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3日至8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在我国北京举行。这届大会的主题——《发展的未来——文化、经济、科学、政治展望》,尤其以“全球文化”在这次会上显得突出。出席这次大会的有近60个国家500名未来学者,盛况空前。会议期间,李鹏总理接见了部分会议代表。

“全球文化热”的由来

未来研究转向全球文化的探索绝非偶然,正如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主席玛西妮在这次大会开幕式上所说:“我们必须从文化的更深层次去看发展问题,否则,那将是很危险的。不从文化的更深层次去探索未来,我们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一致的、共同的语言。”有关这一点,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世界未来研究的历程,就可以一目了然。

当今世界未来组织不少,有《人类二OOO年国际协会》,华盛顿的《世界未来学会》,西欧的《罗马俱乐部》,以及被称为属于第三世界的《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这些组织尽管研究的问题各有差别,但它们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中心又有很大的相似性。当六十年代中期未来研究开始崭露头角之时,是以悲观论点著称于世的。未来学者从人口、环境、土地、森林、水资源、矿产资源、大气、城市、交通直至核战争等各个角度向人们发出警告——“只有一个地球”!人们一旦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破坏了,就再也找不到其它的出路了。这些悲观论点引起了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注意,对未来研究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在若干领域的重大突破、给人们战胜现存问题展示了美好的希望,于是,一个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为核心内容的乐观未来学派产生了,《大趋势》与《第三次浪潮》成了未来学者的热门话题。

悲观论点也好,乐观论点也好,都只不过是一些富于想象的学者们的纸面文章。人们随后立刻认识到,一旦转入解决全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时,就会马上遇到文化观念、政治结构、发展的准则、不同的价值观念、多极世界等一系列冲突。学者们把这一切归纳为“世界文化的差异”。由于这种文化差异,有些国家、有些学者认为是非常紧迫的问题,而另一些国家、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微不足道。另一些国家、另一些学者认为十分紧迫的问题,对方却认为不值一谈。学者们大多已经认识到,如果不从全球文化入手,最大限度地寻求全球文化观念的一致,那么,世界的任何未来问题都无法解决。

从这次大会上表现出来的“全球文化热”也许是我国的学者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学者,正在潜心研究我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的著作。他们企图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今天中国人文化观念的形成,进而寻求东西方文化的一致。学者们的艰苦探索是我们极难想象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位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密斯,他经过三年自学,几乎精通了中国的历史和文言文,不仅可以口述,还可以为每一位中国人赠送一首唐诗,当场恭正地背诵书写。他的专著《中国文化传统》的中文手稿即将在我国公开出版。他还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司马富”。当中国学者叫他“史密斯先生”时,他立即反驳说:“我不喜欢史密斯的名字,我叫司马富。”

一位奥地利作家在会上风趣地说:“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觉得世界是一场梦。”学者们在一片笑声中认识到,未来世界到底是梦境?还是把握?就看人们在寻求全球文化一致方面的进展如何。

拯救世界未来的模式是什么?

未来学家们的慧眼全然没错。在这次大会上,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一经交锋,立刻就呈现出对改变未来的模式相去甚远,极难寻求共同之处。大家知道,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既然这次大会的中心是“发展的未来”,这就自然地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叫发展,即发展的定义和概念是什么?二是发展的模式是什么?在这两个问题上,学者们都未能找到一致的表述。

关于发展的概念和定义到底是什么?意大利学者安娜 · 安鲁森说:“我们过去理解的发展,意味着生产更多,消费更多,即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模式。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对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危机的时刻就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也许是根本做不到的。地球上不可能再有那么多的资源供他们消耗。”

肯尼亚学者奥鲁加说:“科学的发展应造福于全人类,当今的最大主题就是消灭贫困,否则,社会就会限于战争。”

美国圣姆大学的未来道德伦理学教授古列特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给发展下了五条定义:1. 经济应有高度的发展;2. 社会应有益于人们健康地生活和成长;3. 政治上应保障人权与民主;4. 文化上应有益于人的创造和自我价值的实现;5. 生活应是全方位的,有利于人的精神实现。他特别强调,发展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他引用了法国作家的一句话:“发展是世界团结一致的革命,没有世界的未来就没有发展。”

在这次大会的十二个分组中,第一组就是“指导发展的准则和价值观念”组。他们深刻讨论了人是什么?自然是什么?大家都感到科学发展已越来越重视人的因素。他们从人的理性出发提出:“发展开始于大家对现状不满,因而必须有新的思想,新的经验,并从别国的文化传统中学到更多的新东西。”他们从人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了发展的三条行动准则:允许在探索中犯错误;重视人性;尊重人权。

