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这门学科在美国的历史最多不过廿五年，而与它密切相关的另一门学科技术哲学只有十五年的历史，而技术社会学则尚处于婴儿期。我以前也曾看过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很多技术是应该归功于中国的。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主要关心政治的演变、战争史、外交史与政治史，而对于技术与科学的历史不感兴趣。与技术史密切相关的姊妹学科——科学史，是六十年前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在技术史诞生时，科学史已经成为一门欣欣向荣的学科了。

历史学家为什么对科学史发生兴趣先于技术史呢？我认为，这是由于西方与中国的知识遗产有其类似之处，孔夫子十分重视智力活动；而古希腊柏拉图把人类的脑力活动看得比人手的劳作及物质的创造活动更为重要。由于科学似乎只是研究，在试图解释自然界的活动时，通过脑力活动形成了理论，它就比只是用来说明人们创造东西的过程以及这些东西的作用的技术史更早地吸引了历史学家。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也是由于我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技术也同样要求脑力的活动。人总是手脑并用，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人类灵巧的双手及技巧是同等重要的。

虽然技术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和一项学术活动起步很晚，但它进展很快。《技术与文化》杂志是美国技术史学会出版的季刊，它的发行量已达到3000份，这个数目已经和美国科学史协会的刊物相同。

在美国当然并没有3000名专业技术史学者，专业学者最多是200人。其他订阅这份杂志的人是技术史学会的会员，他们中间有：工程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以及其他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具有各种不同思想的对这一学科感兴趣的人们。

目前，这门学科已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技术史国际委员会”。它组织学术讨论会，并且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ylosophy of Science）的组成部分。

人们对技术史的兴趣也反映在过去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国际科学史”大会的议程上。1959年在西班牙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在一周的学术讨论会中仅有五篇技术史的论文。十二年后，197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十三届科学史大会上就宣读了七十多篇技术史论文，另外还有35篇专门论述空间技术发展史的专题论文，这些专论在1971年时特别引起苏、美两国的兴趣。

这种加强技术史研究的趋势目前正方兴未艾。

从《技术与文化》杂志每年发表的国际技术史文献目录的篇幅也可见一斑。1967年，当首次发表文献目录时，它仅占了杂志八页半篇幅，十年后，它就长达70页，而在十五年后的今天它就占了125页。

在技术哲学方面也出现了这种迅速的增长。大约十五年前几位青年学者送来一份长达五十页的技术哲学的文献目录。当时我要求他们把这份文献目录搞得更完善一点，这些学者非常热心地从事这项工作，到十年后发表这份文献目录时，它已成了一本205页的厚书了。这样类似的快速发展即将表现在科学技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研究及社会科学学会”今年在亚特兰大市举行，并且不久将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

因此，大家对于技术史、技术社会学、技术哲学的浓厚兴趣，说明它们已赶上了目前国际学术活动的步伐。我相信，对于这些学科的浓厚兴趣，必定会促进科学学的发展。

现在，让我谈谈技术史研究方面的历史上的方法以及与其他史学领域的不同之处。

颇有教益的是把技术史和较早产生的科学史作一番比较。十年前，科学史研究集中在我们可以称作“科学内部发展史”的研究上，即科学观点发展的历史、科学家的历史等。这是科学内部的东西，也就是不去处理科学发展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造成科学观点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可以说，他们把这些科学思想及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看成是在社会“真空”条件下发生的。几年前，几个年轻的科学史家背弃了这种“科学内部发展论”者的传统，而着重研究科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即造成科学发展的社会及知识环境。而在技术史学者中并没有这两派的争论，因为他们必须同时注重技术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与其使用“内因”论“外因”论这种名称，我更愿意借用计算机科学中的两个术语：“硬件”和“软件”。硬件指进行计算的这套机械本身，而软件则代表了程序编制、向计算机输入的信息以及计算机与软件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等。计算机如果没有软件就失去了价值，而软件只有依靠计算机才能发挥作用，两者都是需要的。因此，只有把各种机器从它与外部世界的思想、价值观、社会结构、资源等等的相互关系上来考虑，技术史才会有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从其范围来讲，技术史是一门多学科的科学，它的“程序编制”要求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许多不同学科得到信息。

