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于1983年10月21日至26日召开经济、社会、科技总体发展战略讨论会。会上许多同志作了发言。兹将部分发言摘要如下：
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整个国家的系统工程。对于这个系统内部的结构，还可以进行系统辨认。我们对国家的经济体系不太摸底，不要紧，看输入到经济体系中的是什么东西，输出的是什么东西，就可以找出这个体系的结构是什么。这些方法是理论的方法，是要计算的，而且计算的量大得很。但不要紧，现在有电子计算机，多大的量都能算出来。
要把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这就是大战略的问题。这个任务是科技人员（包括社会科学人员）应办的事。
要充分注意废品的回收问题。我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了二十年。他们浪费不得了，浪费能赚钱就浪费。但后来慢慢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也重视了。例如西德废品回收率，锡为46%，铅为45%，纸为45%，钢铁为35 ~ 40%，铝为25 ~ 30%，锌为20 ~ 25%，玻璃为15%。民主德国造纸用的全部纤维原料中，废纸占50%。对这个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要看到“三废”是送到门前来的资源。周总理很重视废品回收。这就是从大的角度去看这个资源，不管有多少用过的东西，都要回收再用。
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是通讯建设问题。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交通；三是教育、科学。在第二个问题中应加上通讯。通讯是重要的。现在我们国家对通讯落后的情况麻木不仁，统计材料收不上来。由于通讯不成网，线路太少，就是解决了统计与信息问题，也解决不了信息通道。与先进国家比，我们差得太多。所以，在研究发展战略时，要考虑通讯建设。
要建立小型企业，发挥大家的能力。人们都想干活，但发挥不了每个人的作用。外国在建立小型企业，生产体制不是树型而是网型。如何建立网型小企业，是经济体制问题。
要考虑国防问题。我们要搞科学技术，要吃饭，要建设，这都要考虑到。但国防也不能在大战略中没有位置。
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已经走出了一条很好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很快。农业不仅是农业，还有牧业、林业、禽业、虫业（蜂、蚯蚓）、菌类等，面非常广。还要考虑农产品的深度加工。这种农业是大农业，是综合性的农业。日本人说，二十一世纪知识最密集的产业就是农业，农村结构也将有很大变化。将来形成很多农村集镇和小城镇，把城镇变成农产品深度加工的知识密集产业的所在地，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从科学上讲，阳光就是这样多，但利用太阳光的潜力就大多了。我们现在扔的东西太多。要多层次利用，提高利用效率，农业面貌也就变化了。这样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差别就没有了。城乡差别也没有了。
利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来发展生产，要求人们掌握相当的知识并具有一定的智力水平。生产工人主要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力和文化。应用新技术，用大量知识推动技术革命，改造生产，这需要强大的科研力量及技术队伍，而且工人也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以后，要争取采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进技术，如果不用，生产力就上不去，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就会更大。
一点建议，在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应是总体设计部。它不能只靠开会解决问题。不能只由各行业专家去摆各自的论点。大家都从自己的部门出发谈问题，就互相不能说服。这要靠总体设计部来综合。总体设计部应有几百人的各行业队伍去做总体设计。光靠开会，靠跑腿不成，要有时间考虑总体问题，进行计算、分析和研究。然后再召开会议，由总体设计部报告，请各行业专家研究，这样反复几次，绘制出发展战略蓝图，就比较好。
关于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设想
六十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传统的经济指标，并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的影响，不能充分反映现代社会的要求。因此，探索建立一套科学的、完整的指标体系，全面地、综合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确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之一。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可观的。据国外计算，仅环境污染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 ~ 5%。然而，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却从未涉及生态和环境经济问题。
苏联经济学家论证了用最终社会成果，包括保护健全的生活环境的要求来取代传统的增长速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一项包括技术经济潜力、社会发展成果、环境状况和防卫力量的综合指标体系。
罗马尼亚建立了由24个具体指标组成的衡量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它分为吃、穿、用、住和文化、教育等八组指标。计算时对每个指标打分、然后用加权的办法相加，求出一个总指数，用来反映人民生活的总水平。
菲律宾满足人民生活基本需求发展目标的十一项指标中包括有“生态平衡”指标。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本身仅仅是市场商品价值的反映及每年经济生产的支付，而环境损害费用被忽略了，所以利用GNP对于福利的衡量是一种假象。一些西方国家GNP增长很快，但并没有导致社会或个人福利的提高，有的甚至引起社会福利的下降。
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用“经济福利量”来校正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因为后者没打包括：（1）家务劳动；（2）空闲时间；（3）环境污染等内容。前两项对于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来说是正值，而环境污染则表现为负值。
类国卫生组织提出用“ASHA指标值”来反映发展中国家满足基本需求的发展战略。这个综合指标根据六个具体指标进行计算，其公式是
