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病态科学”一文发表在1989年美国物理学会的刊物《今日物理》第10期上。本刊特将此文翻译摘登、以飨国内的读者。该文自发表后，已引起不少反响，不少人认为朗繆提出了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且还联系了当前科学研究中的实际，但也有人担心这会影响科学上不同学派之间的正常争论。我们认为，必须将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病态科学区分开来。不能将一切错误都归结为病态科学。但另一方面，从大量科学史中的例子，包括我国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事例来看，病态科学提出的确是一类真实的并且产生影响的社会现象。正视它，研究它，并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正是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事业。而引起国内读者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正是编者发表此文的目的。
欧文 · 朗繆（Irving Langmuir）由于对表面单分子层吸附的研究而获得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多年来，朗繆还致力于探讨“病态科学”方面的问题，虽然他从未将其研究以此为题发表。朗繆逝世于1957年。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29年4月23日，哥伦比亚大学的戴维斯（B · Davis）教授来到我们的实验室，在一所老式，房子里，他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报告。他事先告诉了惠特尼（Whitney）博士和我关于他演讲的一些情况，他对其所报告内容的极大热情，也使我们深受感染。
戴维斯和巴恩斯的实验
我要告诉你们关于图1的一个故事。戴维斯和他的同事A · 巴恩斯从真空管里的针中得到一束射线。该管中部的孔上有个抛物型热阴极电子发射器，α粒子可通过该发射器并由带有显微镜的硫化锌屏幕的闪烁器计数，电子则被聚集于板上，因而电子流能与α粒子一起运动一段距离。
现在，你可以加速电子使其速度与α粒子相等。为使电子和α粒子速度相等，需加电压590 V。因而，如果你在栅极以590 V电压加速电子，电子流将与粒子流同步运动，该实验的思想如果电子流与α粒子流以相同速度运动，则它们有可能结合。α粒子将失去一个电荷，即获得一个电子。代替具有两个正电荷的氦离子，它将仅有一个电荷。而具有二个电荷的α粒子有一个电手，其能级与玻尔理论中的氢原子相似……。利用巴雷末（Bolmer）系列，你能计算出脱去电子所必需的能量等等。
戴维斯和巴恩斯发现，如果使电子速度与α粒子速度相等，则偏转的粒子数目会减少，如果没有电子和磁场，所有粒子都将聚集于屏幕上端，计数约为每分钟50次。如果加上磁场，你就可以使粒子偏转到屏幕下端。然而如果粒子获得一个电子，则它们将仅有原有电荷的一半，故而其偏转也只有原来的一半，因此不会打在屏幕上。
现在，他们得到的，或者说在那时得到的结果，非常奇特，他们发现，不仅当电子速度相应于590 V时这些电子可以和α粒子结合，而且在一系列的断续的电压变化垮，它们也能够结合，而且所有结果似乎都表明，其结合率约为80%。换言之，当条件正对时，电流的变化为80%。而他们发现，速度的差别精确地和据玻尔理论计算出的结果一致，也即是说，如果电子速度恰好与玻尔轨道上所应具有的速度相等的话，这电子将被俘获。
当然，这立刻就出现了困难。因为在玻尔理论中，一束来自于无穷远处的电子为进入玻尔轨道，它必须丢失其一半能量。由于要保持能量守恒，它必须辐射，其辐射量等于留在轨道上的能量，因而，如果电子以相应轨道上的能量进入的话，它必须辐射出相当于其两倍的能量，但对此没有任何人能证明，当时在德国有二、三位研究者企图解释这种情况何以可能。例如，索末菲（Sommerfeld）提出过一种理论想解释当电子速度等于它进入轨道后的速度时，电子如何能被俘获。
戴维斯和巴恩斯测到的正是这些离散的峰值，每一个都相应于玻尔氦原子理论中的一个能级，没有别的了，那么这些峰有多宽呢？宽度为百分之一伏特电压。换言之，用590 V电压可以获得电子流和α粒子流相同的速度。同时，也还有其他峰值，猜想下一个电压将是325.01 V，如果你达到该电压，你同样可以获得最佳俘获率。如果你改变哪怕是百分之一伏，则什么也没有了、即俘获率从80%降为0。峰很尖，这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效应，百分之一伏电压变化即可观测出来。除了590 V时的峰值外，在巴雷末系列中还有10种或20种线，并且它们都可以被测到，且都有80%的俘获率。在这些峰值时，电子全部被俘获。
