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医学体系中，存在着传统医学和近代医学二个大系。中医不但是我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传统医学的灿烂花朵。它不但有系统的理论和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也为我国民族繁衍作出了很大贡献，而目前正越来越为世界所重视。

早在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医学就传到朝鲜、日本。以后又传到欧洲等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医学的主流就是中国医学。中医对朝鲜、越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传统医学也都受到中国医学的影响。正如屿野武教授所说：“现在所称的东洋医学，其主流就是中国医学。”公元九至十世纪，中国医学由阿拉伯，经土耳其传到了欧洲。法国在1863年出版了《中国医学大系》并翻译了中医经典《内经》。西方传教士对中医在欧洲的传播也曾起过一些作用。影响较大的当推在我国任职的法国领事松雷（Sonlie），他在1901年起就在我国学习针灸，回国后把针灸介绍给法国医学界。中医在国外传播有悠久的历史，而新中国成立则是一个转折点。由于党和政府对中医工作的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中医研究工作的新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新的浓厚兴趣，并促使日本汉方医学的复兴。

一、中医热在国外

日本伊藤嘉纪曾著文指出：“中医药作为有效的医学体系，将被世界人民所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世界上有名的德意志治疗学会也发表了中国医学的治疗研究论文。西德慕尼黑大学东亚问题研究所所长H · 波凯特（H. Porkert）发起成立了国际中医学会（Societas Medicinal Sinesis），简称SMS，其任务是在西方国家致力于中医研究，据称会员包括临床医师、汉学家、药物、药理、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分布在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向美洲发展会员。目前主要从事于（1）将中医术语规范地进行翻译，并亟视中医学术的固有涵义。（2）介绍完整的中医体系，致力于中医理论、临床和药物研究工作，在美国，1973年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即决定对中国医学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197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决定促进和发展传统医学，认为中国的经验是最精彩的。1982年在曼谷召开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的亚洲第四届草药和香料学术会议时，不是亚洲国家的美国、西德、挪威、英国、澳大利亚、苏联等国都赶来参加。我国药用植物资料极其丰富，又有长期宝贵的传统治疗经验，无疑是发展药用植物得天独厚的条件。会上一些外国学者恳切建议作为“植物药王国”的我国，应使中草药面向世界。

也正是由于中医在我国的发展，以及新的医学思想的出现、加以化学药物的二重性日益明显，战后日本汉方医学出现了复兴的转机。据1978年资料，日本东洋医学会有会员近二千名，这和明治初年后汉医濒于销声匿迹的境地有了不小的发展。汉医在日本地位也有了很大改善。一些汉方制剂可使用于健康保险，目前这样的汉方散剂已达160余种9在日本已扩展和发展了一些汉方研究机构。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汉药研究所，前身仅是1952年3月当时附属于富山大学药学部的一个医药资料研究室。但到了1972年已发展为拥有四层建筑的汉药研究的独立机构，设有资源开发部、病态药理部、治疗研究部、应用化学部、生物试验部，成了日本有影响的一个新的综合研究所。日本第61届国会众院预算委员会开会，有议员对厚生省和文部省分别提出了对汉方医学研究费用提供预算计划和在大学内设置汉方的质询，发展汉方医学的呼声在国会内也得到了支持，此后著名的北里医学研究所，经多年精心筹划于1972年6月建立了附属东洋医学综合研究所。当时由著名汉方医学家大塚敬节、矢数道明分任研究所正副所长。该所以建立日本新医学为自己宗旨，分设基础研究部、临床研究部、药草生产部、研修部等，作为日本汉方医学重要研究基地而备受重视。1976年起日本在县一级由兵库县立尼崎中央病院设立东洋医学研究所，以临床为中心开展研究活动，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在公立医院开设汉方诊疗部和东洋医学研究所。1977年，日本学术会议会长越智勇一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递交了一份《关于确立东洋医学的研究和教育体制》的文件。日本科学技术厅决定以10亿日元作为研究汉方医学五年规划的费用，第一年已拨款近1亿日元。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尚存在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汉医队伍还不够壮大；汉医如何纳入医学教育体制、医院体制等均有待进一步解决；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够广泛，缺乏综合性的研究工作等等。但是在中医热的国际背景下，日本汉方医学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可以概括为重新确立了汉医界的社会地位，大塚敬节、矢数道明、间中喜雄等著名汉方医家因发展汉方医学的贡献，而接受了日本医师会的优功赏。汉方医学已引起整个医药学界的兴趣和重视，在财力上也正逐步得到支持。

