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3日至8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在我国北京举行。这届大会的主题——《发展的未来——文化、经济、科学、政治展望》，尤其以“全球文化”在这次会上显得突出。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近60个国家500名未来学者，盛况空前。会议期间，李鹏总理接见了部分会议代表。
“全球文化热”的由来
未来研究转向全球文化的探索绝非偶然，正如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主席玛西妮在这次大会开幕式上所说：“我们必须从文化的更深层次去看发展问题，否则，那将是很危险的。不从文化的更深层次去探索未来，我们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一致的、共同的语言。”有关这一点，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世界未来研究的历程，就可以一目了然。
当今世界未来组织不少，有《人类二OOO年国际协会》，华盛顿的《世界未来学会》，西欧的《罗马俱乐部》，以及被称为属于第三世界的《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这些组织尽管研究的问题各有差别，但它们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中心又有很大的相似性。当六十年代中期未来研究开始崭露头角之时，是以悲观论点著称于世的。未来学者从人口、环境、土地、森林、水资源、矿产资源、大气、城市、交通直至核战争等各个角度向人们发出警告——“只有一个地球”！人们一旦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破坏了，就再也找不到其它的出路了。这些悲观论点引起了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注意，对未来研究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若干领域的重大突破、给人们战胜现存问题展示了美好的希望，于是，一个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乐观未来学派产生了，《大趋势》与《第三次浪潮》成了未来学者的热门话题。
悲观论点也好，乐观论点也好，都只不过是一些富于想象的学者们的纸面文章。人们随后立刻认识到，一旦转入解决全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时，就会马上遇到文化观念、政治结构、发展的准则、不同的价值观念、多极世界等一系列冲突。学者们把这一切归纳为“世界文化的差异”。由于这种文化差异，有些国家、有些学者认为是非常紧迫的问题，而另一些国家、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微不足道。另一些国家、另一些学者认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对方却认为不值一谈。学者们大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从全球文化入手，最大限度地寻求全球文化观念的一致，那么，世界的任何未来问题都无法解决。
从这次大会上表现出来的“全球文化热”也许是我国的学者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学者，正在潜心研究我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的著作。他们企图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今天中国人文化观念的形成，进而寻求东西方文化的一致。学者们的艰苦探索是我们极难想象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位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密斯，他经过三年自学，几乎精通了中国的历史和文言文，不仅可以口述，还可以为每一位中国人赠送一首唐诗，当场恭正地背诵书写。他的专著《中国文化传统》的中文手稿即将在我国公开出版。他还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司马富”。当中国学者叫他“史密斯先生”时，他立即反驳说：“我不喜欢史密斯的名字，我叫司马富。”
一位奥地利作家在会上风趣地说：“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觉得世界是一场梦。”学者们在一片笑声中认识到，未来世界到底是梦境？还是把握？就看人们在寻求全球文化一致方面的进展如何。
拯救世界未来的模式是什么？
未来学家们的慧眼全然没错。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一经交锋，立刻就呈现出对改变未来的模式相去甚远，极难寻求共同之处。大家知道，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既然这次大会的中心是“发展的未来”，这就自然地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叫发展，即发展的定义和概念是什么？二是发展的模式是什么？在这两个问题上，学者们都未能找到一致的表述。
关于发展的概念和定义到底是什么？意大利学者安娜 · 安鲁森说：“我们过去理解的发展，意味着生产更多，消费更多，即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模式。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对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危机的时刻就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也许是根本做不到的。地球上不可能再有那么多的资源供他们消耗。”
肯尼亚学者奥鲁加说：“科学的发展应造福于全人类，当今的最大主题就是消灭贫困，否则，社会就会限于战争。”
美国圣姆大学的未来道德伦理学教授古列特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给发展下了五条定义：1. 经济应有高度的发展；2. 社会应有益于人们健康地生活和成长；3. 政治上应保障人权与民主；4. 文化上应有益于人的创造和自我价值的实现；5. 生活应是全方位的，有利于人的精神实现。他特别强调，发展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他引用了法国作家的一句话：“发展是世界团结一致的革命，没有世界的未来就没有发展。”
在这次大会的十二个分组中，第一组就是“指导发展的准则和价值观念”组。他们深刻讨论了人是什么？自然是什么？大家都感到科学发展已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他们从人的理性出发提出：“发展开始于大家对现状不满，因而必须有新的思想，新的经验，并从别国的文化传统中学到更多的新东西。”他们从人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了发展的三条行动准则：允许在探索中犯错误；重视人性；尊重人权。
关于世界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这是比发展的概念分歧更大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马特尔在开幕式的发言中，就表现出了对此问题的极大兴趣。他说：“再过136个月，我们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今天，亚洲看世界，世界青亚洲，都已经不是原来的观念了。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模式：不可避免的未来；可能的未来；希望的未来，社会学、未来学者都在探索，希望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案，使我们看到希望的未来。我今天要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发展预测学’特别地重视，希望把我们的学术观点和想法变成一个可行的计划和行动。”