在关于戴维斯谈话的讨论中，我们问及实验中怎样测量了全部的系列。因为，每次计敷要费很长时间。α粒子每次取2分钟的计数，也将是一个很长的系列，你需要进行10次或15次并且要调百分之一伏变化的电压，如果要在330~900 V之间用百分之一伏电压变化步长跑遍全程，这工作量是很巨大的，而他们说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发现，据一些峰值电压时的初步工作便可检验玻尔轨道速度，因而他们知道去哪里去找点，虽然他们也发现，情况与他们所设想的结果并不那么一致，然而他们知道能在邻近找到，这样一来，他们所得到的峰值结果反倒有令人惊奇的精度一是如此之高1事实上他们相信，他们能比通过研究约在108内的氢光谱还要更精确地检验里德伯常数（Rydberg constant）。无论如何，他们据此方法所能达到的精度没有任何限制，特别是他们在电压百分之一伏的变化范围内所进行的测量。
对这种做法，任何人都会有些怀疑，电子是否是在百分之一伏的电压内被固定和确定的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各向均匀的场。要知道，α粒子和电子所共同经历的路程仅仅为大约5 cm。
在戴维斯的谈话中，还有些现象也很有趣。一是俘获率常在80%左右，二是在曲线图上各峰值的高度大致相等，均在80%左右。
当时我们问他，这现象与电流强度关系如何？我们问夕阴极温度的变化怎么样？”
“噢，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随意改变它直至室温。”
“那么，你们将得不到任何电子喽！”
他说：“当然能得到！如果你检验理查森（Richardson）方程并计算的话，你就会发现，甚至在室温下也能得到电子，这些电子也将被俘获。”
“那么，不可能有足够的电子与α粒子结合。α粒子经过那区域只有很短的时间，在10-30安培左右这样弱的电流强度下，这是很长一段路程了。”
戴维斯说：“这似乎是个大困难。”然而他又说：“不过你没必要把情况看得这么糟。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电子是波，因而电子为了与某物结合，它并不一定要在那儿。只要波在这儿，它就能够是低强度的，而量子理论在他们所需要的特定地方能引起所有电子的聚集”。因此他觉得这将不会有任何困难。它可以自行其是。
现场考察
惠特尼博士喜爱实验方法，而戴维斯和巴恩斯的实验——非常仔细的实验，又描述得如此详尽，从理论上看，这些结果似乎非常有趣。因而惠特尼提议说，他想看看用盖格计数器代替闪烁器重复这些实验的情况。而正在研究盖格计数器的休尔特（C. W. Hewlett）则提议，我们应当给戴维斯一整套价值数千美元的盖格计数器以使戴维斯能测得更准确的数据，不过，我更为谨慎。我对惠特尼说，在我们给戴维斯这种计数器之前，最好先去实地考察一下这些实验，看看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休尔特对此也兴趣盎然。不过说实话，我只是在戴维斯谈话后二天，才来了兴致，这样，我们便到了纽约，走进了戴维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我发现他们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对他们将向我们展示的结果非常自豪。于是一大早便开始了实验。
为使眼睛能适应黑暗以便观察闪烁器，我们在黑房子里大约坐了半个小时。我说我想先看看闪烁的起止范围，于是数了一下，约为50~60次，休利特为70次，我数的次数低了一些。当然，我们在实质性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即结论是：这些闪烁对眼睛适应而言非常亮，并且当α粒子打击屏幕时计数没有任何问题，其程度大约是每秒一次。当加上磁场并偏转α粒子流时，计数降至约17次，这大约是原来的25%，很高的百分比了。巴恩斯与我们坐在一起，他说这可能是由于屏幕的放射污染源所致。然后巴恩斯计数，第一次为230次，第二次为200次。当加上磁场时，计数降到约25次。然而休尔特和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并没有看见230次闪烁。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我并没有对这实验花太多时间。我将实验过程写成一封22页长的信并做了许多注释。其要点是，巴恩斯坐在一条长凳上，另一条凳子上坐着一个名叫赫尔（Hull）的助手，他负责看大刻度电压表或实际的电位差。电压表的刻度从1~1000 V，在这种1~1000 V的电压表上要读出百分之一伏的变化，他自认为可以胜任此职。同时，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内插电压值并记录下图形。现在这房中除了一个读电压表刻度的小灯外，一片黑暗。除了电压表表盘，其余都是黑暗。
