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后，林奈学会仍保持强大。然而，这个使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得以阐述的学会并不总能很快地适应环境。而今这类学会的任务是什么？

有关伦敦林奈学会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858年查理 · 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 · 华莱士（Alfred Wallace）关于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论文首次在此发表，随之而来的是达尔文和几乎恰好得到与他相同结论的华莱士的新发现所激起的振荡。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学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生物学学会，学会的会报（现在分别以动物学、植物学和生物学杂志发表）是所有现有的生物学杂志的祖先，这个学会又是由它所派生出来的更为专门化的各学会（从1826年的伦敦动物学会到1937年的分类系统学家协会）家族的先祖，这个学会也是持有皇家证书的五个科学学会之一，对此，1854年，当时的政府购置了伦敦皮卡德利（Piccadilly）的贝林顿（Burlington）宅第作为一种最早期的科学活动场所。作为一个致力于“研究所有各分支自然史科学”的国际成员的林奈学会，它至今仍然昌盛不衰。

林奈学会主要是詹姆斯 · 爱德华 · 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头脑的产物。1784年，他从瑞典博物学家卡尔 · 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的遗孀那里买下了林奈的收藏品和藏书。史密斯显然有使林奈学会为林奈的收藏提供一个收藏地点的想法。1788年2月26日，他和六位友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虽然学会直至1788年4月8日才召开第一次一般性会议而正式成立。

自创立时起，林奈学会就宣告它是一个热心于自然史的学会，在这方面它在英国久负盛名，而在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博物学家学会和野外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当然，林奈学会要比这些地方性的学会杰出得多，它是一个首都的学会，它的许多会员也是其它大城市的学会的会员。

诚然，英国首要的科学团体是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的创立明显地涉及功利主义的目的：“皇家学会的业务是利用一切有用的技术、产品、力学实践、实验的设计和发明等方面的知识”。史密斯说，林奈学会是皇家学会的补充，他写道：“本学会与皇家学会的设计完全相反，事实上，本学会打算在全部自然哲学各领域内考察自然史的所有细节，像我们这样的学会，对于避免采集家的一切辛劳和耗费的白白浪费、对于避免作物栽培家的全部经验和真正观测者的一切真知灼见的丧失于世是完全必需的，……”。林奈学会绝不是皇家学会在生物学上的翻版。皇家学会中热心于生物学的几乎所有的会员也都是林奈学会会员。在林奈学会成立后的前四十年期间，主要工作是交流和发表除特别与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有关的内容外的生物学考察的成果。

1826年，随着动物学会的成立，生物学家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团结一致就出现了裂隙。1833年，由于昆虫学会的建立，这种裂隙加深了，而由于1836年伦敦和爱丁堡植物学会的建立，分裂继续加深。有些分裂的原因应归于林奈学会所采取的立场。1850年前后，学会才容许在一般性会议上进行论文研讨，甚至这种让步都是违背一些最著名的会员的意愿的，他们“几乎把会场变成观点不同的知识分子论战的场所，因而加速了学会的瓦解。”

学会当时的附则中规定会议应限于“一小时左右”。假如论文（照本）宣读在一次会议上未能结束，下次会议继续宣读。有一篇论文（弗朗西斯 · 哈密尔顿对迪拉克施泰因在1678 ~ 1708年间出版的《马拉巴尔植物园》—书的评注）竟占用了1821年5月至1852年4月之间的三十一次学会会议的部分或全部时间，甚至直到学会下令停止宣读时尚未完结。

很难设想这样的会议能激起很大的热情，约瑟夫，霍克尔（Joseph Hooker）和查理 · 莱伊尔（Charles Ly-ell）曾到会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关于自然选择的论文。霍克尔后来写道：“鉴于这两篇论文及其对自然史等的未来的影响，我们俩都讲了一些必要的话，以引起（博物学家们）的充分注意，但那里一点不像讨论的样子”。总之，那一年不幸的林奈学会会长托马斯 · 贝尔（Thomas Bell）作结论道：“学会未重视那些引人注目的发现，而那些发现却立即引起了与之有关的这一科学部门的变革”。