这个指标的缺点是，六个指标在计算时是平列的，没有加权平均，而且偏重于社会指标。而实际生活中生产是居主导地位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发展水平。
1973年日本公布了“国民纯福利”指标的计算方法。“国民纯福利”指标表现为卞述各组成部分的代数和：1. 国家消费：2. 私人消费；3. 国家资本的劳务；4. 耐用消费品的劳务；5. 空闲时间；6. 市场外的活动（家务劳动）；7. 环境保护支出；8. 环境污染；9. 都市集化造成的损失。其中第三项到第九项，按照现代统计学都不属于国民生产总值之内。最后三项（“环境保护支出”，“环境污染”，“都市集化造成的损失”）反映了“福利的否定因素”，目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全国规模的“生态损失”。据统计，日本的生态损失在国民纯福利指标中所占的比重，从1955年的0.2%，上升到1970年的13.8%。环境污染已成为降低国民福利的基本因素之一。
1980年，法国有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研究了由十一项指标组成的、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福利指标体系。它们包括：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率；平均每年通货膨胀率；平均寿命：成年人扫盲率；人均粮食产量指数；人均摄取的热量；所摄热量占耑要热量的百分比；人均能源消费量。
以上这些综合指标体系都是为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建立的，只能反映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但是，他们的这种方法可供我们研究参考。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用“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它对于研究工农业之间的物质联系和比例关系，有一定的用处，但是这个指标没有包括全部社会成果，不能充分反映出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目的，而且工农业总产值是按工厂法计算，有多次重复计算的虚假因素。因此，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一个包括环境和生态因素的综合指标体系，很有必要。
有的同志曾设想过一个包括三十项具体指标的综合值，用来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这些指标按其内容可分为四大类：一、综合水平指标；二、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基本需要的指标：三、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基本需要的指标（包括反映环境和生态状况的指标）；四、社会安全保障指标。
也有同志提出，可以采用以下十项具体指标：1. 国民收入总额；2. 人均国民收入；3. 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 人均能源年消费量；5. 城镇就业率；6. 识字率；7. 人均粮食产量；8. 平均寿命；9. 人均每天摄取的热量；10. 零售物价指数。并设想了一个加权方案：国民收入总额、人均国民收入的权值各为15%，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就业率的权值各为5%，其它指标各为10%，这样经济指标的权数大体上占65%，社会指标的权数占35%。（根据会议资料摘编）
与发展战略有关的几个人口问题
邬沦萍
一、总结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经验，在战略思想上要明确：（1）发展战略必须遵照包括人口规律在内的客观规律，否则要受到惩罚，为此必须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2）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还是靠“革命加生产”，但必须加上实行计划生育；（3）我国人口再生产需要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或人口静止。
二、把人口问题纳入发展战略是当代人口状况的要求。人口及其结构是制定发展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决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重要因素。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发展固有的惯性、周期性和积累性的特点，还要充分考虑和估计到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到本世纪末实现控制人口在12亿之内的战略目标，任务艰巨，这是因为我国解放后出生的人口（34岁以下的）有七亿，其中23岁以下的有五亿，都是现实和潜在的生育旺盛年龄人口。而且，我国的目标要求很高，不是一般地控制人口所能做到的，需要作很大的努力。此外，我国各地区人口再生产差别很大，落后地区达到先进地区的水平还需要较长时间。但是，只要全党全民同心同德、艰苦努力，实现12亿目标是大有希望的。
四、解决我国劳动人口多是个更为迫切的战略问题。目前我国15-65岁人口有6.3—6.4亿，到本世纪末要达到8.2-8.4忆，相当于甚至可能超过那个时候第一、二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总和（8.3亿）。必须认识到劳动人口多既是优势又是劣势的两重性，要力争发挥其优势。这就必须就业、教育、劳动组织、劳动时间安排、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综合加以解决。
五、过度控制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人口老化。目前65岁以上的人口约4950万左右，到本世纪末可能达到9500万 ~ 1亿之多。就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来说，本世纪末是8%左右，相当于今天日本的水平，但大大低于西欧，因而目前还不是最迫切的问题，不能因此动摇实现12亿目标的决心。但也必须看到，我国人口老化速度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严重的问题是在下一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高峰在2040年。预计2020年65岁以上的人口为1.7—1.9亿，2040年高达2.5 ~ 2.7亿。在二十一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部人口20%左右，这是个严重问题。因此，应从战略上予以重视，有所准备。