巴恩斯计闪烁数2分钟，他说他通常都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我用秒表测了一些，他有时低到1分10秒，有时高到1分55秒，但他却都将其计为2分钟了。难怪测试结果的精度提高了！
我们提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完全切断电源，此时巴恩斯的计数从低至20~30次到高50次。然后，为了获得峰值条件，他将电压调到200 V。 这时的—些读数非常有趣。我记下的一回是325.01 V，在这电压下他仅得到52次，但是在此之前，他在峰值时的计数却高达230次。对这一结果他很不满意，于是他将电压调至325.02 V，即百分之一伏的电压变化，此时他得到48次的计数。接着他在两者之间插值即325.015 V，他的计数为107次，这是个峰值。
稍后，我对调节电压的赫尔悄声说让电压保持恒定，然后又建议他做十分之一伏的变化，巴恩斯并不知道这些，他计数96次。而当我建议赫尔这样做的时候，赫尔立即惊异地说：“为什么？这变化太大了，它会迅速离开峰值的！”你看，这可是十分之一伏的变化。后来我建议，重取整个电压。
然后我们吃午饭。接着我们又在黑房子中坐了半小时以免影响观察。我们得到了一些零次计数。然后又回到325.03 V。我们取百分之一伏的变化，巴恩斯计数为110次，并且他在计数110次时得到2~3种读数。
抨 击
后来，我开了个有些过火的玩笑。我在一张论文卡片上写了包括零电压在内的10个不同的电压系列。我的意思是：在加上一定的电压后，再切断，后来我意识到这把戏可能不灵。因为当赫尔切断电压时，他靠在他的椅子上一一因而在零电压时，他将不会有任何调节动作。当然，巴恩斯总是可以看到赫尔靠椅而坐的，虽然房中灯光很暗，他仍然可以看到赫尔在椅子上的一举一动 · 因而他能够发现没有加电压，他的计数结果仍能相应于电压，因此后来我贴着赫尔的耳朵说：“别让他知道你没有调节！”我说“尽可能像在峰值时那样仔细调！”于是他从那时起开始“做戏”。也正是从那时起，巴恩斯的读数事实上和所加电压已再无关系了，报给巴恩斯的电压变化实际上都是假的，电压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在那以后，巴恩斯共计数42次，与预想的两组值相比，一半正确，一半错误。
我说：“行了，'你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测到。在实验中，你从来也没有测到过什么！”
“也许吧！”他说，“管中充满空气，温度也已经变化，因而镍板一定已经变形，以致电极不能再适当地调节了。”
我说：“噢，那这管子是不是戴维斯所说的那种即使切断电源后仍然能得到相同结果的管子？”
他说，是的。不过我们常用空白来检验我们自己，加电压和不加电压。”
“他竟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一个借口”。他有理由没有注意到任何错误的东西，因为正是他构想出了这东西。他刚才乃至一贯都是用这种方法工作的，他的诚实是没有问题的：他相信这些结果，绝对相信。
休尔特待在那儿又和巴恩斯工作了一阵子，我则去和戴维斯谈话，他一下子目瞪口呆，他一点儿也不相信会这样。“绝对不可能！”他说，“我们是在对玻尔理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现这些峰值的，我们测取这些值计算它们并精确地检验过。后来，在我们确证后，为了节约时间和确定峰值在哪里，我们事先进行了计算。”他对这件事以往的过程是如此之确信，因而他认为，硬要说他们所相信的结果从未出现过，是完全不合实际情况的。
戴维斯已在斯克内克达迪研究实验室报告了论文，并在国家科学院随后一个星期六报告这论文……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将在1930年4月24日这么办，我在回校后一天就写信给他，我们的信就这样通过邮局你来我往。他说他考虑了我告诉他的各种情况，并说他的信心没有动摇。因而他继续前进并向国家科学 · 院提交了论文。