更糟的是，直到1903年，学会仍不提前通知会议的主要议题。1880年人们曾敦促委员会预先散发一个计划，但是，“将这样一个令人难于接受的决议列入议题”是将近四分之一世纪期间所未曾有过的事。难怪林奈学会得到了胆小怕事的名声，不知道在世纪之交新学会和新学术刊物的纷纷出现是不是林奈学会衰落的直接结果。没有一种对于变化的形势敏感的信号以表征变革的进展。

林奈学会在此期间的这种偏执可由如下事实而窥其一斑：1824年，委员会反对授予亚洲学会以证书，除非该学会从其研究范围内特别去掉自然史的内容，理由是林奈学会已经囊括了“自然史所有分支的研究”。连英国大法官都表示不能赞同这种奇特的观点。

十九世纪第二个影响学术组织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基金的设立。由于不列颠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的提议，英国政府自1850年起，一年赠与皇家学会1000英镑，1877年增至5000英镑。这就为皇家学会提供了一种保护，而在此之前这种保护则几乎完全掌握在不列颠协会手里。从此以后，皇家学会变成科学界与国家之间相联系的主要媒介（部分是通过皇家学会与咨询委员会的关系为各研究委员会保留一个席位）。1850年，皇家学会所得到的补贴占政府提供给科学研究基金的50%，至1880年，已下降到只占16%，而到1900年则更降为只占5%，多半是因为政府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另外的定期资金，这些发展是在1870与1875年间根据国家对科学教育和研究计划的需要而在德文郡公爵领导下的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

与此同时，尽管是与林奈学会无关地、联合王国和苏格兰海洋生物学协会成立（1884年），“建立更多的实验室，以便从事改进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精密研究，增进我们关于英国食用鱼类、特别是软体动物类以及通常的海生动植物资源的食料、生活史、环境等的知识”。自此开始，政府便是该协会的最大一个捐赠者。于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对研究工作的财政支持由私人的和社会的资助转移到整个国家的赞助，二十世纪初叶便正式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研究委员会制了。这就加速了科学的专门化，并根本改变了像林奈学会那样的各种内向的学会的地位。

十九世纪初叶是林奈学会的一个困难时期。它失去了生物学初创时期的中心地位，尚未找到一个新位置。当然，它继续开会、出版。在世纪交替时，动物学家爱德华 · 鲍尔顿（Edward Poulton）写道：“林奈学会已经成为仿制古典论文的中心”。但是学会会议的本来职能——听取、然后安排发表学术进展的报告——已经起了变化。十九世纪后期，一些与各个特定学会均无联系的新一代期刊开始出现（例如1878年的《植物学年鉴》和1902年的《新植物学家》）。一个专业学者阶层出现了，遗下一个非专业性的阶层，这个阶层至今习惯于宣读他们那简单的、说教式的、不成熟的学术文本，他们对科学文献愈来愈不能理解。专业术语太多，采用的专门知识太多。人们首次发现本身面临着一种难于理解的本国语言。开始了两种文化的转化。

不久，托马斯 · 赫胥黎（Thomas Huxley）便左右了英国生物学教育的发展。他设计了集中于“类型”的生物学教学的实施，以代替试图广泛包罗动植物界的生物学教学，他树立了一个典型，这一典型一直到1960年左右都是中学（在较次程度上也是大学）所要坚持的标准。赫胥黎本人有自知之明：“我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博物学家，我从未采集过标本，不能胜任分类工作，我所关注的是建筑和工程事务”。

生物学的进化

虽然如此，林奈学会仍在履行其职，不断要求在经常的学科的进一步的划分中居核心地位。一切科学在发展中都形成许多分支，而生物学似乎尤其如此，想不到基本的动植物学会划分为包括生态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古生物学、园艺学、细胞学、寄生生物学、免疫学、发生学、系统分类学和许多别的学科；生物学委员会加入了一百多个学会。每一领域都集结了自己的学者专家，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追随着一个强大的“爱好者”群。但在这种专门化下面的每一学科又都有一个与主学科相连的环节。

