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研型大学的核心观念——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就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德国科学家威廉 · 冯 · 洪堡在十九世纪初提出的。德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主要机构——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却与洪堡理想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有点讽刺意味了。

在庆祝它的75岁生日之际，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独立研究机构网拥有巨额公共拨款加上几乎是彻底的科学与管理自主性，使全世界科学家羡慕不已。这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无法比拟的。

学会的科学声誉最近又一次得到证实，79岁的电子显微镜发明者，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在柏林的弗里茨 - 哈勃研究所前所长恩斯特 · 鲁斯卡（Ernst Rusk-a）和IBM公司的Gerd Binnig与Heinrich Rohrer—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鲁斯卡是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成立以来的第2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最近连续三年来的第三个。

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是在1948年才在英国科学家亨利 · 戴尔（Sir Henry Dale）的建议下改用现名的。1911年在柏林刚创建时叫威廉皇帝学会，是根据一群科学家和工业家的共同建议而创办的，这些人认为，为了得到公共财政支持同时保持脱离大学界的束缚，高级的科研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过去75年中科学界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可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哲学没有改变。结果，它仍然是一个十足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有些人甚至称其为“封建的”）组织，固守着这样的思想：只要精心扶持基础科学并用德国传统的组织效率和纪律来从事科学，国家的工业就能够繁荣。

它的60个研究所和项目组的科学活动，其课题从核物理学、分子遗传学、煤炭研究到专利法的研究。就规模而言，从位于慕尼黑附近的雇用了1000名科学家与技术员的等离子物理研究所到只有不足一打编制的研究所，如玻恩的新的数学研究所。

不管研究所是大还是小，科学自主性总是得到小心翼翼的保护。负责各个研究计划的200名科学主任都是一个一个地精心挑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一旦得到任命，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任命他们自己的人员，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不过他们每过7年必须重新取得任命。责任首先是科学方面的。每个研究所都要经受一组国际访问科学家的定期考查，他们直接向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主席报告。这些报告有两层作用，不仅仅检查所完成的工作的质量，而且如一个管理官员所说的，“让人们知道我们在政治舞台上是可以信赖的。”

现任主席，位于海德尔堡的医学研究所的化学家海因茨 · 斯达勃（Heinz Staab）指出，这种独立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学会的支持总是来自两个互不相干的来源、其中每个都要使另一个的影响保持居中，从而让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得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策。

斯达勃说，“这儿总有一种力量的平衡。”一开始是在政府和私人赞助者之间；现在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他又补充说：“研究从来也没有全盘依靠其中一组力量。”

此外，马克斯 · 普朗克的科学家们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它反映了正如一位官员所描述的本世纪早年的“高等资产阶级”的价值。这就是说，举例而言，他们一向不反对那些对私人部门有明显价值的研究工作，只要这些课题是科学家们自己确定的。

同时，这还意味着，他们有意识地努力将研究内容与政治斗争分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导致了和纳粹政权的一些暧昧关系，以后促使美国提议解散所有研究所，但后来又在英国的干涉下保留了下来。

不过，在原则上，结论是要建立一种受到保护的自由事业型的科学体制，它在工业化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出色成绩记录的科学家们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创新灵活性和自由。马克斯 - 普朗克咳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家彼得 · 布列克斯（Peter Brix）说：“这是非常高效率的；一旦你成为一名马克斯 · 普朗克的研究主任，你就可以尽你的能力、你的科学意识和实验室条件而随心所欲。”

像在任何自由事业型体制中一样，失败也要付出代价。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研究所如果不能证明它的研究仍然是足够高水平的，或者它找不到将退休的研究主任的合格继承者，它就只好关门大吉，连一点仪式也没有。“让研究所关门大吉的本领，是我们的主要力量所在，”斯达勃说，“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能高效地运转。”在1972年到1982年之间，20个研究所和独立部门就这样关了门，同一时期中有7个新研究所和8个新的独立项目组新立门户。