六、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6.3：100，是偏高的（1980年世界平均为100：100），主要是由于出生婴儿性别108.47：100，大大超过世界普遍的104 ~ 107：100。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在107：100以上的有12个省、区，占全国人口近80%。有必要研究性别比高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经济的原因所造成的。在战略上，要采取措施防止由于社会、经济、技术的原因导致性别比不正常。
七、我国人口素质（主要指文化、科学素质），城市高于农村，汉族高于少数民族，这是长期历史社会条件造成的。目前控制人口政策，城市严于农村，少数民族宽于汉族。因而今后一个时期新出生人口中，城市人口比例缩小，少数民族比例扩大。按目前情况预计，这种结构不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的迅速提高。不过不能因此轻率地改变现行人口政策，而应当在社会、经济政策上迅速提高农村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
A）本世纪末的人口目标已明确是12亿，但今后我国人口的目标是静止人口，还是略微增长或逐步减少，究竟稳定在多大规模以及用什么步骤来实现，在战略上必须有所考虑。
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张健
一、各行各业都要树立两种生产一起抓的战略思想。恩格斯曾经提出过要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一起抓的思想、这一正确论断已为国内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美、日、英、德等发达国家都是靠物质技术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实现工业化的。要提高企业素质，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觉悟、科学文化水平和强健的体质与技能技巧。为此，应该成立研究“优生、优养、优教”战略决策的机构，重视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战略决策，快我们的教育真正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二、各行各业都要树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战略思想。要实现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综合发展）工业、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都应实H教育、科研与推广和生产的密切结合，建立三结合的体制。以使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迅速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三结合体制在国外已有成功经验，也适合我国的国情。
三、建立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综合开发的战略研究机构。实现四化，要从教育这个战略重点着手，因为科学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对人才的合理培养是四化的核心，也是经济起飞和振兴的根本保证。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我们国家教育事业较落后、很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我们既要进行物质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战略研究，并很好地研究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人力、物力、财力投资的合理比例，逐步改变目前对人的培养投资太低的不合理比例，不断增加各行各业教育、培训的经费，以更好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科技发展战略及其与总体发展战略的关系
邓裕民
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结构性衰退以及关于后工业化社会的议论，实质上是标志着上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始的工业化社会的结束。一个建立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之上的社会已经到来。现在，许许多多新技术，如核聚变、激光、遗传工程等，并不是来之于工业生产的过程之中，而是来之于实验室。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新的科技发展战略，还要探讨它对总体发展战略的影响。
当前农业的发展虽然还没有摆脱石油农业的道路，但是，由于空间技术和分子遗传学的发展，人们正在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对地球上植物的生长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可能在将来出现新农业生产技术。
信息革命将会对未来的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对此，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信息、通讯和人工智能，本来属于一个系统，但是，在我国，处理信息的电子计算机由电子工业部管，通讯却由邮电部管，至于人工智能，还不知道由什么部门来管。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一个系统的东西分了家，很不利于它们的发展。
制造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不断减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对此，我们应当在考虑发展战略问题时有所认识。我们对发展机器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应当有所改变。今后二十年内，机器人会有很大的发展。
当前，我们正在调整和改变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市场结构和城乡结构。应该在发展新产业的同时改造老产业，并通过采用新技术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城市的发展具有周期性。美国有些城市已进入衰老期，有被废弃的可能。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目前存在的问题很多，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解决。否则，也有进入衰老期的可能。
关于科技发展战略的原则建议
吴明瑜
对于外国的技术，要研究它们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还要研究我们的国情和我们当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能决定我们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