可是，在“硬件”技术史方面，目前有一个活跃的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许多热心的业余爱好者，那就是二十年前在英国发端的所谓“工业考古”活动。“工业考古”与平常的考古不同，它专门搜集工业革命时代工厂的老机器。这是由于英国正在日渐衰落，英国人愿意回顾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盛况，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过去这段控制世界潮流的时期。

在美国，从十年前开始，也有人搞“工业考古”。但是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已失去了作为世界工业强国的地位，而是因为我们正在准备庆祝美国独立二百周年纪念，因而要回顾我国过去的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之一，就是为年轻的一代保存过去的历史遗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十分重视美国工业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里程碑。当然，二百年的技术史是无法和中国漫长的技术发展史相比拟的，但我们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学术界对于技术史的关心，它实际上既包含了硬件又包含了软件。

技术史学者主要研究的问题是：技术革新；历史上创造力的产生；这些革新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所造成的社会与技术的变化。我们之所以支持、鼓励技术革新，是由于它能够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吃饭问题，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资源供应。对于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鼓励技术革新，能否提出任何证据来帮助鼓励进行技术革新，以回答今日世界及未来向我们提出的挑战。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技术革新是从科学发现中取得的。因此按照把纯科学（或者叫基础科学）与技术区分的办法，把技术看作为应用科学——科学发现的应用。但我们认识到，技术发展与科学研究的关系，要比从科学发现到技术革新的线性关系复杂得多。几年前，乔治亚理工学院进行了一项科研，结果发现，技术革新最好被描述为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生态模式那样的动态系统模式。

对于那些关心从工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人们来说，技术革新也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因为一个技术装置从一种经济、技术环境转移到另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资源背景的社会中去，其本身就代表了在新的环境中的技术革新。技术史表明，从来就没有过把一个技术装置从一个社会直接到另一个社会那样简单的转移。这不完全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让我在这里说明，当我们把技术从工业革命的故乡转移到新诞生的美国时是如何进行技术革新的，以便使这些技术适合美国的特殊环境与需要。

蒸汽机是十八世纪在英国发明的，用在矿井中抽水。而在美国就没有这种需要，因为第一，美国森林资源丰富，因此使用木柴而不用煤；第二，即使用煤，我国的煤矿离地表很近，不必抽水。可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的新生国家，她需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因此，当蒸汽机来到美国以后就被用于水路运输的汽船上。这就毫不奇怪，蒸汽轮船首先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发明。而当我们要把它装在汽船上而不是用来抽水时，对于蒸汽机本身也就需要进行改造。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铁路也是在英国首先铺设的。几个月前，我们举行了美国铁路使用蒸汽机车150周年纪念活动。美国使用的第一台蒸汽机车“约翰牛”是从英国引进，由一批从未见过蒸汽机车的美国技工装配的。英国的机车适用于在平顺、笔直的平原铁路上运行。而这就不适用于美国的情况，因为我们的铁路不那么平顺，弯道多，要穿越山区和丘陵。何况，“约翰牛”的烟囱会喷出火星，这一点在英国是毫无关系的，但是由于我国的铁路要穿越森林，这些火星就会引起火灾。因此，当“约翰牛”到达美国的几个月后，我们就在它的前部安上了一个“牛挡”，装上了一个装置使它能通过弯道，同时在烟囱上安置了一个罩子以防火星四溅。

我再举一例来说明技术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地理条件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源。十九世纪初，在美国熟练工人不多，而在英国却是大量的，但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家，美国需要大量商品。所以我们当时所做的就是发展各种机床，把技术融化在机器里，这样只要有少数熟练工人，就可以操纵机床进行生产。这就造成了所谓“美国式的生产体制”，它包括动力机械、精密机床等等，同时，生产许多完全相同的部件，也就是可以互相替换的零件。这就是美国大规模生产系统的关键，这一生产系统终于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

最后一个关于农业技术的例子，可以说明技术与人力资源的相互作用如何因地而异。美国耕地广阔但劳动力不足，而欧洲耕地面积有限而劳动力过剩。因此美国从事发展农业机械化，发明了收割机等农业机具来提高美国农民每人每小时的产量；而欧洲进行的是肥料的研究，以便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他们从事了最适合于欧洲情况的发展工作，而我们选定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以农业机具来解决劳动力缺乏的问题。

（戴根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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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克兰斯博格（Kranzberg）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最近，应我国邀请来华访问，此文是他在上海关于技术史的一次讲演内容。——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