我于是给他写了封长达22页的信，给了他我们的实验数据，并指出，他实验的整个方法是错误的，巴恩斯的计数是幻觉所致，这对那些长时期和闪烁器打交道的人而言是很常见的。巴恩斯一天将近要工作6小时并且从不疲劳。当然计数不会拖垮他，因为计数只不过是他头脑中的构造而已，他告诉我们，你并没有计这明亮的粒子，他有一个绝好的理由解释你为什么不对那些明亮的闪烁予以注意，当休尔特试图检验他的数据时，巴恩斯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计这明亮的闪烁呢？这些玩意儿只是由于放射性污染或其他什么原因引起的。”他对这实质性问题的拒斥是至关重要的，我将这些都写在信中，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和反应，很长一段时间，戴维斯没有再对此事表态、他去了欧洲6个月。回来后，我接着和他讨论。
与此同时，我还送给玻尔一封我写给戴维斯信的副本，并请求玻尔保守秘密，但可让那些想重复该实验的人试试——给索末菲教授和其他人，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许多本来可以进行的实验，而自从那时起，除一名不知道我寄给玻尔那封信的一位英国实验者外，从未有人重复这一实验，即使是这位英国人，也不能确证它，这样，一年半以后，即1931年，戴维斯和巴恩斯在《物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承认他们没有能够重复这种效应。“早些时候提交的论文依赖于计数闪烁的视觉效应，由于α粒子在硫化锌屏幕上产生的闪烁是一种临界现象，计数值可能受了对观察者而言外部的暗示或其自我暗示的影响。”他们在文章的结尾中说，他们没有能够检验任何原有数据，当然他们甚至也没有说管子是充气的。
对我而言，感到非常有趣的是，两个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竟然这样被他们自己所愚弄。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轻易地上当呢？我于是开始考虑另外一些事情，我曾见过伍德（R. W. Wood）并告诉他这种现象，因为他是一个好实验家，至少很少犯这类错误。于是他也告诉了我他在1904年有关N射线的一些经历。好吧，下面我们谈谈N射线的事情。
N射线
1903年，法国著名科学家，科学院院士布伦道特（Blondlot）正如那些岁月的所有人一样，也在探索X射线，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我无法详细说明，我扼要地谈一些重要之处。他发现，如果你有一根热线（hot wire），—根白金丝或一根能斯脱（Nernst）线，或者任何加热的铁管内壁，如果在其上边开一小口，并将一块约1/8英寸的铝片置于其内，则有一些射线从铝口中传出。铝口大致2~3英寸。这些射线是从铝口中传出而不是来自于铁，来自于小铝口的这种射线落在……物体（很少被光源照亮的）上，以致你只能勉强看到它，你必须在黑暗的房子里坐很长时间。布伦道特用一种硫化钙屏幕，即能够做光线照明并释放出在黑暗房子中可以看见的微弱闪光。或者借助相继通过2个小针孔的光，以便得到一束在白色表面勉强可见的微弱光线。
他发现，如果开灯，那么当这些来自小铝口的射线落在正在观察的纸片上时，你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见纸。噢，清楚多了！因而你便可以知道这些射线是否通过，布伦道特说这需要很高的实验技巧。他还说，不应当直接观察灯，绝不能直接看到灯光，因为那将会使你眼睛疲劳。他说，移开目光，很快你就能够看到纸片。至于究竟是否能看到，取决于N射线是否照在其上。用这种方法，你便可以检验N射线是否在起作用。
同时，他还发现N射线能够被贮存于物体之中。他取了些黑纸并用它将砖包起来，放在路边让太阳光通过黑纸进入砖块，他发现砖块可以贮存N射线，并且，甚至在包着黑纸时也能释放出来，你可以把砖拿进实验室，并使它移近你正在观察的纸片 - 微弱的照明，于是你可以看见更清楚的纸了。贮存射线的砖块越靠近纸片，效果越好，反之亦然。
稍后，他又发现许多东西都可以释放N射线。例如人体。当某人进入房间时，你就能看到微弱的光照亮了纸。他还发现，如果这人发出大的噪音，将会破坏这种效应。你必须保持安静。不过热 - 辐射热能加强这种效应。当然热本身与N射线不同，N射线不是热，因为热不能通过铝。他所发现的很有趣的现象是，如果你拿一块释放N射线的砖移近头部，它将通过你的颅骨而使你更清楚地看见纸片。当然，如果你让砖头移近纸，情况也一样。
他还发现了诸如负的N射线之类的玩意儿、他称其为N'射线。N'射线的效应是削弱微弱发光小铝口的可见度。其原理与N射线一样，只是入射角为直角。如果你从切向观察纸，你会发现N'射线的强度提高了。而当你从法向看纸时，强度则减弱了。所有这些都很有趣。对此他发表了许多论文，一篇接一篇，其他人也做实验并证明了布伦道特的结果。一时间有许多论文发表，其中半数以上都是肯定布伦道特工作的，你瞧，因为X射线被认为重要。而α射线也重要，N射线也应当重要。并且N射线处于X射线和α射线之间，故而N射线一定非常重要。
