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将来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生存的时代是不安的时代？对于这一问题，人们也许可以立即反对说：不安不仅是一种古典的情感，而且还是一种远古的情感，人们在史前的黑暗时代寻求巫术，在古典时代寻求宗教，就是由于只有巫术和宗教也许能把人从不安中拯救出来。据此，人们大声说道：不安与人类生而俱来，而我上面的提问则是错误的。当然，由于人类意识到在其周围，特别是在其前方有许多未知的东西，不安在人类历史中始终存在。

但是我认为：我们生存的不安与过去的不安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在尼采意义的“上帝死了”以前，不安一般只与不属于时间的彼岸相关。因为，在有神论的世界观中，将来本身是天国的事情，处于人类的道德范围之外；从而，时间中的将来原本并不是不安的对象。当然，那时也有心理上的不安 · 但它可以通过救世论的保障最终予以排除。即作为人类精神状态的对明天的忧虑被基督本身否定了。因此，人们在笛卡尔和培根那里可以读到：将来应留在上帝手里，只是到了康德，人们才觉察到对于未来的人类或道德的义务。康德把永久和平确定为人类追求的对象。但尽管如此，甚至在康德那里，天国还是作为关于未来的主要代表而被思考的。因此，未来不是伦理学的事情，它应该由上帝决定。

在东亚的精神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精神状态。对于人们应如何翻译中国字“天”的问题，始终没有定论。例如，孟子就说过这样的话：天（自然或神）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为了未来，作为超验者的天选择一个“大人”作为其助手。这已表明 :未来或将来无论如何掌握在超验者的手中。在两千余年后的18世纪，一个属于佛道传统的日本诗人厩所，在他决定做一个诗人时说：“我的生命完全系于这一线。”厩所进一步解释道：作为其生活的道路的这一线不是别的，正是唯一的、不可见的道的可能现象形态之一。绝对的道引导着完全依赖于其现象形态之一的个人。这表明，即使在近现代人中，超验的道也被看作是其生命的原创者，即先验者规定着人的将来。

无论是在东方或者是在西方，只是到了19世纪末，这种精神状况才得以改变。正是在日本，辰井马场写道：天给每个人以人权，这就是人的自由原则。自由的决定规定着人的将来。人重新成为万物的中心。马场的书出版于1883年。这正是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出版的那一年。上帝在那里已被宣告死了，新普罗泰歌拉主义在道德哲学领域中流行。

2. 道德的趋向

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前两年，即1881年，尼采就在其手稿中写下了“上帝死了”的命题。完全偶然但令人感兴趣的是 :正是在这一年，第一台电动机车问世了。这是电子技术征服世界的象征。

对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第一台电动机车在编年史上的同一性，我很感兴趣。上帝之死和电子技术巨大力量的诞生出现于同一时代。从此，人类掌握了电子技术的巨大力量，他也就成了历史的主体。通过其以技术力量为基准的意志，人成了能决定未来的代表。由于决定历史的代表不再是仁慈的天命、作为理性的绝对精神和世俗的物质动力，而是用技术的新意志自由论武装起来的人类本身；因此，人们一定已预感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终结。

由此形成了道德模式完全现代化的趋向，这意味了什么呢？这表明：不安不再是被动的，而是变得主动了。这就是说 :未来的不安将是拥有百头巨怪或力量的主体的不安。从而，这涉及现代的实践三段论。在30年前，我就证明了这一三段论，利科在其《现代哲学》中把它作为我的成果作了引证。这里必须再次重复一下这一三段论。众所周知，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亚里斯多德向我们证明了关于明智的实践三段论的古典形式。

大前提 A被愿望。这一命题是不证自明的目的项。（我愿望A。）

小前提 1. A可由p、q、r和s实现。这一命题是可想象手段的列举项。

2. 现在，r是被选择的手段。这一命题是手段选择项。

结论   因此, 我做r。这一命题的行动的决定。

在个人行动的情况中，至今仍然可见到明智三段论的古典形式。但我认为，由于技术手段的革命性进步，当今实践逻辑的形式根本不同了。在技术关系中，我们先于目标发现了作为手段的强大力量。例如，我们有电、资本、原子能等等，却不知道应把它们用于什么，由此，我证明了技术关联中实践三段论的新图式。

