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科学院召开的国际人类基因编辑组峰会上讨论道：一位母亲痛彻心扉的呼吁，优生学可能存在的问题，哲学、伦理和道德的辩论，及某个科学领域的不确定性和规则制定的不完整性，以上这些预测了一个国际团队和三位科学家因新的DNA编辑新技术CRISPR有可能分享诺贝尔奖。

 

　　美国国会唯一的博士物理学家比尔·福斯特（Bill Foster）在周二提醒道，争取公众认可科学家和医生们使用CRISPR和其他类似工具所做的事，这一点至关重要。“对于在这个房间以外的许多人，包括大多数的国会议员，CRISPR仍然是一个未知的术语。”他说，“我认为，在第一时间将CRISPR及其重要意义让公众知晓是很重要的。CRISPR和相关技术拥有改变疾病治疗方式的重大潜力，但也有可能在许多方面对社会产生某些不利影响。”

 

　　由生物学家、医疗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共12人组成的组委会得出的会议决议，强烈支持使用CRISPR和类似的方法对涉及改变人类卵子、精子或胚胎DNA序列的基础领域进行研究。目前美国联邦资金不支持这类研究，而德国的科学家甚至会因从事这类研究而锒铛入狱。但峰会的组织者也认为：鉴于人们对安全问题的种种疑虑，以及缺乏社会共识和认同，目前让修改后的生殖细胞或胚胎，通过体外受精（IVF）或胚胎植入受孕付诸实践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然而会议表明，这并非永久否定这种有可能预防遗传性疾病从父母传播给孩子的生殖系基因编辑。尽管也有少数人对这一共识提出反对意见，但大多数人认为，永久性地将“强化”基因引入人类基因组仍然是一个不可触碰的雷区。因此，会议呼吁要“定期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时间会改变一切，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已被人们接受。我们正处在一个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开端。”组委会主席、剑桥麻省理工学院（MIT）生物学家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说道。

 

　　仅于3年前崭露头角的CRISPR，它是由一种叫做核酸酶的酶和以某个DNA序列为目标的向导RNA组成。这种酶可以引入精确定向的突变，修正某种正在发生的突变或进行不同于以上两种类型的基因修改。

 

　　CRISPR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工具正在改变生物学，从基础学科研究，到开发农作物和家畜的新品种。但自从2015年中国的一个研究团队首次公开称用这一技术改变了人类胚胎的DNA（利用体外受精中不能存活的胚胎）之后，CRISPR在人类身上的潜在用途吸引了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作为对这一系列动向的迅速回应，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于最近召开了这次关于CRISPR的峰会。

 

　　这次峰会让许多人想起了1975年在加州艾斯洛玛尔的那一次聚会，一小群生物学家就当时仍显粗糙的DNA序列重组技术展开了讨论，并呼吁在转基因生物体的基因是否会外泄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暂停这类研究。但许多人认为这两次会议是有所不同的，巴尔的摩强调说，艾斯洛玛尔会议是关于讨论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问题的会议，而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对伦理问题的考虑以及对用此类方法治疗的人类患者安全性的担忧。因为CRISPR是如此的廉价、普遍且容易操作，所以像艾斯洛玛尔会议那样“暂停使用”的决议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巴尔的摩补充道。

　　峰会讨论了CRISPR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在今后进一步提高和改善相关原理的问题。例如，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由张锋（Feng Zhang）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最近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介绍如何对CRISPR的核酸酶部分进行修改，以便更准确地切除DNA中的预定目标。还有人探讨了如何调整CRISPR的RNA的部分结构，以更准确地对接所需目标序列，降低“脱靶”效应。许多人预测张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和马克斯普朗克感染生物学研究所的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这三位有可能因开发CRISPR这一基因编辑工具而赢得诺贝尔生物学奖。CRISPR是在细菌中被发现的，它可用于切除入侵病毒的DNA。但它可能不是唯一的一种基因编辑工具，大自然中可能存在着比这更强大的工具。

 

　　有几位发言人谈了人类基因编辑争议较小的几项临床应用，它们是利用CRISPR修改除了卵子、精子和胚胎之外的人体细胞，以治疗人类各种疾病。例如，在一项进行中的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利用一种传统基因编辑技术，通过免疫细胞中一种叫做“锌指核酸酶”的酶，令原本可激活CCR5蛋白的基因停止活动。其中CCR5是导致艾滋病毒感染的表面蛋白。之后，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了这种抗病毒细胞的注射。此外，其他医疗计划包括使用CRISPR令一些血液疾病发生逆转，例如使因血红蛋白基因突变而引起的镰状细胞性贫血和β地中海贫血等病发生逆转。

　　显然，会议所讨论的远远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丹尼尔·凯夫尔斯（Daniel Kevles）简要介绍了“优生学运动”，以及其早在被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奉为圭臬之前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他同时指出，由政府指令性实施“优生学”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再次出现，但他指出其他一些势力，如出于商业动机或者消费者对基因强化的需求，都有可能致使生殖系基因编辑进入危险的禁区。

