了解生命科学，尽管也参加过生物课外小组，但到了大学才知道生命科学和中学的生物学是两回事。懂事的小莫听从了母亲的建议，在1999年高考填专业时就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学院。

 

　　我发觉几乎所有在科大就读过的人都对这所学校有感念，99年进科大在那里受了5年本科教育的小莫对母校的感念尤深：科大生科院有两个好处，一个是不分专业，通常大学的生命科学系会细分如神经学、遗传学、细胞学等，但我们这里没有学科之分，所有学生所有课程都不分的，而且是本科5年里一直不分，当然学生可以选一点感兴趣的选修课。

 

　　说起5年制本科，作为科大最后一届5年制本科生的莫茜对5年制的安排非常认同：最大好处之一是学生至少有完整的一年时间可以呆在实验室里做毕业论文，而且允许学生提前进入实验室。小莫是这一制度的受惠者，她本科5年里差不多有一半时间是呆在实验室里跟着实验室的博士师兄师姐学习做实验，通常师兄会分给她一个蛋白做结构，做蛋白纯化表达等等。

 

　　这种提前进入实验状态的经历对小莫日后出国极有助益，她发现实验室的一些基本生化、分子技能她都具备了。在小莫看来早期进实验室还有一个好处是有助于理解教科书的知识，“上课时不太理解教科书上一些抽象的知识，只有实际操作了才有助于理解。我科研上的一些习惯是在科大养成的。科大实验室的氛围很有帮助，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特别是会独立思考。在科大我们每个进实验室的学生都有独立操作的要求，当中遇到问题会有师兄师姐给一些指导，但更多是靠自己找资料去解决问题。这种独立面对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我受惠到现在。”

　　本科毕业前，小莫也和差不多所有同学一样选择了出国读博。当时的科大，出国率远远高于北大清华，小莫所在专业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出国率甚至达到97%。选择出国也是小莫母亲希望的，“她要求我一口气读下去，中间不要停顿。我妈妈这一代人赶上上山下乡，她是在职念的大学，所以深感有了家庭读书很难，一口气读下来精力相对集中。”

 

　　小莫选了第一个给她offer的美国得州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并在2004年8月去了美国开始一段为期5年的硕博连读研习生涯。小莫的导师李人浩老师是南京大学少年班毕业的，只比小莫大十岁。那时他刚成立实验室不久。小莫说她之所以选李老师的实验室是因为她觉得新的实验室有一种稳步上升的空间。这个实验室做膜蛋白结构功能信号传导，尽管膜蛋白在当时已不是最“时尚”的研究方向，但依然有很重要、亟待突破的问题存在。

 

　　聊起在休斯顿健康医学中心5年多的学习科研经历，莫茜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年的实验室轮转制度，即要求每个新进学生在三个实验室轮转，每个实验室要求轮转两个半月，三个实验室轮转一年内完成。小莫除了自己的膜蛋白实验室外，还去了专门做蛋白质结构的实验室和做细胞膜各种脂类的实验室。不同实验室轮转这个规定在小莫看来很有好处，首先是能真正熟悉并了解每个实验室的具体方向，包括氛围、文化是不是适合自己，帮助每个学生轮转后做出去哪个实验室的选择。而且是真正的双向选择，导师也可以在轮转阶段通过对学生的了解及考评而选择学生的去留。小莫告诉我，在美国有些学生经过这一年发觉自己不适合做这一行的完全可以转专业。

 

　　莫茜觉得国内也可以借鉴这种实验室轮转的做法，“国内的双向选择是相对盲目的，只是网上看看导师是哪个方向，最多也就是通通电话，或者见一面。尤其是对所选择的实验室的文化氛围很多是不了解的，这种不了解带来的弊端甚于对科研方向的不了解。因为课题方向可以调整，而实验室文化理念的不匹配会在整个研究生阶段影响你。”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莫茜独立申请到美国某个心血管研究方面的基金，该基金每年支持该校某个学生两万美金做相关课题。这是莫茜走上科研之路后申请到的第一笔经费。整个申请过程花了小莫两个多月时间，也要写标书、也要去答辩。出资方会每年派人来了解项目的执行情况，而来听情况介绍的大都是对专业基本陌生的圈外人，也就是说莫茜必须用外行听得懂的话来介绍自己的课题。小莫说她正是从这次的经历中学会了如何把自己的科研工作介绍给一个非科研的人，你讲的内容，你做的PPT必须让门外汉听得懂：“我觉得这一次的经历也让我后来与临床医生可以顺利交流很有帮助，因为从严格意义来讲，很多临床医生也是圈外人。这时候如何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去解释一个专业问题尤为关键。其实用非专业的语言去解释一件专业的事情，远比想象中的要难，我当时的汇报只有10分钟，但是这个PPT的制作及准备我至少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远超过我做一个专业汇报的PPT。这给了我去做科普，如何向大众普及科学的训练。”

 

　　聊到这里，小莫有感而发：“我们做科研的很多钱都是纳税人的钱，但国内科研人员很少有向大众普及科学讲清楚的意识和责任。我们这里只是对专家、对基金委有一个交代就完事了。其实更应该交代的是大众，因为科研用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这或许与美国的科研经费很大部分来自个人捐赠，而我们这里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有关。”“其实我们有义务去向大众交代我们做了什么，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用了纳税人的钱，这也将对营造科研氛围、增加大众常识、让孩子从小就具有科研意识起到重要作用。”