病态科学的症状
戴维斯 - 巴恩斯的实验，N射线和细胞分裂射线有某种共性_在这些例子中没有不诚实的举动，然而他们不了解，人类自身会被一些主观因素、妄想或临界效应引入歧途。这些都是病态科学的例证，它们都是些引人注目、耸人听闻的事情。通常会发表关于这些问题的数以百计的论文，并且这种状态有时会持续15~20年。然后逐渐销声匿迹。下面是判断病态科学的几条规则。
观察到的最大效果是由实验强度极弱的稀有偶然因素产生的，例如，如果一个洋葱根由于紫外光影响了另一个，那么通过增加紫外光源，就应得到更好的效果。噢，绝不是这样；它仍然只是一个洋葱根释放的强度量。10个洋葱根不会比一个产生的效果更好，它不可能造成任何关于释放源距离的差别，它并不遵从什么平方反比率或任何类似的简单原则等等。换言之，效果与原因的强度无关。在细胞分裂射线和N射线的例子中都是如此，10块砖并不比1块砖更有效，这是一种低强度的情形。我们知道它为什么强度低，那就是为了使你自己能够轻易地被愚弄。否则，它就不灵了，戴维斯和巴恩斯在灯丝断电后的计数工作，便是这种情形。
病态科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这些观察都接近于裸眼视力临界状态。我想其他感官、情况也一样，同时，这类观察结果还需要进行大样本测量——因为它们的统计显著度都很低，特别是对细胞分裂射线而言，起初看到某种东西弯曲，然后将100个洋葱根暴露于某物，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关于这些洋葱根的平均位置，以观察平均位置是否有所改变……对效应微弱的低统计测量结果被设想为取大样本时也如此显著。而麻烦也即在此，许多人取低显著度数据的测量值时，他们有某种拒斥其他数据的习惯性手段。他们能恰好取临界值，他们还可以有许多理由解释他们舍弃数据的理由。戴维斯和巴恩斯正是不断地这样做的。当数据有什么疑问时，为什么取这些数据抑或舍弃它们，取决于这些数据是否适合于一定的理论、他们并不知道这点，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宣称有高的精确度。巴恩斯能够得到比光谱学家所得到的精度还要高的里德伯常数。很高的敏感度和特定性——我们将在下面的阿里森效应中继续讨论这点。
与经验相悖的异想天开的理论。在玻尔理论中，当α粒子不在时，电子被α粒子俘获的整个思想并不是一个显见的理论，因为此时它以波的形而存在。
批评常被一时冲动下的特殊借口所反驳。被批评者总有答案——常常如此。
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率在某时会升到50%，然后逐渐被忘却。批评者不能重复实验，只有支持者能重复。最终，没有任何东西被保留。能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从来没有。这便是该类效应的特征、下面，我们再谈谈其他的例子。
阿里森和同位素
阿里森（F. Allison）效应是所有最不寻常事件中的一个。它始于1927年。在诸如《物理学评论》、《美国化学学会杂志》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他们发现了列于该年度发现年鉴上的5~6种元素。这些新发现的元素包括“阿拉巴马”（alabamine）和“弗吉尼亚”（virgiuium）。整个同位素系列都是由阿里森发现的。
这种效应非常简单，即法拉第效应，当一束偏振光通过带有磁场的溶液时，偏振面由纵向磁场被转动，这种现象已早为人知，在光开关中是很重要的，是否让光通过，取决于磁场。阿里森M实验是这样的（见图2），他们的装置包括小玻璃管及绕于其上的线圈，即一个莱赫（Lecher）系统，该装置还有一个闪光隙缝以便让闪光通过透镜，然后再通过一面尼科尔（Nicol）透镜。
13.2.2
接着通过另一面。你可以用液体，如水或二硫化碳或与小管中相似的东西调节，以使第二面尼科尔透镜获得稳定的光9如果你有一束光并能使之偏振的话，你该明白，加上磁场你就可以改变偏振面了，当你加上磁场时，这光的亮度将会增强。
现在，他们想找出时间延迟效应，即法拉第效应发生要多长时间。为此他们利用一个电场产生火花，同时又在线圈感应一个电流，通过沿着莱赫管轨道滑动导线，可以得到在磁场相反的第二个小管中产生的补偿延迟；这东西像是如此之敏，以至于他们能测出约3×10-10秒的时间变化#他们在观察中能看到这些来自于火花的闪光，并且他们又想通过改变莱赫管轨道来观察闪光的明暗变化。于是他们在第二个管中加入水和盐。他们发现时间延迟被改变了……而时间延迟取决于盐的出现。