 

　　稍后在一次关于CRISPR产生的社会影响的讨论中，曼彻斯特大学哲学家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以及伊利诺斯州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天主教神学家希莱·哈克尔（Hille Haker）都不赞成对生殖系进行基因编辑。哈里斯认为，没有什么比生殖系更神圣的了，所有形式的辅助生殖都会影响到后代，而正常的繁殖是一种有可能导致出生缺陷和疾病的“基因博彩”。“如果它是被发明出来的，就不会被允许，这太危险了。”他开玩笑地说。哈克尔认为，患有遗传基因疾病的父母应该考虑收养孩子或做出其他选择。

 

　　会话在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中结束：来自美国组织库协会的莎拉·格雷（Sarah Gray）来到麦克风前，努力抑制着泪水不从眼眶滑落，十分痛苦地说到，她的儿子生下来就是无脑畸形，无奈地承受了6天痛苦后去世。“如果有消除这种疾病的医疗手段，那么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努力去尝试。”她最后说道。

 

　　生殖系基因编辑是否是防止遗传疾病传播的最好办法的讨论，占据了峰会讨论的大部分时间，而就格雷儿子的这个具体病例来说，究竟世界上有多少个源于遗传基因突变而致使无脑的婴儿仍尚不清楚。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是一种较新的基因筛选方法，即对体外受精胚胎的细胞进行遗传突变筛查，只有健康的胚胎才能被植入。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辩论最终归结到他们对于PGD持什么样的态度。

 

　　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一方或双方有一种已知遗传疾病，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学，他们产生的胚胎中也有一些不会产生这类变异，经过PGD筛选识别后的健康胚胎可以植入。巴尔的摩在开幕词中问道：“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对大量胚胎进行筛选后择不良胚胎摒弃，哪个更道德一些呢？”

 

　　然而，对于某些遗传性疾病来说，没有哪个体外受精的胚胎会是正常的，因而PGD对这种疾病进行筛选做的是无用功。例如，如果父母双方都患有囊性纤维化疾病，后代一定会继承这种疾病，这是一种所谓的常染色体隐性疾病。这类疾病患者的致病基因的两个副本都会有突变，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会携带有这种双突变基因。

 

　　在这种情况下，对胚胎、精子或卵子进行基因编辑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在中国的人类胚胎实验中，CRISPR切除了许多不属于预定目标的基因。许多研究人员在峰会上表示，他们相信脱靶效应是可以大大减少的。麻省理工学院的鲁道夫·贾尼斯切（Rudolf Jaenisch）指出另一种不太为人们所重视的担忧，当CRISPR修复疾病基因的一个副本时，有时会将突变引入健康的副本。博德研究所的艾瑞克·兰德（Eric Lander Broad）指出，如果对早期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而不是精子或卵子，没有办法来保证所有细胞的健康，所以仍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携带有某些突变体组织的胚胎。

　　另一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是基因增强。基因编辑是否应该用来提高人类的抗病能力和认知能力，或通过基因来改造强化人类呢？兰德认为，我们对人类基因组作用和其他特征的有限认知还不足以用来对自然进行干涉。“结论是我们要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和敬畏，在对人类基因库进行永久性改变之前，我们一定要持万分谨慎的态度。”兰德说道。

 

　　行事谨慎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政府监管机构的责任。在关于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对人类基因编辑进行监管的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除了卵子、精子和胚胎之外的体细胞编辑可由现有的监管系统负责。此监管系统类似于之前负责对传统基因治疗进行审查监管的机构。然而，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大学法律中心的芭芭拉·埃文斯（Barbara Evans）指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不得不就基因编辑是否被视为一种药物或是一种医疗手段做出决定，因为这两类监管是非常不同的。至于涉及人类怀孕的生殖系基因工程，可参照世界各地的法律法规来解决，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里生殖系基因工程被视为非法。相反，虽然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会有所限制，比如不允许联邦基金用于涉及此类研究的临床试验，但包括美国在内仍有一些国家并不禁止。对于一些想要应用CRISPR对人类卵子、精子和胚胎进行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同样也颇感困惑。例如，有些地方用体外受精多余的胚胎进行研究工作是被允许的，但新产生的人类胚胎却不能用于实验。

 

　　迷雾终将散去，但这个过程将会是缓慢的。巴尔的摩和会议组织者的同事们在会议总结中呼吁由召集这次峰会的主办方带头组织一个“持续性的论坛”，同时美国科学院（NAS）已成立了一个人类基因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2016年将提供一份报告。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的目标是要为CRISPR等基因编辑工具对人类细胞的编辑修改设定一些指导性规定，而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基因编辑科学相比较，监管‘科学’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埃文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