二、针灸热和对经络实质的研究

针灸医学在国外影响已举世瞩目，特别是我国针刺麻醉的研究，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使针刺疗法在世界进一步得到传播。现在中国的针刺疗法已传到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拥有一支众多的针灸治疗和研究队伍。上海中医学院就举办了16期国际针灸班和日本医师针灸学习班，为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培训了222名针灸医师，并举办了六期短期进修班，培训了85名学员。

在美国也出现了针灸热，并自西部向东部发展。苏联曾在1959年，由卫生部颁布《针灸应用条例》，推广针灸疗法。六十年代苏联官方不再鼓励针灸研究，但到了1971年，苏联卫生部又发文指示进一步发展针灸疗法及其临床应用。1977年恢复了在高尔基城举行的针灸学术年会。目前以国际或世界命名的针灸学术会议就有国际针灸学术大会、世界针灸学术大会、世界针灸与中医讨论会、世界针灸医师及针灸学会学科联盟大会、科学针灸与应用技术国际会议、国际针刺与电疗学会大会等。世界针灸学术大会，自1968年开始，不但会期周期变短，范围不断扩大，论文也大大增多，反映了针灸热的国际面貌。

1953年奥地利成立了针灸学会，1972年建立了奥地利针灸学院，1982年又成立了奥地利推拿研究所，成为欧洲培训针灸推拿医师的中心，在日本现有针灸医师近5万人，全国有针灸专科学校23个。为了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推动针灸学研究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1982年12月曾在马尼拉召开针灸穴位标准化会议，就14经361个穴位标准化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在国际交流中统一使用穴位名，应同时包括编号、汉语拼音、汉字穴名三个要素。

经穴和经络，这是目前国外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经穴的电学特性被认为迄今最能说明经络系统客观存在的生物物理指标。国外进行这项研究的首推日本的中谷义雄和法国的尼伯耶特（Niboyet）。中谷用直流电（电压12伏）通过患者皮肤时，发现在经穴的位置上导电量显然较一般部位为高，被称为良导点。把这些点用一条假想的线联结起来，被称为良导络，良导络和经络循行路线很相符合。这就是穴位的低阻抗特性。尼伯耶特应用欧姆计也测到穴位的低阻现象。以后美国的梅兹莫托（Matsumoto）也证实至少80%的穴位可应用这种仪器被检测出来。二十年后的1970年，尼伯耶特又运用直流电挢式皮肤电阻测定仪，对其工作进一步验证。证明在电压5 ~ 50伏的条件下，一般穴位电阻的确较非穴位电阻为低，且左右对称。此后伽士莱维（Ghaznavi）等报道以交流电或脉冲电测仪探测穴位的电学特导性，经穴较非经穴皮肤电阻相对为低的特性，进一步得到肯定。穴位的电位研究，最早见于1955年苏联波基亚基（Подщибякни）的报道，他发现皮肤上有某些特异的点，其电位较周围皮肤为高，并随内脏功能变化而变化，被称为“皮肤活动点”，这些活动点多数与经穴相符。七十年代以来，穴位的皮肤电位特性引起国外更多学者的注意。波恩（Boown）等用直流耦合放大器（内阻1兆欧）和生理记录仪，对正常人上肢六条经脉的主要穴位进行了探测，发现多数的高电位点和传统的经穴位置一致，这些高电位点也是两侧对称，而且不同个体和不同时间测定，其位置基本不变。1979年拉西玛尼（Reichmanio）等对经脉电学特性，研究了心经线的任何二点间的阻抗，发现低于邻近非经线二点间的阻抗。并指出经络可能是区别于目前已知的神经系统以外的信息传导系统。为了阐明针刺的疗效，国外也有学者注意人体结缔组织、压力、热敏结构和电磁场等的研究。

