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世纪的社会问题将进一步将科学家推入公众政策领域，一个全新的考虑方向必被重视，我们准备好了吗？

去年秋天，《底特律报》中一篇社论抨击了气象学家斯蒂芬 · 施奈德，原因是“将美国环境科学贬低为廉价的政治剧院。”看上去，施奈德的罪过是越出了科学家的角色，作为公众来赞成一些研究者所预言的下世纪会发生的全球气候变化，

其评论部分也是全球千万个升温辩论中的一个，它显示出科学家论及公众政策问题时的热度。迄今为止发现自己卷入这类论题的研究者不多。例如，完整的气候模拟团体仅由几百位科学家组成，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遗传工程和胎儿组织利用，原子核废物，环境中的化学物质，以及低频电磁场——是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政策领域中作出的几个重要贡献。

而且它引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个体科学家在政策辩论中应扮演什么角色？怎样利用科学帮助政策制定者得到最佳解答？还没有简单的答案。

绝大多数科学家所做的是简单的研究，通过期刊、会议与同僚辩论，有助于决定一种共同观点，作为政策辩论的基础。但是某些研究者或者有选择性的，或者仅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将其观点公布于众。

以吉姆 · 汉森为例，汉森是拿萨氏高达德宇宙研究学院的气象学家。1988年，他告诉议会，可以99%地肯定地球正在升温，原因可能是温室效应，在当时引起了对地球升温的广泛注意。但是如汉森所说的，他完全没有想要发动一场辩论。他说，“我感到自己只是想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作一准确的描述。”

用一种严谨的比喻，汉森是位“目击者”，即认为自己有很重要的信息而不能保持沉默。他说，“在1988年的声明之后的几个星期，我权衡了错误的代价和沉默的代价”，沉默的代价似乎更为沉重。“那以后声明受到过很多批评，但是在我回顾的时候我同样强烈地感到我的观点是多么正确。”他继续告诉议会、宣传媒介和公众，他的全球升温的科学性结论。

如果汉森是一位目击者的话，在大气研究国际中心工作的施奈德至少是位传教士。他说，“人类有义务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因此他投身于温室政策辩论之中，声称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所以从现在起就应该防止它的发生，他说，“我是个辩护者，我认为急需‘购买保险’。”为了使事情有效地进行，他描绘了一幅清晰的轰动世间的图画，即如果地球平均温度上升几度的话世界将会发生什么。

“其它科学家应该效仿施奈德吗？每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一名辩护者。”卡纳基米伦大学工程及公共政策系主任格兰杰 · 莫根说：“但是，你的确要选择一个角色，辩护者或是分析家，这两个角色不能融为一体。”一位科学家在辩论中为某一方强烈游说的话，是冒着失去客观现实的危险的。

施奈德自己也认识到，“双重伦理约束”的争论及说法把他拉到相反方向。作为科学家他必须谨慎，并提出所有的警告，并不要把他的论据扯得太远，但作为辩护者他必须大胆而实际。在《发现》里登载的，广泛引证过的访问记中，他解释说："为了（减小全球升温的危险），我们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当然那意味着得到大量新闻媒介的报道，所以我们必须提供惊人的方案，作出简单的戏剧性的描述，使可能出现的疑问减少…… 。我们每个人必须在实际和诚实之间作出正确的权衡，我希望两者兼顾。”

有效的作用对科学现实的双重约束不是决定成为辩护者而产生的唯一问题，虽然科学同行们可能懂得科学家和辩护者两个角色的区别，但是宣传媒介和公众缺乏经验——结果是看不到立场上的细微区别。“我总是告诉宣传媒介有两个斯蒂芬 · 施奈德，”施奈德说，但是他承认这种区分常常会消失，当晚间新闻仅仅用15分钟播放一位科学家兼辩护者的观点时，结果不可避免的混淆了科学与辩护的界线。

不管一位科学家决定做个辩护者还是目击者，或仅是个世人视听之外的研究者，他或她将会发现，一旦一个课题成为公众政策问题的话，它就不再是通常的科学了。

以资金决定为例，在研究结果会影响政策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全新的复合体，从本质来看，资金部门喜欢支持自己计划的结论，不喜欢相反的结论，1981年，《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结论是地球正在升温并符合温室效应的文章以后，汉森失掉了能源部门的资金。汉森说，能源部门“看待这些气候问题，就像一个环境学家阻止经济和工业的步伐而没有足够的基础，感到如果他们支持这项研究的话，问题恰会得到更多的公众所关注。”简而言之，二氧化碳排放将被限制的消息并不是能源部门想听到的，结果是环境保护机构开始支持汉森的工作。