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是在种种外部约束下工作的。最近几年中的最主要约束是财务方面的；六十年代科学、技术与行政人员编制数迅速增长，从1960年的3000人扩大到1972年的8400人。在此以后，公共拨款和编制数一直保持不变，这就是常常说起的14年“停滞”。慕尼黑的一位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官员声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削减了”，而斯达勃则说，可以得到的设备拨款水平只达到七十年代初的60%。他指出，“如果研究所能得到更好的设备，它们会创造更多更好的科学成就。”

但是钱还不是唯一的约束。在很多方面，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传统方式正和新的社会政策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例如，关闭研究所的自由，历来使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有权解除和它所雇佣的科学家的合同，保持一定的人员缺额以便开拓新的科学领域（同时放弃没有成绩的领域）仍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这种想法常常和旨在保证就业安全的劳动法发生冲突。

近年引起激烈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地区发展需求应该在新研究所布局的决策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就传统而言，这样的决策一向认为首先要建立在科学根据的基础上，而某一个州对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科学体制总预算的贡献主要是由其人口与经济产出的规模所决定的。但是，近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说，资助科学的富裕州变得更富裕，这已经在德国造成了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

例如，人们广泛认为，上次大战以后将一系列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安排在慕尼黑的决策（它现在有9个研究所，多于其他德国城市），在使巴伐利亚州从原来的农业区成为今天所自豪的高技术中心的转变中起了重大作用。巴伐利亚州的邻居和老对手，巴登 - 符腾堡州现在拿出4千万美元来帮助它境内的两个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开展陶瓷学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活动，这样来维持与巴伐利亚州的均势。

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汉堡市反对3年前的一项将研究、聚合物的新研究所放在美因兹市的决定，因为该市已经拥有一个大战后从柏林迁来的化学研究所了。不来梅市面临着它的造船业的衰落，它所抱怨的是，尽管它为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预算作出了贡献，却没有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研究机构。

为了解决地区之间的一些紧张状况，新的规定正在讨论之中，它将要求某些州增加对在其境内的研究所的财政支持。

更难解决的困难是和大学的持续紧张状态。在理论上，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研究所和大学是平等的，向大学提供它无力得到的设施，让资深研究人员去教授大学课程，给年轻科学家全力以赴搞研究的机会。

在很多场合，这样的安排据说诸事顺利。可是在另一些场合，由于资源、机会和地位不同而加剧了长期存在的对立。这种紧张状况在六十年代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体制和大学体制都迅速扩展的时期被掩盖了起来。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紧张状况随着两种体制分道扬镳而变得公开了。

大学继续扩大它们的学生数，看来今后10年中还会这样做。但是日益增加的教学负担，再加预算紧张和为了扩大学术责任而规定的新的内部决策程序，已经使得它们较少关心传统的科研需要了。

尽管为了维持一种均衡，大学科研的联邦拨款大致上可以与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相比，但是很多大学科学家看出了大学体制和马克斯 - 普朗克体制之间的不平等。

大学科学家常常嫉妒他们在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同事所享受的较大的自由与较优厚的待遇。慕尼黑大学物理学教授海因茨 · 梅厄 - 莱布尼兹（Heinz Ma-ier-Leibnitz）说，“在过去15年中，我所认识的教授中，凡能从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得到位置的人都欣然从命了。”他抱怨说，因为大多数离开大学到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去的人都愿意待在那儿，其结果就是一种单向流动，它将大学维持第一流教学与科研的能力拦腰砍断了。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和大学不应处于同一水平上。”

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官员们否认这种人才流动是单一方向的。他们说，他们努力鼓励科学家们去讲授大学课程。事实上，斯达勃抱怨说，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科学家在申请大学工作时常常因为缺乏教学经验而处于不利地位。

从数量上看，大多数基础研究仍是在大学里进行的，其中很多是第一流的。不过，双方都承认，总的说来是有所不同的，至少大家感觉到了这种不同。一位大学研究工作者说：“马克斯 - 普朗克学会的人感到非常优越；要命的是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确实是优越。”

[Science，198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