由此可见，针灸医学在国外被重视，笔者认为这不但基于针刺疗法的明显疗效，更是由于它包含着人体科学尚未涉及的课题而吸引人们去探求。

三、中医理论是中医之瑰宝

日本学者很重视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医学博士升水达郎主张：“系统掌握中医理论，不能仅偏重于伤寒金匮，更不能只追求中医能治愈疾病这个实际方面，忽视中医的表、里、寒、热、虚、实、燥、湿和十二经络等理论是危险的。汉方的临床疗效，正因为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并指出：“西洋医学也必须尊重汉方固有的理论和实践，否则就会陷入身在宝山不见宝的境地。”近畿大学教授有地滋强调：“由于汉方在各类医疗机构的健康保险中被广泛地应用，在对汉方的认识正日益加深和扩大的这样喜人形势下，就越要以经典著作为基础，踏踏实实地研究汉方医学，切不可只是迎合现代医学的需要而割裂汉方，否则汉方本身必将陷入混乱。”日本参议院议员，著名生理学家，前名古屋大学校长高木健太郎也指出：“实践和科学研究日益证明汉方的许多长处，补偿了现代医学不足，对患者也是很大福音，因而对它的信赖也在与日俱增。园前的阻力在于还有不少理论上不易接受和难以理解的内容。借口理论不够明确，企图否定汉方的论调是错误的。西洋医学中也有许多机理不明，说理不够明确之处。不能意味汉方可以不要理论，实践就是一切。”对中医理论的这些论述，确是精湛之言。

国外有不少学者从中医的整体观念、内环境平衡的观点来研究中医。

法国学者C · 贝诺托（Clande Bernard）在十八世纪中叶提出了内环境和内环境稳定的概念。美国生理学家W · 卡诺（Walter Camion）在1926年提议用“稳态”这一词汇来表达内环境及其稳定的维持。这是指可变的但又是相对稳定的状态。要求在讨论分析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时，不忽略机体反应的整体调节综合规律，由于对机体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多级层次（如系统、器官、细胞、分子、量子）这样的阶段，使“稳态”的概念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扩展。美国实验生物学会第18次讨论会对于“稳态”作了如下概括：“稳态”在其最广义的含义上，包括了使有机体大多数稳定状态得以保持的那些协调的生理过程。类似的一般原理也可应用于结构层次的其他水平的稳定状态的建立、调节和控制。“稳态”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因为“稳态”是调节机制的作用所向，可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动，然而通过种种变化却仍保持在某种严密的控制之下。……“稳态”的根本特征在于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在特定的时间，保持特定的状态。中国医学的阴阳五行、脏腑气血和经络理论，明白无误地指出，人体是一个整体，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其天人相应思想和四时大气理论，把人体和自然也处在这样对立统一的整体中。中医最早提出了“稳态”思想，中医认为阴阳的消长过程，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而阴阳平衡的失调，机体“稳态”的暂时破坏，人体就会发生疾病。并提出了种种人体和自然相适应的要点。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三谷和合指出：“中医把‘证’作为对阴阳认识的客观标志，并据以调整机体异常状态。”远田裕政则认为：“中医的治疗是使机体反应平衡点发生推移的缘故。”Brekhman等根据某些中药如人参、刺五茄、五味子能促进机体非特异性防御能力的提高，使紊乱的机体功能趋于正常，具有适应原样作用，而认为它们有利于机体“稳态”的恢复。Cook指出，“中医的阴阳学说对于理解自然系统，包括人体各系统相对平衡过程的建立有重要价值。”有的学者认为，健康是活的有机体及其所处的环境互相协调作用的结果，是阴阳两大活跃力量处于平衡状态的结果。并指出，假定能适当地利用中医的线索，就可能发现许多有关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东西。伊藤嘉纪从内环境稳定概念对中医进行研究，认为中医的某些治疗方法，就是通过体温和血浆渗透压这二个重要生理指标的调整而发挥治疗效果。中医的治疗主要目标，就是调整体内内环境的稳定。国外学者也重视中医的脏像学说。中医把人体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系统，而不是各个解剖单位的综合整体。中医既看到人体内部各个不同脏器间的梠互作用，又看到人体与周围环境以及宇宙的相互作用。中医把人体看成一个完整的工程系统，人体健康就是这个科学工程系统协调和谐的表现。两医却不同，西医若重对人体单位结构及其功能作详细精确的研究。Wei Ly把中西医在研究方法论的不同，看作近似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方法论上的差别，经典力学依赖的是确定性，而量子力学却是概率，甚至是不确定性，并认为中医的阴阳理论（定律）对客观事物观察和认识的两元论，在科学和人类文明中具有伟大意义。由此进一步指出，中医脏象学说的五行动态模型确实在现代生理学中有其牢固的基础。它把人体作为一个协调一致的完整系统，而不是机能各自独立的一些单个部分的集合。西医生理学能说明每个单独器官的功能，但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十分含糊。Wei Ly在研究了中医五行理论后确认，五行理论对认识人体生命机制会有所裨益。陶诺（Doerner）对五脏研究证明，它们固有的功能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性，这些节律性与传统的描述经络气血运行昼夜节律的子午流经理论相符合。西德的帕汉脱（Porhent）认为，中医的脏腑学说乃是各部分功能的综合。由于功能运动是连续性的，所以，测定生命功能变化存在困难。脏象学说研究的内容，正是常常被西医所忽视的那些不需要任何工具就能看见的病人大量的重要的机能变化。中医不是把人的躯体与人的精神分裂开来，而是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这正构成中医的精华。伊原信夫也指出，中医学是在“现场”观察实态、并对它发挥作用的医学，要求在现场，同时进行分析综合。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提供了这种分析综合最好的理论与方法。中医学具有独特的脏腑经络观，它不把脏腑看作只是解剖学的实体，而是具体的身体内，立足于整体所见到的各脏腑的功能系统。在以脏腑为观察对象时，是以该脏腑为中心，观察对脏腑整体或其他脏腑系统的相互关系。而现代医学是依靠分析仪器的人工模型的医学体系，与立足于具体形象的中医学完全不同。

