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1834年之前研究科学的人，仅仅一个称号往往是无法概括他们的：博物学家、哲学家，甚至四处收集标本、记录天体运动或在实验室点燃各种化学物质的怪人，但他们还未被称为科学家。于是，威廉·惠威尔（WilliamWhewell）提出了“科学家（scientist）”一词，他希望以此让他担忧的、在当时没有任何团结力的科学界联合起来。惠威尔认为科学家同艺术家是相似的。正如“作为一个音乐家、画家或诗人”，他们团结在一起追求同一个目标――美，惠威尔认为一个植物学家、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也同样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追求同一个目标――理解自然。

 

　　在惠威尔看来，“科学家”这一概念意味着一种他同代的诗人和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所说的“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拥有一种时刻保持大局观的能力。对爱默生而言，“整体”就是自然，而“个体”可以是一枚贝壳、一只小鸟、一只黄蜂或是一朵杜鹃花。科学的目标，按惠威尔和爱默生的说法，就是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现如今，我们有了另一个用以概括“个体与整体”的说法：局部的映射。譬如全球性现象，又如个体神经元的活动会产生意识，康科德春天花儿提前开放反映了整个行星气候模式的改变，皆是如此。

 

　　在一场聚焦于“土地、海洋和天空的诗歌”的对话中，哈佛大学教授伊莉莎·纽（ElisaNew）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讨论了爱默生的诗歌：《个体与整体》（Each and All），同时还谈到了19世纪的科学、20世纪的宇宙探索和现在的气候变化。

 

　　纽与戈尔的对话谈到了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Ecology and the Human Spirit）一书中的一些想法：正如爱默生所言，当个体在思索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时，我们以秒、分钟，甚至年为单位来考察整个星球或许相差无几，但如果我们放眼人类诞生之时，我们会发现沧海桑田之变。正是这几个世纪才产生了这些我们必须直面的、喜忧参半的剧变。而这一点往往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类忽视。纽邀请戈尔朗诵了爱默生的《个体与整体》――

 

　　……

 

　　黎明，麻雀歌于桤木的枝条上，

 

　　宛若天堂的音符降临于我；

 

　　黄昏，携麻雀的小窝带它回家，

 

　　同样的歌却不再给我快乐，

 

　　因为我带不回河流与天空――

 

　　眼睛而非耳朵才是它们的听众。

 

　　……

 

　　戈尔诵毕，提出了他的解读：这一切都有关整体性。在爱默生时代，学术界曾痴迷于划分学科，学科的划分愈发精细，却影响了人们对整体的把握，渐渐陷入迷茫。爱默生正是体会到麻雀被夺去了“河流与天空”这一神奇的整体性，其歌声因此不再动听。戈尔还谈及当他在演讲时，常常用到“阿波罗”号拍摄的“升起的地球”，提醒人们意识到整体性的存在。在NASA公布这张照片前，曾有一段飞船绕月飞行的视频，宇航员的任务是采集月坑的数据，而其中一个宇航员比尔·安德斯（BillAnders）突然惊呼景色的壮丽，催促着同伴拿来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很有趣，因为宇航员的角色在他们意识到“整体性”后，似乎从严谨的“研究人员”转变成了震撼于美景的“游客”，而这张照片很显然并不属于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纽提到了戈尔常用的一个概念：人类的“内在生态”，而它的失衡带来了全球环境危机，也意味着人类心灵的危机，人类失去了对整体性的把握。如今，现代文明要求我们将目光放在细节上，我们为了了解这个混杂着大量认知、记忆、条件等等的“增强现实”，过于关注细节，却一叶障目，对整体世界一无所知。

 

　　把爱默生和戈尔放在一起讨论是很有道理的，他们都作为大演说家影响了他们各自时代的公众话语。同时，尽管他们都不是科学家，但科学都在他们的人生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惠威尔提出“科学家”一词的前一年，爱默生在巴黎漫步于自然博物馆时，体验了一次科学性的转变，他惊叹贝壳类与鸟类标本在形式上的联系，并宣布：“我要做一个博物学家！”虽然之后，他辞去牧师的工作并成了一名作家。与此相似，倘若戈尔没有在大学时学习过冰芯研究揭示的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正在升高，那么想必他将会成为一个全然不同的政治家。（如果爱默生也像戈尔一样把自己的演说著作《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拍成了电影会怎么样？想来是有些奇异的。）

 

　　除了都对科学有浓厚兴趣之外，爱默生和戈尔同样认为：人类是连接着人类之外的世界的，当我们研究或赞美一个“个体”时，不能忘记关注“整体”。戈尔对当今全球气候危机做出的诊断即是一种爱默生主义内在精神的反转。在爱默生于自然中发现人类极有秩序的智慧之处，戈尔看见了极端气候模式正是“内在生态”平衡被打破的结果。

 

　　“生态学”这一概念对于19世纪40年代的爱默生来说还不可及，他那时发表了《个体与整体》，但却可以看出自然界整体性的“构成”，甚至对此的“论证”已然存在于他的思想核心中了。对于爱默生和戈尔，科学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是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大局观的视角。而惠威尔提议科学家们应该团结于“科学家”这一称谓中，正是对这一视角的追寻。

 

　　另一方面，对爱默生和戈尔而言，太过重视分类可能会造成问题，即使对于那些现代科学视为基石的分类技术也是如此。虽然将分类这一行为视作技术有些奇怪，但是在爱默生的时代，科学家们仍在争论是由人类制定规则进行分类（像林奈，通过花的雄蕊数目对花进行分类），还是基于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基于植物形态学、生长方式和功能综合进行分类）更胜一筹。

 

　　科学在爱默生时代逐渐专业化，而这一过程最终与惠威尔所设想的联合统一分道扬镳，走向了进一步的分裂，毕竟科学家需要进一步分类以区分他们研究的目标与方法。按照爱默生的理解，“个体”一词正可以用来定义科学内部。而对于戈尔所处的现代，新技术让我们有了新视角，“整体”从未如此触手可及。在这一视角下，环境变化的全球性被再次加强。戈尔认为“阿波罗号”所摄的“升起的地球”照片让人类整体性地认识了这一星球。而在这些照片公开后的一年半后，人们设立并庆祝了第一个“世界地球日”。

 

　　戈尔与纽的对话表达了这些观点。也许对于戈尔这一“现代爱默生”而言，他最引人注目的思考却是，不同人对社会领域力量的视角如何。对爱默生而言，人与自然各自独立存在。他写道，森林与大地“向我颔首，我也回以点头致意。”在爱默生那本写于惠威尔明确了成为“科学家”意味着什么的那一年、最后成了《个体与整体》的日志中，爱默生发现他把贝壳带回家，却不能感受到它们在海岸上的美丽，仅仅剩下枯燥乏味，他在诗中写道：它们“将美丽遗忘在海岸”。在日志中，他写道，“它们湿漉漉地群居在海滨之上，蓝天之下。”对戈尔而言，现如今正是我们为了这颗星球内的相互联系而改变人类社会运行方式的时候。

 

　　如果戈尔呼吁人们关注的问题不那么严重，他也许会用爱默生的这些诗句来结束他的演讲：“个体永远离不开整体；一旦孤立，世间没有什么是美好的。”事实上，戈尔更喜欢的结束语是把政治意愿比作“一种可再生资源”，正如爱默生的贝壳，它依靠集体性的构成而再生，并成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