大前提 P在此。这一命题是对不证自明的巨大力量的确定。

小前提 P能够实现a、b、c和d，这一命题是可能目的的列举。

现在，d的实现最有效和有最有利。这一命题是目的选择。

结论，因此，我做d。这一命题表示行动的决定。

在明智考虑的这种新结构中，小前提正与古典的形式相反 :它是对在确认不证自明可能性的大前提中，作为技术手段的巨大力量能实现的许多可能目的中的一个的选择项，从而，技术中人的行为目的实际上是我们所拥有的巨大力量的一种可能性。至此，伦理考虑的模式是必然的，因为大前提中的力量，是不证自明的明确的数据和力量可能性的列举，而选择项的提出则由理论必然性来实现。

如上所述，通过绝对的可靠性。我们从巨大力量的许多可能性中选择了一种可能性。但是，这里有一个从必然性到可能性的趋向。现在，历史的主体是能主宰这一巨大力量的人。因此，在道德问题范围内，有一个模式的定向转变。过去，可在现实存在式样的客观秩序中找到模式；现在，模式则逐渐与行动式样的主观力量相关，而且，可能性是最重要的模式。实际上，如果实现巨大力量的行动真的被实施的话，人们将不知道会出现哪一种可能性的世界。

在不久前的聚会中，麦考密克教授说了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他的关于“可能世界和伦理创造”的提问。通过逻辑考虑，他说道：“世界的可能主义概念，正像它的对手——世界的原子主义概念一样，并未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的生圈伦理学问题所需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考虑Z如果模以传统方式只与世界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存在样式相关的话，他就完全正确。但是，生圈伦理学，确切地说是世界伦理学，一方面，这种生圈伦理学本身必然与世界同一；并且反过来，世界本身也必然与道德同一。我知道，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的准备是极不充分的。但是，这种说法的意义在于：它至少阐述了模转向作为行动和意图道德的生存本体论之趋势。

众所周知，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由于作为小前提的选择项是一个“众多”的范围，即基本上是或然的；从而，或然性是亚里斯多德伦理学的最重要模式。这就是说，过去伦理学的本质性模式主要是或然性。

3. 可能性的伦理学

在古典伦理学中，可能性是主体的条件之一。例如，亚里斯多德明确地说：人的行动属于人的可能性。在此，他自然使用了这样一个词：“在能力之内，或者用希腊语说是力量，用德语说是可能性。”如我所说，在现代实践三段论的大前提中，作为说明伦理不证自明的事实是作为可能性的巨大技术力量。这样，可能性模式就成为作为存生的当下现实性。这里，人们已察觉了古典形而上学术语的元技术论悖论。与此相关，我也许能提及偶有性概念的语义学变换。过去，这是非本有的东西，但是被増添上的东西，它能丰富作为实体的主体。现在，它则是经常严重地伤害作为实主体的不期而至的东西。古希腊时代的女神泰齐，在这技术时代则变成了神通广大的女巫。

“在一个人役使他人去做好某事的意义上，权力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鲍德温对权力的理解是对的。这种权力也可以是信息。权力从而可能是一种不合逻辑的作业。我们在广告中熟悉这种情况。由此提醒就是道德建议的很重要因素。也许人们已能考虑作为祈使式的另一种模式，

4. 一切都可以变成火

在不久前的学术会议上，奥利维梯教授说 :史诗双关的、模棱的回响始终将把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导向存在和本体神学，同时它也这样对待空间，不：……这不是从观念上升到概念，而是超越观念——作为被观念化的个人——上升到不可观念化和不可命名化，