关于世界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这是比发展的概念分歧更大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马特尔在开幕式的发言中,就表现出了对此问题的极大兴趣。他说:“再过136个月,我们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今天,亚洲看世界,世界青亚洲,都已经不是原来的观念了。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线已经模糊了。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模式:不可避免的未来;可能的未来;希望的未来,社会学、未来学者都在探索,希望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案,使我们看到希望的未来。我今天要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发展预测学’特别地重视,希望把我们的学术观点和想法变成一个可行的计划和行动。”

这次大会给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认为他们的问题已经成堆了,他们不得不尽快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都劝告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千万不要照搬西方已经走过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否则后患无穷。

著名奥地利作家罗伯特 · 雍克在发言中说:“我们过去犯过许多错误,但那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比如说,本世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但我们都重建好了。但是现在我要说,如果我们再犯错误,我们就没有机会改正了,如全球污染之后,就不可能再修复了。如果再发动世界战争,那就是世界的末日,至少是局部的末曰。如果我们在发展中让西方垄断,这是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效仿西方的发展模式,这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与西方同样的发展,并得到利益。但是,他们今后在养护地球方面所花的代价,将比他们目前得到的多得多。我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他们的战略家呼吁:希望他们探索新的模式。”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新模式是什么,几乎没有人作出问答。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教授奥鲁加在大会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必须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来探求发展模式,否则就找不到真理。目前,发达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穷得一塌糊涂。我不是说发达国家故意不管发展中国家,但我必须指出,这样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有一个拉美国家已经卖掉了国家土地的百分之二十,这里我不愿意说出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我推测以后他们可能把国家的领土全部卖光。当这种情况发展为对抗行动时,就会引起核战争的爆发。”由于他的发言慷慨激昂,引起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许多代表在发言中强调发展应当重视人的因素,开展全球对话,南斯拉夫的哲学教授马尔科维奇在发言中指出:“发展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满足把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进行一些推测。我们必须细细地察看,努力地把握未来。七十年代,我们的联合会有两派进行对话,一派是技术派,他们收集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认为未来与现在差不多,只是更多、更强。另一派特别重视人的因素,提出人类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危险,如经济的、环境的、战争的等等,提出财富并非越多越好,消费太多同样会带来灾难。我们应该排除以欧洲或以西方为中心的观点,而应该开展全方位的对话。我们的大会在世界最古老文化的中国开,是种对话的极好机会。我们是来学的,不是来教的。中国的改革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中国的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中国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世界不是宿命论,而是有许多机会和选择。”

中国已成为世界未来的注目中心

大会的第三天是中国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局长屈格平,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龚祥瑞的四个专题报告,赢得了中外学者的热烈掌声,使会议达到了高潮。

童大林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为题,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十年改革的过程及巨大成就,深刻地论述了中国的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就商品经济、所有制理论、利益分配、经济发展战略四大问题,论述了中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造性发展。与会代表为他的发言鼓掌长达一分多钟之久。吴明瑜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些研究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现状及发展前景。龚祥瑞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起点与发展》为题论述了政治体制的历史沿革及改革的方向。他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将从传统模式——一元化、集权型、封闭型、神秘化,转向现代模式——多元化、分叉型、开放型、透明化。与会代表对此也报以热烈掌声。

中国的变化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特别地兴奋鼓舞。一位在美国夏威夷法院工作的巴基斯坦学者说;“我虽然在美国工作,但我特别热爱我的 · 祖国和故乡。我每年都回家看望我幼年的朋友,但他们依然很穷。中国的发展令我兴奋鼓舞,我坚信中国能为第三世界国家做出榜样、提供经验,指明方向。”

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都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问题成堆,中国学者也看到了他们国家的问题成堆,但是,我们看到了问题后是悲观丧气、一筹莫展,而中国学者看到问题后是信心十足,坚信一定能够战胜、克服。我们向中国的学者学到了许多许多,特别是他们在精神上拼发出的一种力量。

当然,大会上对中国的直言劝告和批评也不少。发达国家劝告中国千万不要照抄西方发展工业的模式,特别是浪费资源的高消费模式,否则,以后所面临的灾难将比西方目前的灾难大得多。有的学者警告中国如果不注意环境污染的治理,将是自取灭亡。有的学者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表示担心,提出:“如果教育是昂贵的话,那么无知所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 ”这些劝告和批评均无恶意,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