　　我问起这5年实验室耕耘所产生的成果，小莫用“成绩还不错，5年期间在专业排前的杂志发过5篇文章”轻轻带过。小莫说这个领域的一个奠基人有一次在听了她的报告后希望她去那里做博后，“我因为考虑到会影响我回国就婉拒了。”

 

　　话题聊到回国，我问小莫，素以阳光明媚、空气优良、全球健康中心和低房价等为特色的休斯顿为什么没有吸引到她留在美国发展，况且当时她先生也在美国陪读。莫茜的回答是：尽管她和导师没有距离感，但一般的美国人很客气，总有某种距离感，西餐吃不惯也是重要原因。“我喜欢中餐。空气再好也不是自己家。而且在那里生活是枯燥的，30年一成不变的生活也是难以接受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的亲人在中国，也是中国培养了我，所以我所学的应该回馈中国。”

 

　　事实上，学成归国是莫茜刚到美国后就做出的决定。“我之所以没走什么弯路或许与我每次都是比较早地确定目标有关。很多学生都在要不要回国这个问题上游移不定。我一到美国就对导师说我是要回国的，导师就帮我确定一个有助于我要回国的安排。”

 

　　2009年，即将毕业的莫茜开始考虑回国工作的单位。因为从来没有在医院呆过，所以一开始医院完全未进入她考虑的范围，选的地方都是高校和研究所，包括母校中科大、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和专业相近的江苏血研所等。那一年在毕业答辩时莫茜有机会在美国见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一位副院长，当时他们正为刚成立的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到美国招人。那次恳谈让莫茜觉得医院是很好的一种选择。这样她当年9月就专程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面试。

 

　　莫博士说她之所以决定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医院工作，主要是有一个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读了这么多年书，发了这么些文章，做了这么些年实验，到底有啥用？而跨出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一步表明莫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已有了初步答案。莫博士说她决定来上海儿中心后特意到她在美国的实验室的那层楼里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去打探了一下，一问才知道那里的课题负责人（PI）都是医院的医生，浏览了那里的海报后，莫茜才知道这些转化医学研究者是从病人中发现和获取做研究的样本，通过研究样本来帮助疾病诊断治疗。莫博士说，尽管当时的认识还一知半解，但现在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转化医学，或者说精准医学。“其实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2003年明确提出转化医学的概念之前，他们很多临床医生就已经在做类似的事情了。到现在已很成体系了。”

 

　　莫茜说她在了解转化医学的内涵和目标后认定这样的研究更有意义，所以就决定来医院。“虽然我们以前的文章在结论部分也都会提到这与某个应用有关，但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离应用还很远，所以当知道在医院能做更贴近应用的研究就决定走这条路。”

　　从2010年8月正式加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到如今5年过去。这5年于莫茜其实是很大的挑战，从基础研究转到转化医学研究，其中甚至包含研究方向的重大改变。尽管出高档次的文章依然是上上下下看重的指标，但小莫明白自己的追求首先一定是围绕如何解决临床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可以解决临床问题、对患者有价值的事情，即使无法发表论文也一样要做。所幸的是医院领导、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的领导都在尽力为科研人员营造尽可能好的环境。莫茜也在想方设法融入医院临床科室，和临床医生交朋友，参加他们的病例讨论，甚至和医生们一起查房……目的就是尽可能熟悉临床大夫的思维方式，了解他们的需要。几年时间过去，如今莫茜与临床医生已经可以完全无障碍地进行临床及基础方面的科研探讨了，这中间固然有各方的付出与配合，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加入儿中心以来，莫茜就深受其“敢为人先的创新文化、精勤不倦的奋斗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文化、饮水思源的感恩文化”的影响和激励。

 

　　关于和临床结合的科研进展，莫博士举了一个病原菌检测的例子。有些患者因为感染，高热不退查不出原因来儿中心求治，通常的检测是要确定致病的病原菌是什么，而后才能对症治疗。而目前常规的医检对这种高热不退患者的致病病原菌检出率平均仅为30%不到，且要耗时72小时。而现在上海儿中心优化的PCR检测法能把检测的成功率提高到70%以上，有些疾病的检测率可达90%以上，且耗时在24小时内。检测率大大提高意味着疾病的治愈率的提高、病人所受的痛苦和医疗费用等的大大降低。这是现在全球都在提倡的转化医学、精准医疗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然而这等好事要落实到临床，成为常规的检测，还面临着一些亟待破解的医疗体制上的壁垒。我和莫博士商定一起努力为推动病原菌检测之类的新技术尽快用到临床而尽力。

 

　　以上交谈已持续三个小时，这也是我启明星访问中时间相对最长的一次。我和莫博士商定，会把她这里作为了解转化医学落实进展的一个点，长时间地加以跟踪了解。除了对转化医学这个话题感兴趣，我也对莫茜博士这样已经比较不多见的纯粹的科学家感兴趣，她（他）的科研之路，她们的生活状态，都是很值得有人去关注的。我在这里默默地为莫茜们祝福，希望我们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好，也希望她们在上海的生活快乐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