关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不能对我们今天的水平估计过高，我们与美国、日本的差距不止十五年或二十年，实际上还要大得多。比如，日本对外国的先进技术有很强的吸收能力，那是从明治时代起就开始重视发展教育和吸收西方的技术的结果。我们现在还不具备日本这样的能力。我们的基础结构也不能适应当前一些新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搞了二十年，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门工业。激光器的研制，我们起步并不晚，但始终是跟在人家后边转，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差距反而越来越大。
关于高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电子工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就要求在管理上必须有所变革，以适应发展的要求。尤其是要预见性。
高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成功率往往是很小的。对此，我们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政策。建议国家设立一项风险基金，以支持高技术的发展。
要充分依靠智力发展密集的地区，建立技术密集城，以发展某些高技术。美国西部的硅谷，就是充分利用了旧金山地区许多大学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我国的上海、北京，也可以发展成为这样的技术密集城。
高技术的发展，正确的决策极为重要。在今天，任何错误的决策，都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另外，在决策上要有高度的灵活性，要有一套灵活反应的特殊政策，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形势。
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把教育摆在重要位置上。尤其是技术教育，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大影响了工人的素质的提高。学校教育并不是向学生灌输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且让他们掌握一把“钥匙”，让他们自己铺够打开知识金库的大门。要在全社会造成一种重视技术教育的风气。
最后，发展战略的研究，应当重在实施，不能谈谈就算了。
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探讨
陈德照
我们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是否以到本世纪末，进出口总金额达到1600亿美元作为“总的任务”和“主要指标”，值得研究。这样做，容易产生片面追求速度，不计成本地出口商品或不顾国内需要和可能，盲目引进的现象，并会满足于因重复计算而增长的进出口总额，而忽视实际的效益。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应当把提高经济效益的指标放在首位，形成一个科学的指标体系。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吐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是因为具备了三个条件：一是适应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工业的战略需要：二是这些国家不但在经济制度方面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并且大多在发达国家全球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三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着战后高速度发展的时期，发达国家多次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关税。我国的情况与此不同，我们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八十年代同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有很大不同，西方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了走走停停的状态，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既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所以从总体看，我国不宜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但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应当有不同的安排。
我们要加强研究世界经济形势。资本主义世界无论是处在危机阶段，或是处于复苏和发展的阶段，都有对我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我们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利用危机等对我有利的方面，二是避免或减轻危机对我不利的方面。在西方经济回升的情况下，市场价格…般会随之上升，我进口同样数量的设备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市场的需求也会随着经济的回升而增加，又有利于我出口。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要从战略的高度考虑进出口贸易的多变化，而避免对某些国家造成过分的依赖。
从长期看，加强发展机电工业和出口机电产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不但是因为出口机电产品能够得到更多的附加价值，并且因为机电工业和机电产品的出口状况，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机电产品的出口会遇到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它反过来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整个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五十年代，日本决定把照相机和汽车工业作为重要的“出口行业”时，这些部门也还处在一种落后的状态。当时日本的照相机工业规模很小，成本较高，产品质量较差，甚至还不能进行批量生产。日本把相机分割成镜头、快门、机体三个部分，分别扶植专业厂进行批量生产，并派人去西德考察，搜集情报，在此基础上再采取进一步的对策。
（摘自《经济、社会、科技总体发展战略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