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植物分类学家们所面临的经费压力的增加，大规模范围的植物标本采集将不再可能。显然，这有可能导致高质量的植物分类学研究。

植物分类学在生物学方面所处的领导地位与其在财政资助方面如此贫困，确实是极不相称的。分类群的准确鉴定对于大多数生物学研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而使分类群能够被接受的分类命名是依据“模式标本”。因而，模式标本必须精心保存，以利于分类学家鉴定之用。在过去200年中，已积累了成千上万份模式标本，于是标本室、博物馆不得不腾出大量的空间用于保存这些用于修订研究的植物标本或用于生态学及其它研究的“凭证标本”。

经费紧缩使得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撤消了大约100个工作站，其中包括研究人员中的15%，于是引起了一系列在本刊上几周已讨论过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与植物学家有关的。如果较有财力的欧洲国家要减少他们作为世界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的分类学方面的财政资助，那么其它地区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大学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已经被迫修改了优先考虑植物标本室财力的建议，因而使分类学未来的标本采集令人忧虑。

作为一个植物分类学家，我们非常清楚，根据一个不完全了解的植物区系写出的关于澳大利亚的生态学有多大价值；的确，鉴定限于像超目那样高的水平，表达了在种水平的鉴定所携带的大量生态学资料。在如此背景之下我们还需要去保留大量的标本采集吗？

这样的大量采集仍在继续增长。它们需要巨大的建筑物和管理人员，也需要保管维持费。对于一个熟识的植物区系，比如欧洲植物区系，大量的标本保存是有用的吗？如果将精心选出的标本保存起来，其余的毁掉将会失去什么呢？记录生态和其它研究的凭证标本的积累其价值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很少被研究。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过去30年中采集用于修订研究的世界其它地区的所有采集，结果可能是建筑方面、管理方面、服务方面的巨大花费，停止减少职员有利于继续从事分类学研究，而不是管理。

别的研究领域没有几个是需要人们去保存观察结果已被记录的大量材料。化学实验室不会将有价值的基金花费在拥有和建立上百万份化学样品上，一个公开发表的报告被认为是适当的，生物学标本可能不同，但区别仅仅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本质上（也许除了模式）。新的标本被采集用于新的研究。如果没有新材料存在（因为分类群的绝灭），分类学处理有多少价值可能就有争议。当然，古植物学的材料是孤立的，这样的采集必须保存。

销毁大多数用于修订研究的植物标本，还是保存作为生态学凭证，这一问题是重要的，而这些资料的发表是有利的。分布表应当保存在标本室和博物馆，但是这样有用附件的发表很少被查询。一个新的修订或者生态学普查可能会再需要，而材料的选择却仍然是可接近的。无论如何，蜡叶标本材料都不再被接受作为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有效基础；进行修订研究的植物学家应该尽力从野生的居群中寻求新鲜材料以补充（如果不是代替的话）蜡叶标本的不足。

一种情况甚至是转移到一个全部的以文献为基础的分类系统，其中模式标本不再需要，但命名的优先权原则应保留。如果分类群被分开或被组合，结论仅以发表的描述为基础。这样一种变化将是激烈的，但同时我们将更加明确模式标本的可用性以反应接受经费不必花在上万份非模式标本的管理上。

如果植物分类学要发展，它必须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基础上运转。保存上千万份蜡叶标本，继续以巨大的代价积压它们，同时使用脱酸大纸板和脱酸迭纸而增加开销等等都是不合理的。最好是真正有价值的标本被保存并保护至将来。标本室不再以它容纳标本的规模来衡量，而代之以其研究的质量。

[Nature，1990年8 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