即使纯粹的、毫无偏见的研究得到了资金，科学也常常处于争点之后，不居中央舞台。一些其它因素也进入政策制定中，尤其是科学性证据尚未确定之时，这里有个例子，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上，曾帮助设计票据部分的经济学家罗伯特 · 汉恩在决定当前清洁空气条例的酸雨部分时说：“科学一旦变成显著的政策上的问题，它就不再担任主要角色了。”条例要求减少1000万吨二氧化硫的排放、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地分析那个数字会是合算的交易，”1000万吨这个方便的数字可以周转一阵，但没有人愿意考虑600万或800万吨这个既便宜又同样对酸雨有效的数字可以取代。“在政策上，它是沙滩上一根难以逾越的界线。”汉思说。

一旦政策变成法律，那么科学常常隐退，甚至进入幕后。“法规有时承担其自己的生命，”主管科学顾问阿兰 · 布鲁姆勒指出，“甚至在科学性基础失去以后，法规仍可生存。”现代环境保护协会有关去除石棉的法规可能是最惊人的一例。付税者今年将付出约即亿，从学校及其它建筑物中去除石棉，而最终法案可能从500亿上升到1500亿。但是，1990年年初《科学》（1月19日第294页）刊登的一项研究报道，90%以上的石棉实际上不会冒健康风险。环境保护协会的法规忽视了不同类型石棉的区别。有些石棉是有危害的，而有些是相对安全的。

“从科学论文中的情报变成人人都了解的领域一般至少需要十年之久”，马里兰大学地质学家安 · 怀里克说，然而，联邦政府的管理人员更关心法律文字的精神而不愿接受某些石棉比较安全这样的研究成果。

这些问题是否意味着科学应该和政策一起退出竞技场呢？确实，结论太残酷了，回答也许是科学家们应该更好地学习对政策制定的理解，以至于他们至少能参与策划。研究制定政策的人们按照那些界限会取得几个方案的。

对初始者来说，带有政策影响的研究资金应该有几个来源。如果支持来源于不同的机构，那就不是一家的观点就可主导研究的。用了这种资金，科学家们将会处于较好的地位，提供所需决定的真实基础。

但是卡纳基米伦大学的莫根力辩说，提供这个基础并不是科学家们所能做好的，他说，“科学性团体难以从事政策问题，因为它有自己的研究议事日程安排，最有趣的科学性问题可能并不是制定政策的重要问题。如果科学引导政策，而不仅仅激发政策的话，研究者可能不得不更改某些努力方向。”

莫根说，关键是指导研究、减少疑问，在制定合理政策上，不可能建立许多定量，通过与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共同工作，研究者们能决定哪些疑问是相关的，然后集中研究。举例来说，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全球升温的辩论中可能会发现，更有价值的是了解怎么样的不同策略将影响地球升温的步伐，而不是了解总温可能升高多少。那样的话，研究者们可能将努力焦点放在了解这个过程的动力学上，而不是其均衡状态上。

除了提供理解问题的科学性背景以外，科学家还应该分析方案的补救方法，这是理查 · 林曾在麻省理工学院时说这番话的。例如，环境保护协会的法规通过减少汽车的碳氢物排放来制止城市臭氧污染的目的可能不会奏效，这是卡纳基米伦大学化学工程系的格瑞格里 · 麦克瑞说的、他说，计算机模型显示，减少洛杉矶这类地区的臭氧的关键实际是减少二氧化氮的数量。

在地球升温这件事上，注重二氧化碳及其它温室气体的升高水平，已经导致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约要减少20%。这可能是工业国家里最昂贵的一步，但是林曾说，有关此项政策的效果讨论得很少，他说，根据模型预示，二氧化碳的加倍将导致2100年地球温度升高4℃，而减少20%的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使温度减少半度。这值得花钱吗？这是一个必须辩论的问题，但辩论时又常常不谈这些。

很清楚，对公众政策工作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有着一个全新的考虑方向，即使他的基本角色，即得到答案的角色不变，要有效地做好这项工作，一位政策敏感领域的科学家必须决定他应该怎样与压力相互影响，尤其要注意他的资金来源于何处，考虑把研究角度转到总利益上面，并为自己准备好这种可能，即当推进政策处理时可能忽视一些细致的工作。这就非常需要使一些科学家的确发现他们被一种感觉所补偿，那就是他们影响了世界。

[Science，199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