各个生物学学会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学术论题又被一再分割而形成新的、独立的实体。这也许与其说是反映了科学本身内先天的分裂性，不如说是反映了人的心态。人似乎情愿成为一个具有可感知的界限的社团一一一个家族、一个俱乐部或某一机构——的一员，他们要求一个熟悉的环境和一个与其伙伴的共同语言来作保证。如果超出这些界限，则组成大小更好管理的小团体便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有时，林奈学会似乎陷入迷途，随便找一些生物学家交谈，多数人都笼统地主张林奈学会是一个“与分类有关的学会”。当然，事实上根据1979年研究委员会咨询部关于英国分类学的一个报告，指定林奈学会（与皇家学会及动物学会一起）作为对“各业务中心”的一个“服务和支援机构”，以促进英国分类学的发展，报告描述了这种支援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通常的接待和定期使用的分类学家讨论和交换信息的集会地点”，而即使这一职能也不是唯一的；分类系统协会（成立于1937年）的专业职能之一是“为讨论分类学通常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一个讲坛”。

试问在现代生物学中还有林奈学会的优越地位么？据以往的记录，当新学科已经形成、更多的专门化的学会已经成立时，林奈学会充当了一个超脱的、多能者的角色。无论如何，它有两个无形的和三个有形的优越之处，而这些优点是在众多的生物学学会之中一个占有中心地位的强手所必须具备的。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内，林奈学会的委员会为了完全贯彻学会的方针，已经明确地接受了占有学会宅第的特权，通过“馈赠和赞助”授予学会使用权以利于别的生物学学会。这些方针见于学会的第一份证书：“促进以各种方式涉及有机界的多样性及其内部关系的生物学各个方面的研究”。1967年，这一条的含意被解释成：“本学会涉及包括化石的一切有机界的研究，而不限于特定的群或种。学会的活动以进化、系统及分类的研究为中心。这需要根据遗传学、生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古生物学等学科来考察和整理广泛的科学资料”。

可以期望的第一个成果、被认为是林奈学会的委员会所采取的一个新的积极的步骤是1983年英国生态学会搬进林奈学会的宅第，随之而来的是哺乳动物学会和实验生物学会。这些学会得以迁入是由于林奈学会本身实行了管理一体化，而且在英国研究院（British Academy）迁出之后在贝林顿的宅第有更多的空间可资利用。

现在的林奈学会琴比它以往的岁月更为完善，所办期刊也于1969年复刊并广为发行。学会制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与别的学会联合举行会议的二百周年纪念计划，以及为庆祝这一时节而计划的一些特别项目。邮局已发行一套标志二百周年纪念的邮票，图样是根据学会的收藏品的说明而设计的。林奈学会正与皇家地理学会共同发起一项于今年考察西北澳大利亚的计划，这与澳大利亚建国二百周年相巧合。一些专门的出版物也将于1988年出版。

但是，展望未来前途如何？像林奈学会这样的机构，它的任务是什么？这类学会对日益窘困的科学家来说是否华而不实？对此的回答显然取决于这些学会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可以认为生物科学由于分支发展的多样性而取得了进步，因为每一分支皆掌握在致力于打破传统观念的人的手里，他们不能容忍迂腐的空谈和肤浅的文不对题的议论。大多数分裂出去的派别都能生存下来，因为生物学已差不多以指数律成长起来，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但是环境在变化着，改革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公认的中心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缩减研究开支、科学无用武之地、以及教师和学生中间同样低落的士气等等这一目前形势，可以认为上述一切都是生物学家必须以共同语言来讲话的一个机会。

此外，令人激动的科学发现倾向于出现在各分支的交界处，而不是由于对旧有理论的更细致的考查，从政治的和科学的观点来看，在生物学中存在一个像林奈学会那样的居于中心的、首要的学会的位置。当林奈学会进入它的第三个百年的时候，对它的挑战将是它扮演这一主角的能力如何。

［New Scientist，1988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