这次大会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认为他们的问题已经成堆了，他们不得不尽快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都劝告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千万不要照搬西方已经走过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否则后患无穷。
著名奥地利作家罗伯特 · 雍克在发言中说：“我们过去犯过许多错误，但那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比如说，本世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但我们都重建好了。但是现在我要说，如果我们再犯错误，我们就没有机会改正了，如全球污染之后，就不可能再修复了。如果再发动世界战争，那就是世界的末日，至少是局部的末曰。如果我们在发展中让西方垄断，这是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效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这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与西方同样的发展，并得到利益。但是，他们今后在养护地球方面所花的代价，将比他们目前得到的多得多。我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他们的战略家呼吁：希望他们探索新的模式。”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新模式是什么，几乎没有人作出问答。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教授奥鲁加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来探求发展模式，否则就找不到真理。目前，发达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穷得一塌糊涂。我不是说发达国家故意不管发展中国家，但我必须指出，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有一个拉美国家已经卖掉了国家土地的百分之二十，这里我不愿意说出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我推测以后他们可能把国家的领土全部卖光。当这种情况发展为对抗行动时，就会引起核战争的爆发。”由于他的发言慷慨激昂，引起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强调发展应当重视人的因素，开展全球对话，南斯拉夫的哲学教授马尔科维奇在发言中指出：“发展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满足把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进行一些推测。我们必须细细地察看，努力地把握未来。七十年代，我们的联合会有两派进行对话，一派是技术派，他们收集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认为未来与现在差不多，只是更多、更强。另一派特别重视人的因素，提出人类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如经济的、环境的、战争的等等，提出财富并非越多越好，消费太多同样会带来灾难。我们应该排除以欧洲或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而应该开展全方位的对话。我们的大会在世界最古老文化的中国开，是种对话的极好机会。我们是来学的，不是来教的。中国的改革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中国的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中国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世界不是宿命论，而是有许多机会和选择。”
中国已成为世界未来的注目中心
大会的第三天是中国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局长屈格平，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龚祥瑞的四个专题报告，赢得了中外学者的热烈掌声，使会议达到了高潮。
童大林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为题，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十年改革的过程及巨大成就，深刻地论述了中国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就商品经济、所有制理论、利益分配、经济发展战略四大问题，论述了中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造性发展。与会代表为他的发言鼓掌长达一分多钟之久。吴明瑜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些研究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现状及发展前景。龚祥瑞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起点与发展》为题论述了政治体制的历史沿革及改革的方向。他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将从传统模式——一元化、集权型、封闭型、神秘化，转向现代模式——多元化、分叉型、开放型、透明化。与会代表对此也报以热烈掌声。
中国的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特别地兴奋鼓舞。一位在美国夏威夷法院工作的巴基斯坦学者说；“我虽然在美国工作，但我特别热爱我的 · 祖国和故乡。我每年都回家看望我幼年的朋友，但他们依然很穷。中国的发展令我兴奋鼓舞，我坚信中国能为第三世界国家做出榜样、提供经验，指明方向。”
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都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问题成堆，中国学者也看到了他们国家的问题成堆，但是，我们看到了问题后是悲观丧气、一筹莫展，而中国学者看到问题后是信心十足，坚信一定能够战胜、克服。我们向中国的学者学到了许多许多，特别是他们在精神上拼发出的一种力量。
当然，大会上对中国的直言劝告和批评也不少。发达国家劝告中国千万不要照抄西方发展工业的模式，特别是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否则，以后所面临的灾难将比西方目前的灾难大得多。有的学者警告中国如果不注意环境污染的治理，将是自取灭亡。有的学者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表示担心，提出：“如果教育是昂贵的话，那么无知所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 ”这些劝告和批评均无恶意，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