这对我是很重要的。我想起了赫拉克利图的话，一切都可以变成火；火可以变成一切，在我的不可观念化的入门中，这种火正是技术悖论的形态，作为力量能量化的悖论。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宙斯那里盗来了火；但正是由于这个火，他必须受到惩罚。在日本神话中，火神之母为人生下了火神；但正是由于这个火，她必须死。无论哪个神灵，谁只要为人类把火带到世界，就必然会受到永恒的惩罚。古典时代之后的知识驱逐了诸神，构造了一神论的世界体系。全知的最高神使其信徒中的精英如此有知识，以至于他们最终能从空气合成新的火，这是作为科学能量的电力，非神话化的火。发现这一非神话化火的基础是欧洲中世纪以来作为全能原创者的唯一神。根据这一新火提供者倒下的规律，至少在作为其使徒的精英的意识中，这唯一、全知的神已被认为是死了。众所周知，正当作为新火的电使火车在大地上跑得比马更快时，上帝被尼采宣告死了。

现在，人们发现了最新最强大的能源——原子能。根据新火发现者倒下的规律，这一新火的创立者也必然要死亡，现在，没有上帝的人必然没落。是的，人已经没落了。一般地说，作为人道的人类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超越他的环境，而动物则简单地适应它的环境。现在，人适应作为其环境的技术，以至于他本质上不再作为人而生存，而是以动物的形象活着。

在此，倒下是旧世界终结的象征。新火是新生活领域力量的象征。因此，这是明确的：我们将生活在新世界中，从而，在这一世界中，如果我们要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具有人形象的动物继续生活，就有必要超越作为技术关系的这一世界，为了超越技术世界，我们必须与形而上学一起，并在它之旁，构造元技术学。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构造生圈伦理学。

5. 劳动的变化

亚里斯多德说，在其实践三段论的古典形式中，大前提中的目的不证自明就是善。行动的0的是善。在古希腊，善实际上同时可以表示“好和幸运”。例如，当人们能用铁取代石块做锄头时，人们就能更容易和有效地耕作。这就是说，有了有效的工具，人们就能完善和幸运地生活。人的身体作为工具的能量，有特定的局限；为了克服这一局限，有效的工具就被发现了。这一发现是阶梯式的：开始人们用其全身力量劳动，用双腿和双臂在田地里劳动，然后只用双臂，并且逐渐地只要用双手，最后，只需要用手指操作控制板上的按钮。

肌肉的运动被缩减到最低程度，但其功效则相反，通过技术力量它极大地扩大了。在理论上，人们也许能用一个按钮毁灭整个世界。由此，劳动的意义改变了。

开始，劳动的意义在于养家活口。由于技术提高了劳动的效率，人们能生产出超出生活必需的越来越多的东西。人们能出卖剩余产品。这样，人们也就逐步仅从赢利的角度考虑劳动。人们企图以较小的支出获取尽可能多的赢利。这就形成现代经济的基本概念。

以前，劳动是生活目的。此后，金钱逐渐成了劳动的目的。用这种金钱人们企望购买幸福，由于人们认为幸福可以买卖，从而它就成了物质上的条件。这是技术思维方式的错误，实际上，幸福受心灵条件限制，它较少与金钱相关。

谁寻求幸福，谁就自动地成为金钱的俘虏。但是，这金钱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因此，在当今世界中浮动着压力和普遍的不满足。这就是火的“天谴”。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为了享受日常生活，火的地位占据了家庭原本团聚的位置。为了改善日常生活，人们已对自然之火不在意了。据说，这种火在西方是由普罗米修斯带来的，在东方则是由火种之母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由于诸神赠与的火被电所取代，诸神的自然之火就成了“恶”，并且要“报仇”。

1. 它使尼采意义上的上帝之死发生了；当时，正是电力得到普遍应用的时代。

2. 由于应用核电力，它的发现者，即人类必将偿付巨大牺牲。这包括广岛和切尔诺贝利事件。

3. 自然之火的“报仇”或者核电力的牺牲并不足够。如上所述，人类必须放弃幸福。为了避免火报仇的新神话，人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再能回复到多神论的宗教信仰，但人们至少能思考自然之火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道德地对待自然本身。作为生圈伦理学的伦理，必须严肃地对待人与自然之间同生共栖的可能性。

［《哲学和美学研究所学报》，第8卷（1990年）］