他们很快发现——加入乙醇，可得到一种延迟，加入醋酸，情况又会有极不相同的延迟。然而如果用乙酸乙酯，将会得到这二者之和，你会有两个峰值。这样，你可以通过分析乙酸乙酯而发现醋酸和乙醇的情况。他们开始研究盐溶液并发现，只有金属元素能计数，但它们并不像离子那样行动，如，同具化合物特性的硝酸钾、氯化钾和硫酸钾，却有十分不同的特性。并且只有正离子能计数而负离子有某种修正作用。然而你无法直接检验负离子。
于是，他们开始考察溶液的敏感性，他们发现，任何浓度大于10-8摩尔的溶液，一般会产生最大的效应。也许你觉得从分析的观点来看，这颇令人沮丧。不，一点也不，你可以测量溶液冲淡到这种效应消失时的有效数字。当溶液浓度稀释到10-8或3.42×10-8摩尔时。效应将迅速消失……否则你就能得到它并在令人吃惊的精度范围内测量其极限值了。
然而，他们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在这些非常淡的溶液之内——在从氯化钠中而得的亚硫酸钠之中，无论如何，这是种取决于化合物的特性，尽管这种化合物在此浓度时被分解为离子。这没有任何区别，这是被实验证明了的。接着他们又发现所有的同位素都明显地有着很强的规律性。在铅的例子中，他们发现了16种同位素，这些同位素非常规则地排列，以至于你能够得到16种不同的阵容，你甚至可以给它们编号以便易于区别。然而很不幸，你却不能定量地得到浓度，甚至稀释法也不太恰当，因为这些同位素的敏感程度不一致，你只能相对近似地得到它，因而这种效应，成了探测诸如阿拉巴马之类有待于填入周期表的未知元素的唯一手段。所有周期表上的元素都被用那种方法填充并发表。
大约是1945或1946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遇见了在］932年与刘易斯（G. N. Lewis）打赌的拉蒂梅（W. Latimer）。他说：“这种能测定同位素的阿 · 里森效应有些奇怪。”拉蒂梅当时知道有些人与阿里森一起工作过并被这种效应深深打动。他对刘易斯说：'我想我应当去阿拉巴马看看阿里森。看看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我也想用用他的方法。”
当时，人们已在谈论可表明原子量为3的氢的光谱证据。不过那时候还不叫氚，而只说可能存在着少量原子量为3的氢。人们只找到一些少量的光谱证据。拉蒂梅说：“好，也许这是找到它的一条途径。我想我能够找到它。”于是他到了阿拉巴马并和阿里森一起工作了三周。在他去阿拉巴马之前，他和刘易斯谈了他所设想的前景。而刘易斯却对他说：“我敢和你打赌，10美元！你什么也不会找到/拉蒂梅接受了这一挑战。拉蒂梅从阿拉巴马回来后，也安装了一套仪器并工作得非常出色。刘易斯不得不付了10美元。这样，拉蒂梅“发现”了氘并在《物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个简短报道，说明用阿里森的方法找到原子量为3的氢*。其中他对浓度也作了某种估算。
随后，这事便再无音讯了，七、八年后我又遇到拉蒂梅，那时我已写了病态科学的事情，还有阿里森效'应，我告诉他我对病态科学的看法，并说阿里森效应是如此符合这些症状。当然，我知道，那时在美国化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曾对是否接受有关阿里森效应的论文展开过热烈讨论。学会最后决定将不再接收任何有关阿里森效应的论文。我猜想《物理学评论》也作了类似决定。反正，化学学会决定他们将不再接受阿里森效应的文稿。然而在做出这项硬性规定后，他们仍然接受了一、二年的论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学术部门都有二、三十种不同的溶液……他们秘密地标明并且不让别人知道这些溶液中究竟是什么，然后送给阿里森请他分析，阿里森用他的方法研究这些溶液并正确地指出它们是什么，虽然其中许多溶液浓度的数量级仅为摩尔。看起来很妙，像是一种很好的实验方法——而且被化学学会接受并发表，但这可是最后一次被接受。你也许会设想，这应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至于拉蒂梅，他说，“你看，我并不知道那时我为什么错了。我从发表那篇论文后，再未重复出实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但是，那些结果确实太妙了。我向刘易斯演示，我们两人都觉得它完全正确。它们很清楚，我用了我知道的各种方法检验过，我不知道我还能再干什么，只是我再没有重复出这个实验。”
我不知道这是这么回事，但这就是发生于所有例子中的情况。所有事件中的涉及人发现他们能完成这种实验，但他们并不能解释它们。你不能解释为什么戴维斯说他们不是从玻尔理论计算出这些结果的，你不能解释这些结果是在没有任何理论意向的情况下的经验测量。巴恩斯做了这些实验并告诉了戴维斯，戴维斯计算了它们并突然发现这些数据符合玻尔理论。他说巴恩斯并没有对此做什么手脚。他怎么对待它呢，承认或不承认？反正由你决定。我也无法解释它，我所知道的便是最终什么也没有捞到，因而它没有一样正确。巴恩斯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峰值，你总不能有一半正确的事。