在科学界，曾经有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认为古希腊是科学之母，就是在我国，由于受这种思想影响，也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离科学甚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以雄辩的事实，找到了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的某种联系，指出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得力于中国技术发明的影响，现代科学大厦之下的基石和柱桩很多标有“中国制造”，有力地改变了不少中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观点。曾在巴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伦敦帝国学院等处从事理论高能物理研究的美国卡泼勒（Capra）博士，在其所著《物理学之道》（Tao of Physico）中论述了中国哲学思想和现代物理学之间某种类似后指出：“中国哲学思想提供了能够适应现代物理学最新理论的一个哲学框架。”作者认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道”暗含着“场”的概念。“气”的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也惊人地类似。并认为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和转化，与“易经”所表达的观点相似，“易经”这本阐述变化的书，正好和基本粒子动力学模型一致，而且“易经”的八卦图也和强子八重态对称性类似。

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海森伯，都曾把原子物理学中的认识问题，同东方的哲学思想相比较。李约瑟也曾推测，中国的思想方式，可能对基本粒子研究发生影响。因耗散结构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普利高津，也认为他的理论和中国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的传统思想符合。这些回顾，有助于了解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和发展现代中医之间的联系。

国外对中医的重视，这既是对中国医学科学性的认可，也是作为一项新的发展人体科学的潜在领域而引起世界的注意。

现代医学，从对人体结构、功能、生化的研究，进而重视所处的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近代科学的发展，对包围人体的电磁场和人体内循环的微量能量，也越来越引起医学界的兴趣。人体内循环的微妙能量具有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疗的能力，它的活动对病人有防卫和治疗作用。现代科学证明了小量能量放射（荧光、空气、离子、微波、声音、电磁防等）能破坏细胞功能，然而小量放射所形成的人体明显功能异常，在结构发生变化以前，已充分发生，这表明了在人体内，尚有一些至今未被人们了解的传感通路。中医的“气”具有丰富的内容。对中医“气”的本质研究，也有可能产生对人体认识新的飞跃。

中国医学是在吸收多学科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悠久的岁月中，也曾接受过外来医学的影响，但至今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辉，这不但是因为中国医学有宝贵的临床经验也因为它具有系统的理论，蕴藏着至今还被探索不已的宝藏。中医现代化的课题，义不容辞落在新一代中医的肩上。

西医发展到目前的境地，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持续努力。自哈维（Harvey）（1578 ~ 1675）发表血循论，列文虎克（Leeuwenhoek）（1632 ~ 1723）发明显微镜（1660年），摩加尼（Morgagni1682 ~ 1771）提倡病理解剖，经百年来无数前贤之心血，才奠定今日西医的基础。以后魏尔啸（Virchow1821 ~ 1902）创立细胞病理学，R · 科赫（Robert Koch1843 ~ 1910）奠定了微生物学，才逐步发展为今日之西医。西医的发展不断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发展，应用新的手段，费时之久，用力之深，可以想见。

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发展和提高祖国医学，除必须继承传统的中医学术思想，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外，还必须应用现代科学手段来研究祖国医学。笔者曾提出在研究发展祖国医学的事业中，也要注意组织边缘学科如生物物理、生物化学等有志于发掘祖国医学宝库的仁人志士，共同奋斗。

面临中医国际化的今天，我们有进一步发展祖国医学的良好条件。我们一定要很好学习、继承、整理祖国医学宝库，深入地研究祖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在发展中医事业上作出我国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