飞碟（Flying Saucers）
除了这次，我并不怎么多谈飞碟。“飞碟”不是个科学概念，虽然有些科学家对飞碟有所讨论，战后有个叫SIGN的计划是研究飞碟的，主要负责收集、分类和评价有关飞碟的材料，就我对飞碟的了解来看，关于飞碟的研究很像病态科学。无论如何，由于两个人从数千个飞碟例子中选了最有代表性的二、三十个带回斯克内克达迪，而使这计划告终了。我不想全谈，那时我建议选三、四十个典型例子带到斯克内克达迪 · 我们花2天时间检查一遍……
其中许多例子是在夜间通过朦胧的大气所看到的金星。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去找金星，你总能够看见它。几乎在任何明亮的白天，特别是当金星最亮时——有时它甚至会引起恐慌。有一次人们在时代广场附近的建筑物旁看见金星时，曾引起过纽约的交通堵塞。人们以为是什么撞向地球的一颗彗星，火星人或其他类似东西。那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大约三、四十年前吧，现在，金星仍然常被误认是飞碟。
这些飞碟研究者通常只有由一个人拍摄的一、二幅照片，这使我迷惑不解。当我第一次看见这照片时，我觉得它像一片沥青纸，两张照片所显示的东西也完全不一致，我问了他们一些细节，这是什么时候的天气？噢，他们记不清了，回忆后说，大约是在俄亥俄强雷雨之后约15~20分钟。哼，再没有比被数千英尺云带动的这小小的缠绕物照出来的照片更像飞碟了；它还降落了下来！那么它可能是什么呢？“可它还以极高的速度在运动呀！”当然会这样，因为看到它的人对这玩意儿，并没有关于它究竟离观察者多远的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
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你看空中的物体、光或其他任何东西，你对它究竟多大，连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都不会有，你可以按你的想象任意猜他的速度。你问别人月亮有多大，有的会说只有拳头那么大，有的会说有篮球那么大，有的又会说和房子一样大，那么它究竟有多大？你不能由看它而给出回答。同样，你能说出飞碟究竟有多大吗？
总之，我在考察了这些例子以后，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例子能证明飞碟存在。它们没有任何一致之处，其存在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们都是主观想象物。它们都接近临界状态。你不知道临界值在测定在空中看到的物体的速度的准确程度，当你不知道这物体是1千英尺，1万英尺或10万英尺高时，它们都适用于这一般模式，也即是说，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的存在。总而言之，委员会的人被说服了，SIGN计划结束了。后来，整个计划也被解除密级，这在四、五年前的《星期六邮报》有过报道，它结束了。当然新闻媒介不会让这件事平息。老故事一再重复，陈词滥调经久不断，也许千百年都会这样下去。
后记（R. N. 霍尔）
病态科学绝不只是过去的故事。从1965年开始寻找朗缪报告记录的起因是对两种现象——光学机械和电学机械效应的好奇。这两种现象愈来愈频繁地被世界上好几个实验室的文章所报导。在这些发表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实验，与朗缪所提出的关于病态科学的前五个特征十分一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了这些实验的主观性，从而使这些研究消亡直至寿终正寝，许多读者将会想起符合朗缪所列病态科学症状的一系列例子，也许这些现象具有相似的属性。
[Physics Today，1989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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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发现氚的是澳大利亚物理学家M. L. E，Oliphanl和奥地利化学家P. Hart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